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就刷爆了朋友圈。的确1.5亿独生子女家庭，面对养老的压力，赡养很累。全面放开二胎，是回应了不少百姓的期待。
从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的确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人均资源水平，提高全民族的人口质量。但是也应该看到计划生育这么多年，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的另外一些影响。
都说80、90后是空前孤独的一代，他们生于计划生育年代，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没有兄弟姐妹，独自面对这个世界。我不是独生子女，我的童年也并不孤独，甚至小时候我还常想为什么我会有个姐姐?为什么我俩总在打架?而现在我才觉得那些童年的陪伴，是这辈子最珍贵的记忆。虽然小时候因为在农村很多城里的玩具见都没见过，但是这并不影响到童年，总会有自己的过法，相比于他们，我不曾觉得孤单。小时候父母去学校给我们送饭，也都是送一盒，然后我和姐姐分着吃，那些昔日的画面，成了最温馨的记忆。这或许是孤独一代感受不到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没受到计划生育影响。何为传统?就是那些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影响和控制作用。而重男轻女，就是这样的传统，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影响，可以说它不合时宜，但是他它确实真实的存在。而就是这样的重男轻女，在80年代末的农村非常严重。姐姐大我不到两岁。她出生时，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孩子出生时是要放鞭炮表示庆祝的，也应当是出门买鞭炮，可是当他听说生的是个女孩时，就呆在卖鞭炮人那里不回来了。一年半后，我出生时，爷爷听说是个男孩特别高兴。是的，对于80年代末来说，一个家庭生个男孩确实事件特别高兴的事，因为在他们眼里，女孩终究是别人家的人，终究要嫁出去。但是我们家却犯了政策的大忌，那个时候的农村计划生育查的非常严。而我们家“超生”了，而我就属于“超生”的那一个。好像我的到来真的就掀起了一个家庭的风暴。
如果没有我，我们家本来可以过得很好，父亲在县城销冰袋、去贵州销茶叶。可是我出生后。我们家不得不面对高额的罚款。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听说罚了3000多，或许这点钱在当时的城市或者现在看来真的不算什么，但是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一个中部的小山村，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发电，也没有蜡烛，我们家用的是煤油灯。3000块钱放在现在该是什么购买力。我妈常说我出生的时候只有三斤多，但是身价却是三千，是他靠三千块钱买了我这条命。听父亲说过他那时候销冰袋只能去县城，因为农村连电都没有，更别说冰箱，而冰袋也只卖几分钱一袋。或许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冰袋，包装和现在的袋装牛奶很像。按照我们那的习俗，孩子出生家里一般都会办喜宴，邀请亲戚朋友邻居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当然那时候不像现在，“吃酒”成了农村最大的负担。母亲说我们家刚办完我出生的满月酒，计生办的人就来了。或者更确切的说不是计生办的人，是计生办找的人，他们来我家收罚款。3000块钱，根本拿不出来，母亲说我出生时他们没来就是想等办完喜宴后，他们会知道我们家大概收了多少礼钱，然后才会来。当然，收的礼钱远远不够那个罚款，听母亲说家里值钱的东西，包括母亲出嫁时的家具、嫁妆都被他们拿走了，或者说抢走了。但是还是远远不够。那时候根本不管你家庭的具体情况、反正在农村，也不知道国家什么政策，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认命，那时候只希望那些在我们家搬东西的人能够态度好点，但是百姓是异想天开。这些人都是计生办请的人，据说也是些游手好闲的人，靠着帮政府办这些活，来弄点收入。最具讽刺性的是，他们中的有一个，居然在25年之后，和我坐到了一个桌子上喝酒。母亲说过去的就过去了吧!昔日的那些人，也都以两鬓斑白。有时候母亲会说像我那时候，想起那些眼神，我们可以认罚，但是他们可以不用那么野蛮的。所以自我懂事开始，我就一直很内疚，因为我的到来，家庭吃了多少苦。母亲被迫结扎，这是对身体多大的伤害;父亲被迫出去，去大山里“放柴”，就是去大山深处砍些木材，然后扎成木筏沿着河漂回来。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个来月，自带锅碗瓢盆，在大山里过夜，用挣来的钱，来还计生款。有时候会有人故意通知检查站，那么对于父亲来说，那一个月的进山生活就算白干了，因为伐回来的木头会被悉数没收。所以等于父亲来说，回家一般都是晚上半夜，并且还是发洪水的时候，因为那样才更容易让木筏往下流。或许现在不敢想象那时候父亲的生活，因为他们很少会和我说，一般的都是我问到一点点，他们或许会提到。我一直觉得，每一个百姓，他的一生，比起我们学的史书，更像一个活生生的中国。千百个百姓故事，才构成了这鲜活的历史。这样的日子，坚持了多久父亲也不曾告诉我过我。家里一直有两个大的“轮胎”，父亲会告诉我，那就是当初他放木筏时用的。母亲会说，那时候父亲要背着你和姐姐还要在田里弯腰插秧。
而父亲亦是为国奉献劳力的一代，出生在50年代末期，那正是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父亲兄妹6人，在那个搞大集体的年代，父亲曾说他们通常都是盛晚饭，没等夹上菜，饭已经吃完了。他们吃过苦，为国家卖过力。父辈的人常说国家给与农民的实惠还是不够，每天的补助都不够一顿饭钱，那时候饿着肚子支援着国家的建设。摊派政府债券，肩挑人扛，新修了几个大水库，新修了水电站。那时候的场面，父亲讲起来依然是热火朝天，独轮车推着一车车土，肩挑着一旦旦石头，天没亮就出门，走上十几公里，在工地干完活后，再走十几公里，回到家也早已天黑。作为农民，作为为了支援国家建设的农民，父辈是奉献的一代。对于他们来说，青春也是残酷的，最好的读书年龄碰上了“文革”，到了婚育年龄，又赶上了计划生育。父亲曾说，他们那一代，靠人。没有技术、没有机器，如果没有人，他们完不成那么大的工程。所以计划生育政策刚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不理解的。这也不怪，80年代末，贫穷的农民，哪有时间去管这个世界的血雨腥风，哪有时间打听北京有多少人聚会?他们更关注的是那些刚刚改制而成的基层政府，他们在上级政策面前，执行的会不会那么野蛮?不管理解不理解。也不管那些人用什么方式，父母都知道，他们超生了，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们认罚。只是他们不舒服的是，接受处罚的方式为什么会那么野蛮，一帮人冲进家里，家具看上的就抬走了，手表随意估个价就拿走了，就是这样，父母还的小声小气的给人赔不是。
父亲说他们那个年代不能实行计划生育，那是上世纪50年代底、60年代初，到了我出生的时候，他们接受计划生育，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现在想想，或许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也很为难，特别是基层政府实行所谓的“计生一票否决制”，很多领导都把计生工作当做头等大事来办。特别是随着城乡打工人口的流动，珠三角地区成功的吸走了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些出生在城市的“黑户口”让计生工作更加困难。所以他们更加盯紧了那些在农村怀二胎想去珠三角生孩子的育龄妇女。大概是2002，2003年左右，具体的我记不清了，那时候我刚初中毕业。邻居有一位已经有了一个女孩的家庭，媳妇又怀上了，想要一个男孩。那时候我从她家门口经过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两三个人守在她家门口，很多时候，女人都不敢回家，都是呆在别人家里，等到晚上了才回去。女人的老公也因为钱财不够出门打工，说实话都挺不容易，女人不容易，计生工作人员也不容易。女人怕他们要钱，计生人员也不想这么频繁的来，但是顶不住上面的压力。但还好的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很文明，比起80年代来我家的那批人，简直隔了一个时代。
我们一直强调国情，是的，对于14亿人的人口基数，我们完全不用理会美国所说的我们侵犯基本的人权——生育权。因为如此大的人口规模放到哪一国，哪一国都得勒紧裤带应对。3亿人的美国已经觉得人口过多了，更可况14亿的中国。所以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是个顺应时代的选择。而现在，从三中全会开始部分放开二胎，到现在五中全会全面放开二胎，也是顺应时代的选择。养老，已让年轻人不敢老去，不敢生病，甚至不敢生育。但是，会不会随着二胎的放开，人口大规模增长后，国家又会计划生育?政策本无错，但是执行需温馨。别让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中却寒了民众的心。有时候或许你想不到，你的一纸政策或者政策执行的方式，刚好改变了一个家庭的生活，甚至断了一个家庭全部的希望。
(李育蒙：黑龙江社科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