刘小枫：《司马迁是什么“家”》，《重启古典史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一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提到，清代中期的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经流于史”的观念，打破了儒家正典的六艺和孔孟典籍在“达道”之路上的垄断局面。在这篇文章中，刘小枫先生似乎提出了和章学诚截然相反的命题：《史记》亦经。
《史记》的地位源于它的创作者司马迁的地位。如果司马迁是一个像圣人孔子那样“删定诗书”、“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般“删定史籍”、“以史立法”的大立法者，那么他同样就是一个“有王心”的“素王”了，进而，《史记》也就不是一般人立言的史文，而是大立法者制定的“经”了。
在王朝政治的语境下，继圣人绝学、赓续道统成了一件大事。对儒家道统的传承有哪些方式呢？通常而言，人们把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阳明看做儒家道统代言人，或者再加上董仲舒和韩愈。除了孔子之外，这些思想家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着力去直接探究义理和天道。孔子除了留下直接探究义理的语录体《论语》，他的主要工作还是删定《诗》《书》，作《春秋》等；删定《诗》、《书》实际上是进行“规范文本”（立法者订立的“宪法”）的创制，而作《春秋》则是制作历史、褒贬前人、形成矩范。
现在的问题是：孔子因删《诗》《书》、作《春秋》而成为圣人，成为“素王”和大立法者，同样“绍法《春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的司马迁是否也是具有“王心”的“大立法者”呢、是否也是儒家道统的代言人呢？
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定位，不仅关系到儒家道统代言人有哪几个的问题，还关系到儒家道统包含着哪些开显路径，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更重要的，关系到我们可以从哪些领域去把握王朝政治的主流意识形态。具体说来，我们常常从“经”的角度去理解王朝政治的主流意识状况，如果《史记》等文献也是“经”的话，借助于中国如此丰富的史籍，我们的理解视域会宽广很多。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到我们如何去研究古代中国历史，“《史记》亦经”的说法或许包含着一种特别的历史研究方法论。
二
要确定司马迁的地位，首先得从孔子开始。
司马迁和孔子的行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
“孔子作《春秋》乃赓续《诗》、《书》，‘《诗》亡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书》亡而入于《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司马迁绍法《春秋》，而删润典谟，以入传纪’（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页297）
在这里，孔子作《春秋》和司马迁删典入传的行为，都是规整典籍的行为，而且，在行为上有内在一致性：司马迁绍法孔子的《春秋》方法。然而，规整典籍的行为是否就是确立矩范的立法行为呢？
我们只要确定了孔子行为的性质，司马迁行为的性质就随之可以确定了。
“孔子是否‘删《诗》’，与孔子是否作《十翼》、《春秋》、《书序》等问题连在一起，涉及对孔子的历史形象的认证：孔子究竟是素王、还是整理故旧的学究老儒？（页300）”
这个问题的直接答案是：
“（经删定《诗》、《书》）孔子确乎不再像个‘失意知识分子’，而是‘制一王之法以俟后圣’的立法者，以致被尊为‘素王’”。（页301）
孔子的身份确定了，司马迁的地位也随之可以确定：
“司马迁删述史籍的笔法，当从孔子‘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来理解。既然司马迁立志效法孔子，‘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就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以三统论和五德说的模式论载历史。如果仅仅把《史记》当现代意义上的史书来读，无异于掩埋《史记》笔法所寓‘立法’之心——国朝史学一方面费力挖掘地下竹简，一方面辛勤掩埋地上世传古书的‘良苦用心’。”（页305）
既然司马迁是继孔子立一王之法的又一次立法之举，那么他本人也就是王朝政治下的大立法者了，是和孔子一样的“素王”了。
三
确定了司马迁的大立法者地位后，我们对于他所做的《史记》之性质也基本能做一个判定了。
如果说章学诚等人主张“六经皆史”，力主化经为史、撤销“经”所具有的定制矩范、素王立法的品格的话，刘小枫先生反其道而行之，力主“《史记》亦经”，并对章学诚等人严厉斥责：
“孔子删述六艺，把习传的史书变成具有政教法权的经，与此背道而驰的是，现代实证史学要么跟随章学诚，要么跟随胡适，将经学还原为史学，‘经’要么成了上古史料，要么真的成了‘断乱朝报’，删述六艺‘当一王之法’的精神从此失踪。”（页305）
在刘小枫先生眼里，化经为史的做法会导致对王朝政治史学的严重误解，致使我们错失于王朝史学树立矩范、为后王立法的精神实质。
除了实证主义史观会造成误会外，现代主义下的各种其他史观也会遮蔽我们对王朝史学精神实质的把握。刘小枫先生对现代史学观加之于王朝史学上的谬误，情感激越地连连发出质问：
“司马迁既然效法孔子式的‘先哲王（素王）’，当堪称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大家。
这就怪了——怎么没见当今思想史大家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到司马迁？大师的眼睛会不会被某种现代的‘主义’史学搞迷糊了？就像其师萨拜因的眼睛看不见修昔底德在雅典民主时代‘作’《战争志》，赓续荷马的特洛伊战争史，同样意在‘立法’，而非‘立言’，因而是政治思想家？”（页305）
接着，刘小枫先生一声长叹：
“仅仅才过一百年，我们连自家的学术常识也抛弃了。”（页306）
萧公权先生确实按着现代主义下的某种史学路子在行走，他不仅仅没有把司马迁当做立法的素王或政治思想家，甚至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大著中还把儒家一贯持守的以“文野之别”为精神实质的“华夷之辨”篡改成了以民族身份为标尺的“汉民族主义”历史观——或许，他著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关怀儒家道统本身，而是为了应和国家现代化和抗日战争之时需。相反，先生提到到的雅典史家修昔底德，倒是被列奥•施特劳斯纳入他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去了，而且，还放在了起首的第一篇位置上，在大思想家柏拉图之前。
最后，我们看看刘小枫先生为《史记》所做的定位：
“《史记》并非一般所谓史书，而是素王书。
司马迁自谓作《史记》乃‘绍法《春秋》’，既然孔子《春秋》‘续《诗》’，《史记》渊源当回溯为《春秋》-《诗》。后世的某些大史家（如章学诚）不理会司马迁意图，偏说司马迁是要续订国史，以‘《书》亡而入于《春秋》’的说法抛弃了孟子的‘《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构造出了《史记》-《春秋》-《尚书》的三段论式史学史回溯说。如今，章氏的说法发展成了这样的现代史学理论：尚书的‘以史为鉴’经孔子的‘以史为法’到司马迁成了‘以史立言’。如此史学史，无异于说司马迁放弃了‘以史立法’的孔子笔法。”（页303）
把《春秋》的源头追溯到《诗》，还是追溯到《书》，直接关系到《春秋》是在“立法”还是仅仅在“立言”。这里涉及到一个刘小枫先生论述的前提：“诗”教是古典政治或王朝政治的“立法”之教，它具有一种法政权力的效力。如果把源头追溯到《诗》，那么《春秋》和《史记》则是具有法政权力效力的圣王大法、是王朝政治的政纲；如果追溯到《尚书》，就像章学诚那样，那么《春秋》和《史记》仅仅只是学者个人的所立“一家之言”和“私见”、全然不具王朝政纲的法权效力。
刘小枫先生斩钉截铁地认定《史记》是“素王书”，那么，我们顺着先生的思路，自然而然就推论出“《史记》亦经”的结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