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人口与发展》2012年第1期)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重构家庭等社会制度并重塑人们家庭生活的一个主要推手。这无疑是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中任何国家都无法控制且别无选择的一个事实。尽管全球化对家庭制度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然而不断浮出水面并进入人们眼底和学术视野的则更多是家庭面临的各种社会风险、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等挑战。由于离婚率的节节攀升以及家庭遭遇的其他困扰，有关家庭危机的惊呼在全球各地亦此起彼伏。
在时代的巨变中，作为家庭制度具体表现的家庭结构、功能和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在中国城乡也概莫能外。在对农村家庭的困境做出判断之前，我们首先对家庭这个概念略加辨析。在中国，人们常常将家（family）和户(household)混用，而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既包括家，也囊括户。前者是以血缘和姻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基本生活单位；后者则是一个行政管理的概念，更直白地讲是指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人们。30年多年前开启的改革开放及随之伴生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大规模人口流动等社会经济发展深刻改写了乡村家户的性质和乡村居民的家庭生活。其影响范围之大、程度之深可谓史无前例。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家庭日益小型化了。与改革并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致使乡村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加上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年轻人婚后倾向于独立居住等诸多因素，加上单亲、空巢、缺损及隔代家庭不断增多，乡村家庭户的规模一直在缩小。这在1982、1990和2000年进行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就得到了反映，全国家庭户的规模分别为4.30、3.97和3.44人。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不仅如此，家庭结构也日益简单化了。核心家庭、夫妻家庭与单亲家庭的数量及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户重新确立为基本的生产和经济决策单位，从而带来了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回归。集体解体之后，人民公社体制下原先由大队和生产队集体承担的许多家庭功能，尤其是从摇篮到墓地的各种福利待遇随之消解。国家虽经由村一级继续为农户提供一些家庭成员捆绑式的资源和福利，但直到今天，保障乡村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阀尚未有效地建立和健全起来。除了自然和市场风险而外，“原子化”了的农家还面临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各种社会压力。许多农村居民仍被看不起病,上不起学,养不起老等民生之痛所困。
像加入全球重构行列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伴随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体系，农家和农户的蜕变也加速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毕竟是一种糊口型的温饱经济。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09年农村居民家庭的总收入为7115.6元，总支出为6333.9元，其中现金收入为6270.2元，现金支出为5694.8元，两者仅相差575元，收支几乎相抵。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多数农户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假如遭遇不测便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
外出打工于是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小农户的一个主要应对策略。在改革之初，乡村居民仅是“离土不离乡”在农业之外另谋生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中青年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大规模流入城镇打工经商。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人数的62.3%。
家庭的凝聚力和稳定性因家庭成员长期“天各一方”而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尽管举家外迁或结伴同行的夫妻越来越多，但流动大军中的已婚青壮年男性主要还是只身外出，而将自己的配偶、父母和子女留在农村。天长日久的分离势必造成家庭纽带松弛，夫妻和亲子感情淡漠。“民工潮”还催生了大量残缺不全的“空巢家庭”、隔代家庭、离异家庭及单亲家庭等,农村家庭的许多功能因而大为弱化。长期在外打工的流动者既难于承担留守子女的抚养教育功能，又难以担当起留守老人的赡养功能。
随着经济理性在家庭私领域的渗透，家庭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理想已渐行渐远。人类学家阎云翔基于他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研究揭示，市场化进程促使村里的年轻人发展出一种不平衡的个人主义，即权利与义务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他们往往在婚嫁时竭力争取多分割家庭财产，但同时又不愿承担养老的责任，从而造成了代际关系紧张、孝道衰落和养老困境等诸多问题。这些现象已为在乡村各地进行的大量田野研究所证实。伴随代际之间的权力关系由老一辈转向年轻一代,敬老养老的传统美德在许多乡村社区被弃如敝屣。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老人虽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供养，但粮食、燃柴、蔬菜等基本上是按人口分配的。但集体瓦解之后，农村养老完全变为了家庭的责任。多数老人既缺乏个人储蓄，又未能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经济上不得不依赖子女。代际间的利益博弈使乡村养老困境越来越明显。
在现今的打工时代，乡村本土文化秩序受到了全球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双重冲击。伴随乡村文化的败落，农村居民个人自主和自由权利增长同时，许多地方人们的家庭责任感和道德却丧失了。在整个国家价值迷茫的背景之下，有关家庭的伦理价值也陡然失落。家庭不再只是互利、互惠、合作性的场所，亲密关系遮蔽下的各种问题、矛盾和冲突都纷纷显露出来了。代际冲突，亲子纷争和夫妻矛盾等日渐凸显。不断攀升的离婚率和举世无双的乡村自杀率，都可以说是各种没有硝烟的“家庭战争”的最好例证。婚姻家庭领域各种公开与隐蔽的、新的与旧的问题糅杂在一起。早婚、包办和买卖婚姻在某些地方依旧盛行，诸如包二奶这类事实上的重婚也层出不穷。
家庭原本就是一个由不同个性、旨趣、偏好、期望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单位。然而在过去几十年，农户一直是国家发展实施的场所之一。土地、宅基地、农资、信贷等均通过农户来分配和落实，缺乏对户内性别和年龄动态的关照。国家的一些入户项目也总是瞄准男性户主，并希望通过后者涓滴而下惠及家中每个成员。然而，有关户内营养、保健、家务分担以及消费和支出等方面的种种证据都表明，通过男性户主“渗漏”下去的发展益处未必能惠及家中每个成员。须知，乡村世界物质利益的分配往往是按“差序格局”进行的，在资源和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分配就有可能向男性和男孩倾斜。农村户内资源、劳动、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向来是严重性别失衡的，妇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例如，乡村社区经久未变的不平等之一便是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妇女还同时包揽了做饭、洗衣、洗衣、拾柴、带孩子、收拾屋子等大量无偿而繁重的再生产劳动。“无影子”的家务劳动还因其私人性被严重贬低。家务劳动的不公平分配成为家庭内部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根源。
凡此种种皆表明，人们梦寐以求的家庭和睦团结，国家不遗余力倡导的家庭和谐稳定，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企及。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可追溯到正规和非正规制度的“滞后”和缺位上。经历了30年举世瞩目的“奇迹”般发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已居世界第二，并且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之说也不绝于耳。然而时至今日，一家一户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仍顽强地存续下来并占据了主导地位。从1978到2008年，农户由1.73亿增加为2.57亿个。另据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农村常住户有2.21亿个，常住人口为7.46亿人。在现行制度框架之下，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经营方式恐怕在未来几十年都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被全球化裹挟的我国乡村居民也还将源源不断转移出来。
透过上述一切，我们不难发现，促进乡村家庭的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迫切性和正当性。农村家庭依旧承担着生产、生育、消费、抚养与赡养、教育与社会化、情感交流以及休息与娱乐等诸多功能，其重要性无疑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难以取代的。庞大的乡村家庭的和谐和稳定也关乎中国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如何保护和重建农村家庭遂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
环顾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分支一直备受关注。家庭政策既包含狭义的直接针对家庭的家庭法和家庭福利措施等，又涵括广义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家庭的各项公共政策，如社会保障政策、医疗保健政策、劳动政策、住房政策以及人口政策等。参阅西方政策和我国乡村现实，狭义和广义的家庭政策组合都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其主要领域应包括：1.完善结婚、离婚、生养和收养孩子等方面的政策；2.促进流动和留守者的就业，并为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提供经济支持以满足其基本的生存和生活需求；3.儿童抚养和子女教育；4.男女平等政策，以促进妇女赋权；5.建立健全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在一个越来越趋于不平等的全球化时代里,家庭领域的某些变化似乎是不可逆转的，有的则是可以避免或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双重变革诉求都呼唤公共政策的介入。中国政府近年来与时俱进地推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免费九年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及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等。中共中央还提出到2020年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全覆盖的目标。各种惠农涉农的政策、项目和干预也逐渐转向微观层面，开始瞄准农户和户内的个人。这样一些政策转向有助于保护和撑起今天和明天的乡村家庭，无疑是值得期盼的出路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