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9日，大年初一，日本官房长官细田博之宣布，钓鱼岛（日方称尖阁诸岛）上“日本政治团体所建的灯塔，由于其所有者放弃所有权，已经成为国有财产，即日起由海上保安厅保守和管理”。
日本送出的新年“礼物”
这是日本政府送给中国人民的新年“礼物”，相对于他国元首们的新春祝福，的确要独特得多。此举，显然经过精心的准备和策划：
在理由上，日本政府采用貌似“被动”的态度——是由于原先所有者放弃所有权，且当地航运不能缺少灯塔，故成为国有财产，由海上保安厅保卫和管理——试图显示日方行为并不是主动挑衅，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时间上，日本政府选择了大年初一。中国媒体在这段时间的报道都围绕春节展开，放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目光相对会少，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国内对此事的反弹。
如此，日方行动给人的感觉就是既想拿到这份利益，又不愿让太多人注意，并且给人以“不得已”的感觉。不过，这种时间和借口的策划，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还很难讲。在大年初一向中国发难，于中国民众的对日观感会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也会影响日本在其他涉华问题上的利益。这种极度重视局部细节，有时甚至导致影响大局利益的决策，有着典型的日本风格。
“渐进式”占领的阴谋
纵观日本长期以来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的行动，其战略呈现出明显的渐进式特征。
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联合国发布的一个报告中提到，钓鱼岛周围可能存在油气资源，日方开始声称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主权。此时日本对钓鱼岛并没有实际控制。
1978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修建了灯塔。众所周知，日本右翼团体与自民党右翼势力以及大财阀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都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当时之所以由民间团体修建灯塔，其好处在于不会将事件上升到国家行为，进而影响中日关系。因为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决定了日本在大战略上还需要和中国合作，以对抗北方来自苏联的强大压力。不能因为钓鱼岛的局部利益，影响国家的整体安全战略。这种对抗苏联的安全利益需要，也是当年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够出现所谓“蜜月期”的根本原因。但是以日本的外交决策传统，绝不会轻易放弃任何细小利益。因此，又必须以这种“埋钉子”的办法先造成一定既成事实，为日后争夺钓鱼岛留下伏笔。
此后，日本逐步加强了对钓鱼岛的控制，海上保安厅在当地的活动逐步增多。原先拥有灯塔的团体将灯塔所有权转让给了冲绳县石垣市（日方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石垣市管理）的渔民。这次，便是渔民放弃了所有权，日方借口灯塔已经成为航运所需的交通设施，为了保障航运安全，日本政府“顺理成章”地接管了灯塔，而灯塔的管理又归海上保安厅负责，海上保安厅需要每两个月上岛维护灯塔。这样，钓鱼岛便正式纳入了日本准军事力量的管理范围。
此外，日方还不忘在法律上完善其对钓鱼岛的管理，2003年，日本政府与所谓“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国民”签署了“租借”合同，以年租金2256万日元的价格“租下”了钓鱼岛及南小岛、北小岛共3个岛屿。这样，日本政府既拥有钓鱼岛的使用权，又需要使用和维护岛上设施，其准军事力量的登岛行为也将成为定期制度。
20多年来，日本在钓鱼岛上所走的每一步都不大，但是这一步步累计起来，已经比70年代初的状况走出了一大步。
渐进式战略的好处，在于既能够确保既得利益，又能够给此后的行动留出余地。日方深知，总结民族国家出现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在领土问题上，纸面上的仁义道德大多是空话，只有既成事实才是硬道理，日本决策层也一贯有重视实际利益的传统。因此，日方选择了目前的战略，能向前走多远，就先向前走多远，一有机会，就拱一两步，绝不会为空洞的道德原则束缚自己的手脚。一旦情况不利于己，就先停下来，维持几年，“消化”和巩固既得利益，等待形势的转变和时机的出现。
从这种渐进式战略出发，日本的下一步，可以根据中国方面的反应，有多种选择。其层次由低到高分别可以是：
1、以保障航运为名，进一步扩建岛上灯塔和领航设施；
2、派遣非政府人员在岛上居住或看守灯塔；
3、派遣非武装政府人员（如国土交通省职员）在岛上驻守；
4、派遣海上保安厅人员驻守（相当于准武装力量）；
5、派遣国家正式武装力量（如自卫队或修宪以后的可能的“自卫军”“防卫军”）驻守。
如果中国对日本的上一步没有太大反应，那么日本很可能会适时推出下一步，而下一步的层次高低，则会根据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以及中日两国的国内状况而定。假如当时国际关系背景有利于日方，且中国国内状况不允许过多地关注钓鱼岛问题，比如中国忙于统一事务，或是台海形势紧张，则日方选择的行动将会是比较高层次的，比如直接派驻武装人员等；假如前提条件不是特别有利，则日方仍将采用每次一小步的方法前进，下一次的行动会是扩建灯塔设施之类的活动。
反占领的冷思考
从最近几年钓鱼岛发生的种种事件，我们应该进行一番思考。
日本与周边三个国家有岛屿争端，分别是与俄罗斯之间的北方四岛争端，与韩国之间的独岛（日方称竹岛）争端，以及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这其中，目前态势对日方最为有利的就是钓鱼岛了。从这一结果看，我们也应当借鉴一些别国与日本处理领土争端的经验，毕竟政策是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果国际大背景变化了，对方政策变化了，我们的政策显然也要变化，否则只会陷于被动。
此外，日本是个很独特的国家，其文化传统、国际地位、对自身地位的期望值，及其与美国的关系，都决定了一些对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政策，在日本这里并不一定行得通。不能照搬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方式，去和日本打交道。
领土是国家最为核心的利益，是国家最为基本的组成要素之一，因此也一直是国家最为敏感的利益，各国莫不如是。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但是，和平安定的周边环境，并不一定能够用退让和搁置来获得。如果那样，建国以后历次自卫反击作战也就失去了必要——既然退让就能够获得和平，既然失去一些领土并不影响经济建设，为什么还要打仗呢？
历史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讲究与人为善，提倡“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有一些对手，包括个别邻居，总会把我们的退让视为软弱可欺，视为自己占便宜的大好机会。他们的逻辑，是能够进两步，就绝不只进一步，一旦你向后退一步，他们就会指望你会向后退两步。这是他们民族能够生存于资源贫瘠之地而得以延续的诀窍，也是他们几千年来的传统，绝不会因为穿上西服而改变。
对于我们来说，搁置当然是一个省事的办法，既然事情搁置了，我们也就不必为这件事情操心费神。然而事情总要有人解决，后代人还有后代人的事情，把这些麻烦事留给后人，本身就加重了后人的负担和战争风险。更何况，实践证明，很多事情，是越搁置越麻烦，越拖下去危害越大。到最后就会发现所有的麻烦都堆到了一起，一件事情往往同时牵扯到多件事情，这时再回头看，就会觉得还不如当初花些代价把事情逐一解决，也就不至于最后难以收拾。
最后，笔者想起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汉武大帝》中刘彻的一段台词：“你我是一代人，有些事是必须要在我们这一代做完。匈奴大患历经我汉家数代，无不受之牵制困扰，耽误了多少年。既然我们有可能在这一代解决，为什么要留待下一代呢？不能说我们这一代人就比下一代人高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