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哈耶克所构想的制度下，人们可以真正地承当起亚洲价值，按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传统来生活。这样的社会的开放性，比很多亚洲价值或亚洲发展的鼓吹者所意识的，来得更重要。

下面的说法起码是有一些道理的：很多人表面上是在捍卫"自由企业"，实际上不过是在捍卫特权，而鼓吹政府行动的人实际上不过是抵制公民的基本权利。--Friedrich A. Hayek，《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哈耶克是一位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令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是他关于商业周期的理论，及与凯恩斯的争论，而他发出的西方文明受到现代社会主义的威胁的警告虽然是有争议的，却令他在思想学术界广受关注（如果不是臭名昭著的话）。

他在1930年代的经济学著述，主要目标是揭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与矛盾。他的引起争议的《通往奴役之路》于1944年出版，这本书连同The Socialists of All Parties，旨在扭转他认为轻易地受了中央计划经济诱惑的西方决策者们的思想观念。

他1960年出版的鸿篇巨制《自由宪章》连同The Unknown Civilization Growing in America，旨在系统地构建及捍卫古典自由主义的原则，他将之理解为过去数百年间欧洲文明进步过程中演进出来的政治哲学。

哈耶克很少踏足过亚洲，虽然曾到访过日本，并为自己的著作得到翻译和探讨而高兴；他也从来没有就亚洲写过什么实质性的东西。在《法、立法与自由》中，他顺便提及过孔子，但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他熟悉任何亚洲思想家或亚洲哲学。

说到这些，并不是想批评哈耶克，不过对于一位知名的、高产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后殖民时代，对于这个在二战后经历着深刻变革、并且广受欧洲政治辩论和政策关注的大陆，却几乎没有什么意见，总是有点异乎寻常。

生命苦短、时光易逝，哈耶克当然有自己的事要做。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哈耶克对亚洲是否有所建言？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提出这个问题就有点无聊、愚昧。就说亚洲一词，当我们说"亚洲"，这个从伊斯坦布尔到日本的幅员辽阔的地区，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非得要一个哲学家必须就亚洲写点什么，或者，非得访问某个地方，仅仅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们也在学习他的著作？毕竟，牛顿定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边都管用，那么，经济的规律是否也是如此？

这些观察尽管不证自明，但问题仍然值得探讨，部分是因为哈耶克对亚洲关注极少毕竟有点古怪，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人抓住哈耶克只关注欧洲这一点大做文章，以此来否定他的思想适用于西方以外的世界，或别处的人们不应该去理睬他。

要让人们相信这一点总是很难的：倾听一下西方专家就如何实现亚洲社会的"现代化"而给其统治者们的建议，对我们是利大于弊。这一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对那些根本就对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环境懵然无知的人的建议保持怀疑态度，应该是明智的吧。

但是哈耶克仍然能令我们有所收获。任何人，如果对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感兴趣的人，都能从他的思想中获得很多启发。

我想到的哈耶克能够提供给亚洲的第一个值得我们记取的启示就是，自由权利和繁荣都是自由市场的产物。

作为社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判者，哈耶克首要的贡献就在于，他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虽然发源于西方，但最后却将是所有社会都要走的道路。毫无疑问，这种观点是重要的，不过有很多经济学家都鼓吹这种观点，所以我们不能将之特别归功于哈耶克。

在此方面如果说他有值得关注的地方的话，那是因为他为其提供了更深刻、更精致的解释，使我们对任何简单化的答案保持警觉，不管它们出自社会计划者，还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鼓吹者。

确实，从其成为经济学家之初，哈耶克就指出，古典传统的思想家错就错在"听任人们对他们的这一印象流行：即自由放任就是他们终极的和唯一的结论"。他坚持，"矫正此一缺陷就是后来人的主要职责所在。"（Hayek 1933， 134）

在1947年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第一届会议的讨论会上发表的论文中，他尖锐地指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下面这犹太公式是错误的：只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就能解决我们的问题的公式。它们并不足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含义是暧昧的。"(Hayek 1948a， 113).

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哈耶克告诉了我们什么。问题仍然摆在那里，哈耶克到底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在系统地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似乎首先得弄清现代亚洲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及最关切的问题。似乎有两大难题：如何实现物质繁荣，及与此同时又能维持足够的政治稳定性。

很多亚洲国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如果不牺牲其文化、传统、价值及生活方式，就很难获得经济上的进步。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如果现代化就意味着按西方的样子重构自己的社会，代价未免就太高了。

对这些担心及关切，哈耶克并没有给出一个彻底的解决方案，也没有提出某种改革蓝图，更没有列出该干什么和不该干什么的清单。他所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洞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准备恰当地回应现代社会，当然也包括现代亚洲社会的难题，我们应怎样面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哈耶克的世界观的关键就在于他深信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个人基本上是无知的，也不可能塑造或控制他们所处的环境，当然也就不应确信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

乍看之下，这一观点卑之无甚高论，然而贯穿于哈耶克所有研究中的着力点，正是发掘此一论断的丰富涵义。就此而言，他所精心阐述的，与其说是关于人类易错性（fallibility）的理论（自然这是他的理论的构成部分），不如说是揭示了人类知识的本质，及我们获得和利用知识的过程。

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

哈耶克首次系统阐述此一构成他的社会哲学基石的理论，是在论文《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1948b）。在这里，他提出一个问题：当我们努力建构某种理性的经济秩序的时候，我们所欲解决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他评论说，我们大多数人会这样回答此一问题：如果我们拥有了所有相关信息，如果我们能够从某种给定的参数系统出发，如果我们充分地掌握了可以利用的知识，那么，问题大体上也就解决了。然而哈耶克指出，麻烦就在于，上面所描述的问题，却并不是社会所面临的经济问题。

哈耶克坚持说，如此描述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真问题，因为我们应据以决定如何配置物品或资源的"信息资料"，"关于整个社会的这些信息永远都不可能为某一个体的心智所掌握，某一个体的心智不可能完全理解其含义，此种情况根本就是不可能的。"(Hayek 1948b， 77)他接着说：

某种理性的经济秩序问题的特殊性质完全受制于下属事实：我们必须加以运用的关于状况的知识绝不会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态存在，相反，总是以高度分散的形态存在的，不完整的并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知识，掌握在分立的个人手中(77)。

在社会中我们所掌握的一些知识毫无疑问是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出现的，面对这些知识，我们一般总是设想，"精心选择出来的专家群体，一定能最正确地支配最可资利用的知识"，然而，哈耶克却解释说，"科学知识并不是知识的全部。"实际上，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是"未经组织加工的知识"--即"关于具体时间和地点的个别的知识"。这种知识并非专家所能独揽，而是很多人的财产。

如果考虑到这种形态的知识，那么，"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他人所不具备的某些优势，因为他掌握着某些独一无二的信息，惟有他本人根据这些信息作出决策，或在他的积极协作下作出决策，这些信息才能发挥其价值。"

社会中最重要的知识并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实际的、本土性知识（practical， local knowledge）--关于人的知识，关于地方环境的知识，关于个别状况的知识。"(80).

至此，事情就很明显了，诚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我们不管干什么工作，在完成了"理论上的"培训后，还得学习很多东西，而我们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学习具体的技巧上。

我们只要考虑到这些，就足以意识到，我们绝大部分有用的知识都是在自己的实践中获得的。显然我们的多数知识都是稍纵即逝的--这种知识不可能以任何成型的形态呈报给任何权威当局。

那些靠为别人的空载轮船配货的货运掮客，或者那些全部知识都是关于稍纵即逝的机会之信息的房地产代理商，或者是那些从各地商品的价差中谋利的投机客，所有这些人，都必须依据其对于变动不居的环境的专门知识才能很好地生存，而这些专门知识是外人无从了解的。

哈耶克所强调的问题的意义并不是自明的。哈耶克对知识的本质之论断的意义在于，它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从而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中何种制度是可欲的和可行的。

从中我们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就是：那些社会计划者欲用特定的蓝图塑造或改造我们的社会，但他们的努力最后的结局必然是有限的。因为现实是，绝大部分社会生活，存在于计划者和设计者们的视野之外。

经济计划者，如果真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他最后总是必须找到某种途径，听任大量的决策由"处于现场的人"作出。这就是哈耶克作为经济学家明白无误地揭示出的真理。

体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核心思想就是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其经济的生产与分配不依赖市场及市场决定的货币价格--注定了必然失败。因为社会主义无法正确地利用绝大多数经济协调所必不可少的知识。

不过，我们还可以从中得到更重要的启示，由此我们当更能明白为什么说哈耶克向我们展示了许多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知识具有分散的、零碎的、局部的、和实践的性质，在哈耶克看来，不仅我们关于机遇、资源或可能性的知识具有这种性质，几乎我们所拥有的所有知识都具有这种性质。我们对于彼此之了解的知识、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关于信仰的知识，甚至关于我们本人的处境的知识，都具有如此性质。

哈耶克所针对的是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及思考社会的模式--这种思维模式都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不会变化的，其偏好是确定的，一切经济问题只在于去弄清经济活动主体到底需要什么。

在现实中，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也意味着人关于本人的知识和理解也是受局限的，个人并不拥有关于他们自己的充分的知识，也并不完全明了自己的欲望和偏好。人们持续不断地努力，不仅是为了获取所欲求的东西，也是为了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他们只能从努力地满足自己的过程中才能知晓他们的欲望，而必须在具体的环境中满足自己，不同的环境使不同的人了解到，什么对自己是好的、可欲的或值得努力一试的，对此得出不同的看法。

哈耶克最出名的，是他对自由市场的捍卫。当然，在很多著作中，他都把市场的力量及其创造财富的能力联系起来。然而哈耶克强调自由市场，最重要的理由并不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而是我们所说的人的发展。

自由市场--或者更进一步说自由社会--之所以重要，并不因为它能带来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是因为它允许人们去追寻自己的价值。哈耶克指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此一过程所发现的不仅是如何最有效率地生产物品，更是要发现何种物品究竟是可欲的。

哈耶克坚持说，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其社会制度不仅承认经济生产不能受社会计划者的指挥，社会的价值更不能由中央进行计划。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解决这一问题：到底什么目标值得所有人努力去奋斗。

自由经济制度与自由文明

那么，所有这些对现代亚洲社会有用吗、能引起亚洲人的兴致吗？毕竟，按照他们自己的政治领导人和很多西方顾问的说法，他们真正需要的只是经济发展而已。

有些人会觉得，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尔博士开出的灵丹妙药，他们认为把市场刺激与注重实效的干预巧妙地结合起来，效果会更好。但他们对经济发展作为目标却没有任何疑义，这确实是一个可欲的目标。那么，哈耶克的观念在此有什么用处吗？

哈耶克的思想对我们思考与此一问题相关的各个层面都很有助益。如果用哈耶克的理念来观察，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我们不应将我们的关注点仅限于考虑建立经济制度或实现经济目标，即使这些都确实很重要。

哈耶克一直告诉我们，经济学从根本上说什么都不是。"我们不过是借经济上的思考来调节和适应我们不同的目标，但归根到底，它们本身却都不是单纯经济所能解决的问题。"(Hayek [1960] 1976， 35).

一个看起来不证自明的观点，又一次引出了一个实质性问题。哈耶克的终极目的并不是捍卫市场或某种经济制度，而是要捍卫自由。这里有两个问题：什么样的自由？为什么要捍卫它？

对于第一个问题，哈耶克在《自由宪章》中已经阐明，他认为把自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学术领域是错误的，尽管保障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

人们对抽象思想进行有意识的处理，一旦展开，这种思想就多少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生命，然而，倘若不面对人们按新的方式行动、尝试新的行事方法、为适应变革而改变整个文明的结构的能力所带来的持续的挑战，那这种思想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32)

而且，自由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行为是否高尚或高雅。"行为的自由，哪怕是干很卑微的行为的自由，也跟思想自由一样重要。"(32)

至于为什么自由很重要，哈耶克的回答是，自由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自由更有利于创造繁荣，尽管他毫无疑问会同意这一点，根本的原因在于，如果人类文明要想维持，自由就是最基本的条件。

在哈耶克看来，文明并不是市场或经济上的成就所创造的某种东西，唯有人类能够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追求自己的目标，不管是一起行动还是各干各的，唯有如此，文明才能存在。文明与进步密切相关，但这里所谓的进步并不仅指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而是指（稍微有点含糊地）人的发展。

文明也与人类理性和创造能力的发展有关。然而，文明并不是某种终极状态，也不是某个我们为之奋斗并且能够达到的目标。文明是某种环境，在其中，人类行动、斗争、适应不断变化的具体环境，学习如何解决变化带来的问题。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状态。

哈耶克告诉我们，"文明就是进步，进步就是文明" ([1960] 1976， 39)，而这种进步并不是走向某个预先确定的终极状态，"进步就是为了变化而变化"（Progress is movement for movement's sake(41).）

在哈耶克看来，把文明的进步看作是我们将获得的某种前景，这种想法是荒唐的。文明只是某种环境，在其中，我们努力奋斗以适应新的情形，而构成这种环境的一切，都受或多或少不可预知的变化之制约。我们的愿望和目标只能以这种变化为条件，从这一意义上看，欲望和目标也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在所有这些环境条件中，哈耶克唯一反对的就是试图控制这种适应过程，或是指挥人们迈向某个具体的目标，这么做，必然可能破坏人们做下面的事情的能力，即适应他们存在于其中的环境，运用他们自己掌握的知识去追求各自不同的目标。

当然事实上，人类并没有始终一贯地如此行动，因为他们一直在试图把他们组织起来去追求某个一致的目标。

组织是重要且必要的手段，但是人们有时却由于试图创造某种"排外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垄断性的组织"而陷入哈耶克所指出的麻烦之中，这种组织常常限制他人自行寻找更好的办法。([1960] 1976， 37)

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人们试图大规模地掌控社会，指挥社会只能追求某个给定的目标，甚至为此不惜对人进行改造。哈耶克指出，人类有时也能认识到这种做法的荒唐之处，也愿意放弃这种控制社会过程的狂热冲动。然而他也悲观地注意到，人们有时又宁愿相信，他们能够控制社会的发展，而这么干"总是不断地被证明必将碰壁，并把人类抛入野蛮状态。"(Hayek 1952，163)社会哲学家的职责就是要揭示这种后果，并努力逆转或者至少是推迟这种愚蠢行径。

哈耶克是坚定的反乌托邦思想家。他所展示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灿烂的未来状态，而只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存有奢望。他的古典自由主义哲学阐述了某种经济和政治理论，这些理论所描述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而是揭示了维持某种很平凡的事情即安全可靠的日常生活得以持续的必要条件。

哈耶克对亚洲的启示

哈耶克从来没有想到要把他的思想应用于亚洲，尽管如此，哈耶克的思想仍能给现代亚洲社会很多启示。尽管他所关注的是欧洲，不过他却首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他的政治理论中所阐述的自由主义社会秩序的概念，是关于"大社会"--即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的概念，它并不受国界的限制。哈耶克的学术关怀与提出的方略绝没有文化的界限。

哈耶克社会思想的核心观念不仅是有意义的，对于很多现代社会也应该是中肯的（尽管未必合其统治者的胃口）。他的观点就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不是由精英所塑造或设计的，这样的社会中的社会生活应该是本土的知识的产物，此处的知识不仅包括关于技术技巧和机遇的知识，也包括习俗、价值。

哈耶克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是：一个良好的社会不应该禁止人们对于事物的本土化的理解，相反，应该给予它足够的空间，使得普通人能借以适应他们的具体环境。精英分子所钟爱的福音观念（Synoptic vision）潜伏着较大的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已经被证明对发展中国家有害无益，那就是主持现代化的人的狂妄及其方案：建立全国性农业组织、工业组织甚至（最近以来兴起的）文化组织的计划。

尤其是在20世纪，人们已经从数不胜数的方案--从中国的大跃进，到坦桑尼亚的的强制性ujamaa农庄--中蒙受了巨大的痛苦，某些情况下甚至给成百上千万人带来了死亡。

哈耶克解释了过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冒险，他们为什么威胁到了文明，并解释了如果要避免有人再次要搞这样的乌托邦，我们得用什么来塑造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

哈耶克关于现代国家领导的发展的危险性的论述，James Scott已经作过很全面的探讨。在Seeing Like a State中，Scott分析了无数大规模权威主义社会经济计划失败的例子，并得出结论：他们之所以失败，皆因为计划者的视野并不足以理解存在于地方性社区中的复杂的互相依赖性，因而也就无法把握使这些社会维持运转的复杂的关联体系。

计划者总是假定，科学知识--即可以synoptic view加以利用的稳固的、统计得来的知识，将为看起来是如此紊乱、缺乏组织、和效率低下的地方生活带来秩序（和繁荣）。然而，计划者离这些社区的成员是如此遥远，他对生活在这些现行社区的人们的目标是一无所知，计划只能使社区陷入混乱。

通过全国发展计划给人们带来秩序的企图，最终却只能使那些承担其后果的人的生活更糟糕。土著居民被迫迁移走，好为森林工业让路，农民被迫为大型农场让路，村民被迫在农村发展的名义下重新安置，这些就是社会发展计划的后果。

即使这种社会计划没有导致像大跃进那样的悲惨后果，其好处也是值得怀疑的。比如从殖民地时代起，种植业就明显地偏爱小农生产，因为绝大多数农作物（除了甘蔗）生产中，小农经济都比大企业更有竞争力。

小生产者由于固定投资较少，可以使用家庭劳动力，因而一直能以低于国营或大型私营企业的价格出售产品。由于这些因素，马来亚一直支持橡胶大农场就并没有什么好处。而为了维持效益低下的大农场，小农生产却受到了限制。从中受益的则是殖民者和远在首都的投资者。

而实行这种政策的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维持大农场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便于监控和征税。大生产者当然更容易成为征税对象，而小生产者今天来了，明天走了，他们的土地占有情况、生产和利润状况，国家很难掌握。(Scott 1998， 189)

马来亚这种政策的后果，不仅降低了产量，也彻底毁了很多小生产者的生计，国家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独特的知识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小生产者眼看着自己的收入化为乌有，获益者则是政府及其所中意的人。

哈耶克的思想，不仅解释了为什么这类社会组织必然要降低生产率，也解释了这类组织对社会和普遍地对所有人都是糟糕的。使这些计划成为社会规范的各类社会组织，维护了政权的特权，使政权无从了解普通民众的生活状况。

计划者拒绝这种哈耶克的批评的理由常常是，哈耶克的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保守的世界观，是西方的保守观念，尽管哈耶克本人明确表示自己并非保守主义者。

这些人认为，哈耶克没有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及其一切社会成员，如果要想享受某种繁荣生活，就必须奋起直追。发展计划、或更广泛的说现代化过程，可能会把某些不受欢迎的变革强加于人，但这是必要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也许觉得马来西亚的Orang Asli的生活很浪漫，并觉得强迫他们进入更广阔的世界是个错误，然而保守的态度并不能帮助他们生活得更健康长寿一些。

不过，如果以为哈耶克的心态是保守的、是抵制变革的，那可就错了，并不仅仅因为哈耶克本人曾明确声明自己不是保守主义者［1］，更因为，哈耶克社会理论的所论证的，其实恰恰是使社会能够变革是多么的重要。

哈耶克反对中央计划及庞大的国家领导的发展计划，并不是因为这些计划促进了变革，而是因为这些计划最终妨碍了变革。对变革的需求反应最迟钝的，其实恰恰是缺乏具体情境之知识的中央计划者所创建的庞大的、刚性的结构。

而在自由社会中，地方的参与者与社区能够不断地进行变革以适应总在变化的环境。随着时间推移和变革范围扩大，这些小变革的效果累积起来，就足可以带来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

这种社会变革既没有人去刻意赞美，也不会引起恐慌。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如果大规模的变革是自下而上地发展起来的，那么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就可以有机会调整自己，使自己的生活免受影响，或者能够有所改善。

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的观点直截了当。能最好地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必须有利于法治，有利于限制所有组织，尤其是能够限制政府用专断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塑造社会。

对哈耶克及其他鼓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士的另一个批评意见则说，他们的观点预设了亚洲社会必须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的政治模式（及经济发展模式），而西方资本主义并不适合截然不同的东方社会。

确实，如果本土知识和传统是如此重要，那么，亚洲社会真的应该寻找自己的道路，培育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这种看法不仅挂在亚洲的很多领导人嘴边，比如马哈蒂尔、李光耀，John Gray (1999)之类的哲学家也持此一观点。

这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辩护人声称要捍卫亚洲价值或者是亚洲社会发展自己的模式的权利，然而，他们在实际中却一点也不重视本土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口头上说要忠于地区文化传统等等，然而事实上他们却完全是西方的傲慢的现代主义者（high-modernists），在亚洲价值的名义下是权威主义的控制。

如果真的尊重这些价值，那就最好承认，价值是多样的，也是本土性的。亚洲人拥有不同的文化信仰和传统，而且尊重这些价值传统，就必须维持这样一种政权，在这种政权下，集团内部的彼此冲突、不同的意见都应该能得到表达，唯有如此，分歧才能得到充分的考虑，人们为适应变化的环境，则必然达成妥协、作出变革。

实际上，被看作是亚洲价值的东西，绝不可能是宣示一套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感情，也绝不是领导人为了压制异议者及批评者而可以随意调用的社会控制利器。

其实，在哈耶克所构想的制度下，人们可以真正地承当起亚洲价值。这种社会制度支持亚洲人运用他们自己的知识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按他们自己所理解的传统来生活。事实上，如果说哈耶克对我们有所教诲，这样的社会开放性，比很多亚洲价值或亚洲发展的鼓吹者所意识的，来得更重要。

结语

我并不想夸大哈耶克对亚洲的意义，哈耶克毕竟是个欧洲哲学家。但是哈耶克作为欧洲人，激烈地批评他所生活的世纪在欧洲占主流的观念：社会主义观念和国家充当全民计划者的观念。他也批评那种把理论知识看作是最重要的知识形态的科学观。

如果说哈耶克对亚洲社会有什么重要意义的话，那就是，他们不应该过于轻易地就受西方的诱惑--当然这不包括已经被证明有利于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西方观念。来源: 铅笔经济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