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的国家建设屡屡受挫，虽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我们不缺乏奋斗的勇气、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国方略、5年纲要和10年规划之类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少有法治国家的恒久的建设目标

近期，中日钓鱼岛冲突引发国内民众爱国甚至民族主义的激情，但发生的一些过激抵制行动和打砸抢事件也让中国的国家形象受到影响。法治在保钓爱国主义中的缺失，让人们感到失望、心寒，媒体也纷纷呼吁理性爱国。在中国崛起，西方社会受危机影响而趋于守势的状态下，国际社会虽然对中国崛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论调，但都希望中国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高全喜看来，所谓大国责任，最基本的是意味着法律上的责任。“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罢，关键在于要切实地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虽然中国现在已是跃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实体，但由于受制于自身的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羁绊，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深刻的“崛起之惑”。中国在经济上继续高歌猛进的同时，社会转型、体制改革成为中国下一步发展的焦点问题，而如今各方势力对中国前途的设计与影响也更趋激化。

而崛起中的中国在国际上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西方观察人士注意到，当下中国内部正在经历一场无休止的辩论：一些激进者提倡绝对的独立自主，即中国不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与国际组织；另一种极端观点则认为，中国应当积极变成外界所期望的“负责任的大国”，而不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招牌背后继续韬光养晦。此外，在两种极端中间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学说。

对于这一切，高全喜教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谈道：“我觉得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从内政上厘清一个大国与强国之间的本质性不同，如何在外交上看待国与国之间的责任关系，这些都需要我们有一双‘法眼’。”

【中国与世界的对视】

法治周末：如今崛起而复杂的中国比以往更为受到世界的关注和研究。就您的观察，您觉得西方世界对中国有哪些认识模式？

高全喜：如果从思想层面上来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大致有三种思想模式在起着主导性的引擎作用。

第一是偏激的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这个保守主义在小布什执政时期表现得日渐偏激，它以不同文明价值的敌友对抗论来构建有关世界格局的图景。依照这种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中国作为一种异质性的文明对西方的文明秩序构成了某种挑战，因此，基于西方价值的中心论，遏制东方中国对于西方价值的颠覆，就构成了这派保守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当然，按照这套理论，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强大、更持久的敌人，那就是伊斯兰文明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恐怖主义。

第二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无论采取何种说辞，现实主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美，其实是占据官方外交的主导性地位的。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很可能使得中国成为一个与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因此，对中国采取遏制甚至对抗的战略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也是有利于现今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的。

第三是自由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自由民主是西方意识形态的主流。他们认为，世界未来的基本朝向他们认为的民主、自由的和平发展愿景，是康德意义上的世界永久和平，因此，他们寄希望于中国的“和平演变”，以促进未来世界走向他们认为的自由、民主。中国30年的变革，在他们看来具有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中国进入当今世界的自由、民主格局提供了一个经济与文化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尚没有建立起一套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有效的法治和民主秩序，又使得这种未来的前景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防范中国的风险，推进中国的颜色革命，就成为这派理论的中心内容。如果说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有某种焦虑的话，其焦虑的症结还是在于这种不确定性上。

法治周末：这些认识模式共同之处是对当下中国不完全认可和接受。针对这个问题，中国提出了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的方略。但国际社会的担心并没有太大的改观，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对视”状态：一方面，美国和西方世界警惕性地“冷眼”关注中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国内激愤的民族主义情绪与之相对地“红眼”仇视，最近发生的激进的爱国主义也表明这种思维方式很不成熟。您觉得在这种局面中，应该怎样寻求一种积极而理性的对待方式？

高全喜：在中国的理论界，尤其是在舆论界，有着一种普遍弥漫的对抗西方的观念和意识。对于这样一种隐含着民族悲情的言辞，应该予以审慎的对待。在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究竟是争锋还是共融，这是体现着一个民族政治成熟与否的关键问题。

中国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性，要在世界中形成自己的话语权，要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在现代世界格局中所应有的国家权利，而且这种权利是为联合国宪章所肯定的。

但民族悲情又需要给予理性的节制。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激情都容易走向极端，哪怕是民族精神这样一种合理的激情也都容易走向极端。如果不能给予一种理性的节制和审慎地对待，如果不能化激情为理性的思考，它会沦为一种即时的喧嚣，会导致国家理性的不成熟。因此，对那种与世界争锋的民族悲情，尤其是民间多少有些民粹主义色彩的狂热，又应该给予理性的分析和审慎的对待。

法治周末：中国近几年来开始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比如去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亮相，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和平、友善、人民勤劳、文化丰富的大国形象。但给人整体感觉这仅仅是一个富有“特色”的中国，这中间似乎又缺失点什么，比如中国经验中能给世人的更为普世的东西。

高全喜：这些年来，我们的政治智慧是有限的。本来30年或者60年的成就是足够伟大的，有很多可圈可点的经验。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经验说成是一个特殊性的东西，只有我们自家才有，而拒绝把它们说成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觉得英国人和美国人就很会说故事，他们的成功在很多方面得益于他们的独特性，但人家很会说故事，硬是把这些说成了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说成了人类历史的大局势。哪怕你不信他的这个说辞，但他们在国际秩序的构建中，已经占据了道义上的先机。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中国特色普遍化呢？这对我们有什么坏处呢？由中国讲一个人类的故事，在这国际关系中，显然利大于弊。如果中国是特殊的，谁还跟你打交道？

【现代历史中只有两个真正过硬的大国】

法治周末：现在中国是GDP世界第二的国家，可谓经济大国。“经济大国”不等于强国，在您心目中，真正的大国是什么样的？

高全喜：在人类现代政治史中，尽管出现了多个大国，但是，如果较真的话，真正过硬的大国，现代历史中只有两个：一个是英国，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这是两个持续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内政优良的大国，他们各自构建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属于自己的历史时代。

他们实实在在做出了一种政治成熟的拟制，那就是为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利坚的价值裹上了一个普世性的外衣，把自己的故事说成了人类共同的故事。当然，在两个真正的大国之外，现代政治中也还涌现出其他一些光荣的大国，如早期的西班牙、荷兰，还有法国、德国，乃至俄罗斯、日本，等等。但在我看来，这些所谓的大国与英美相比，着实差了一个数量级。他们或者由于自然禀赋如人口、地域规模过小，或者由于政体制度低劣、政治智慧欠佳，或者由于历史机遇的错位，等等，终究没有成就为占据世界主导性的大国。

法治周末：英美两个大国，在处理个人自由、国家利益、帝国主义和普世主义等多重复杂的政治关系问题上，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经验，这些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高全喜：国家建设是一套国家技艺，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我们不怕学习西方曾经或现在仍然占据主导的那些大国的治国技艺，构建自己的国家，建立自己的政治主体，这是我们真正实现大国崛起的出发点。

法治周末：所以当下从这个出发点开始，需要我们去追寻现代中国的国家逻辑，也就是现在的大国崛起、中国的国家建设，其内在的政治逻辑是什么？

高全喜：在这里，我想特别强调这个古今之争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战略，或大国崛起，不是恢复古典王朝旧制，而是创建新型的现代国家，在现代国际秩序中构建我们的共和国。

我们与西方大国共处一个现代时空场景，但各自的问题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从现代政治与现代世界的视角来看的话，那么中国国家建设的政治逻辑，就有一个时间与空间的错位在折腾着我们。不是我们要折腾，而是历史在折腾我们。我说的这个错位是指：从政治空间，或从共时性的视角来说，我们与西方社会共处一个时代，共同面对，并且共同进入现代国际秩序的现场。但是，如果从时间政治或从历时性的视角来说，我们的国家建设又在很多方面必须面对早期现代的建国问题，而这些问题在西方国家那里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陆续解决了。

【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

法治周末：您曾经讲过，政治是一种审慎的技艺，需要政治上的实践理性和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支撑一个国家把握住自己命运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可以说，现在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能否经由经济成功而走向政治成熟。您觉得这个转变如何实现？

高全喜：在近200年的中国近代历史中，我们的国家建设屡屡受挫，虽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治不彰显然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我们不缺乏奋斗的勇气、革命的精神和爱国的激情，也不缺乏建国方略、5年纲要和10年规划之类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针政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少有法治主义的保守和审慎精神，少有法治国的恒久建设目标。

中国的现代政治已经有150年的历史。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一个王朝政治转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从政治逻辑上看，我们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还远没有完成，或者说，才刚刚开始。因此，建设一个法治国家便成为首要的国家主题。法治昌明，政体稳定，公民美德才能得以光大。对此，休谟曾经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在所有杰出的留有难忘成就的人物中，首要荣誉看来应属于立法者和国家缔造者，因为他们为保障后代的安宁、幸福和自由，留下了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

在与世界的竞争中求得和平共处与共同繁荣，在特殊性中发扬普世主义价值，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却缺乏这样一种审慎的理性态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法治周末：可以说，现在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口。无论是百年的民族悲情，还是全球化的外部背景，都聚焦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上，那就是在古今中西的交汇中，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如何巩固30年改革积累的积极成果？又如何消化30年改革积聚的矛盾和危机？

高全喜：谁都知道，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发展，尤其是30年来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使得中国现有的社会机制已经根本无法承载日益严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对于这种不确定性，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在我看来，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实际上最根本性的是在于我们尚未完整地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有效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因此缺乏一套理性的制度来逐渐地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甚至国际问题，因此，诱发了激进主义的狂潮。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致力于宪政和法制的建设，致力于制度的改良和优化，建立一种优良的政体制度，通过这种政体制度来建设性地解决积累起来的150年尤其是30年的诸多问题，从而消化这种不确定性。

法治周末：对于这些问题，中国文化似乎被看成一种重要力量，包括政府的许多举措，比如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文化“走出去”战略，还有传统文化和国学的复兴，等等，文化一下子成为一种主导力量。对此，您怎么看？

高全喜：这就是当今的思想界另外一种声音，那就是过于看高文化问题，用文化政治来取代宪政和法制。我觉得对此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

我们并不是不要文化，我们也目睹道德沦丧、文化堕落是中国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也呼唤着一种德性政治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但是，我认为只有在宪政、法治、民主的大框架之内，中国的道德问题、文化问题才能够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个问题保持足够的警惕，要低调处理？因为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用文化政治来替代甚至取消制度建设、宪政建设。在一些人看来，好像通过重新焕发民族的文化认同就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在世界上就能够推行中国的生活方式，并赢得真实的尊重。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宪政建设、法制建设，那种空泛的文化保守主义，那种关于道德主义的高调只能是一种表面的议论而已。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目前的道德问题、文化问题，并不在于文化本身。我们传统五千年来的文化传承赓续，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这个文化到了现在为什么成问题了？当一个制度退隐幕后起作用的时候，恰恰才是这个制度真正给它的人民带来福祉的时候。

法治周末：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威胁论”来讨论中国国力逐渐强大的状况，到2007年，人们开始提“大国”，用“中国崛起”来说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现在西方社会对中国更多地希望看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崛起。比如，在9月12日的一篇媒体报道中，美国东西方中心亚太安全专家饶义(Denny Roy)指出，美国无意也无法阻止中国崛起，“而是企图通过施加外部压力把中国引入某一特定方向”。您觉得“负责任的大国”意味着什么？做“负责任的大国”是否就是和美国一致？

高全喜：在当今世界，所谓大国责任，最基本的是意味着法律上的责任，即一个国家在法律制度上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它首先要求的是一个法治政府的存在。一个遵循法治的国家，才可能是负责任的。否则无论如何表白，都具有权宜之计的性质。

因此，和平发展也好，和平崛起也罢，关键在于要切实地建设一个法治国家。民主和平论是当今和平论的主流理论。无论从近期的国家事务还是长远的民族未来来看，世界和平对于中国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有理由把法治中国的建设置入国际环境的大背景来考虑。

当然，中国在国际事务做负责任的大国，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一致，但也不意味着非要与美国对抗。关键在于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国家，而这个国家意识不是某个人或集团的一己之私，而是国家利益，是法治下的国家人格，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

来源：法治周末，记者 宋学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