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百年来对梁启超的评价太差了，他这人太冤了，所以我要给他打抱不平。”在《梁启超传》新书发布会上，解玺璋说道。
2012年9月，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撰写的新书《梁启超传》正式出版发行，这本书的宣传语写道，这是“（梁启超去世后）83年来最客观、最详实的梁启超传记”。
长期以来，大陆历史课本里的梁启超拥有两副面孔：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他是慷慨激昂的维新志士，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走上“保皇”、“反革命”的道路，终究被扫入了历史的尘埃。
解玺璋一席话背后，是过去八十余年间，梁启超形象的沉浮枯荣。
革命，还是改良？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6岁。2月17日，北平、上海两地同时举行公祭活动，北平各界前来出席的有冯玉祥、熊希龄、胡适、钱玄同等共500余人，上海一地出席的也有蔡元培、孙宝琦在内的100多人，“白马素车，一时称盛”，追悼规格不可谓不高。然而，梁启超的门生张其昀却产生了一些隐忧。他观察到：“自梁先生之殁，舆论界似甚为冷淡”，“梁先生与国民党政见不同，恐于近代历史不能为公平之记载。”
对于梁启超的离去，国民政府态度的确非常冷淡，两场追悼会，有名望的大员无一出席，只有“南京指导部某君”参加了上海公祭，但还特别声明他与梁“绝无交谊”。另据梁启超门生、史学家张荫麟的记载，曾经有人建议政府对梁启超加以褒扬，但是，“格于吾粤某巨公而止”。这位“巨公”，正是国民党党魁胡汉民。
同样出自广东，胡汉民为什么阻碍政府褒扬梁启超？这还要从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恶谈起。
梁启超早年一度与孙中山关系密切。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成立“保皇会”，试图营救光绪帝，以恢复变法维新。但当梁启超东渡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识后，两人很快打得火热。这一时期可谓梁启超人生中思想最为激进的一个时期，用他自己话说，是“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亲身经历此事的革命党人冯自由后来也回忆，当时梁启超甚至曾和孙中山商议保皇党与革命党合流之事。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梁启超对改良之路又不能完全放下，“其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自相矛盾”，这种惶惑、复杂的心理，恐怕只有梁启超自己才能明白。
1899年，梁启超奉康有为之命赴美国檀香山发展保皇党。由于有孙中山的支持，加上梁启超在当地的宣传是“借名保皇，实则革命”，也就是宣称保皇与革命是殊途同归的，短时间内竟然把当地兴中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挖到保皇会去了。孙中山对此当然大为光火，认为梁启超背信弃义。
而从1902年到1903年之间，由于老师康有为的施压以及访问美国后的思考，梁启超心中的天平也开始重新向改良倾斜，他认为，暴力革命带来的很可能是灾难，“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
这样一来，双方的裂痕再也无法弥补。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这相当于宣布了与梁启超的断交。于是，人们可以看到，从1905年开始，关于改良和革命孰是孰非，保皇派和革命派在《新民丛报》和《民报》展开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辩论——这次论战被视为革命思想的一次启蒙，入选了后来大陆中学的历史课本。
1912年10月回国后，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渐趋成熟，他系统阐述了君主立宪思想和实行“开明专制”的渐进主张，另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在梁启超任党魁的进步党看来，阻碍社会进步的主要两股势力，一股“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股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而因宋教仁遇刺执意发动“二次革命”的孙中山就属于后者。直到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梁启超还在《孙文的价值》一文中写道，他对孙中山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
无疑，这些对暴力革命的批评，为梁启超身后形象的沉浮埋下了伏笔。
不受欢迎的梁启超
事实上，梁启超的判断，已经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极富远见。历史学家李剑农曾指出：“梁启超所描写革命共和的恶果，如内部必至自生分裂，彼此争权，乱无已时，未尝不与后来的事实有几分相符。”
当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对这位昔日政敌显然不会有好评价。“故意贬低梁的作用和贡献，丑化他，甚至用忽略和遗忘的方式，使他不存在，这些都是梁启超身后遭遇中最令人痛心的。”解玺璋在《梁启超传》一书中写道。以此观之，胡汉民阻挠国民政府褒扬梁启超一事，可谓典型的例子。
梁启超最小的儿子、今年88岁的梁思礼也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青年时代在国内读书时，周围人几乎没有什么人主动向他提起父亲，反倒是四十年代他留学美国时，常常听到侨居海外的新会人称颂这位乡贤。
至于有关梁启超的研究，从梁启超病逝后便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曾经准备撰写一部《梁启超传》，可惜只完成了半部就病逝了。地质学家丁文江1936年编成了一部《梁启超年谱长编》，但正式出版也是1950年代的事了。
直到梁启超去世十三年后的1942年，国民政府才下达了褒扬梁启超的命令，当时，吴其昌读过命令，“泫然流涕”。
国民党不认可梁启超，共产党亦复如是。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达1921年5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对于梁启超所提出的“游民阶级假借名义之运动，对于真主义之前途无益而有害”等观点，针锋相对反驳，他主张采用“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使无产阶级跑上支配阶级的地位”。
中共领袖毛泽东早年一度是梁启超的拥趸，他在1936年曾告诉美国记者斯诺，自己上学时曾读过表兄送的两本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但是，随着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熏陶，这种感情发生了极大的转变。1921年1月，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上，毛泽东说：“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
据原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回忆，1958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的另一番评价是，“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
当“革命”思潮逐渐成为主流，梁启超的思想便显得不合时宜。他一生中政治理念的多次调整，被时人指责为“善变”；而他从戊戌维新的“激进派”蜕变为“保皇派”，走上“改良”道路的经历，则渐渐沦为“反动”。
“反动”的帽子戴得如此之牢固，1948年，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已加入共产党）和丈夫被定为叛徒，罪名竟然是梁思宁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因此被开除党籍，直到1983年才平反。
“改良主义”黑线
1951年5月，大陆掀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高潮，在这场旨在批判“改良主义”的风波中，已经去世22年的梁启超也被揪了出来。这一年5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的错误》一文，其中写道：“改良主义者梁启超和张謇都很热心地给武训写过传，这不是偶然的。”
6月7日一篇题为《为什么歌颂武训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表现》的文章，则这样写道：“戊戌维新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是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的，但是一转眼间，当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时，这批贵族知识分子就以君主立宪派的身份起来反对革命了。”
这种批判在1958年又高了一个调门。“1958年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年周年的时候，大会上就主要批判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就是不革命啊，就是反革命啊。为什么那时候批判改良主义、爬行主义？因为当时我们正在搞‘大跃进’，说在落后的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可以一步到位，梁启超主张是社会必须一步一步走，这种思想在50年代以前高级知识分子当中是非常有威望的。要在解放以后推行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批判谁作为靶子呢，就批判梁启超。”长期研究梁启超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董方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
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梁启超的形象继续走向脸谱化。如果说他前期尚有“进步意义”，那么后期他则在政治上走上了堕落的道路，而且还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坚决斗争的对象。
1961年4月，《文汇报》组织了上海史学界部分人士进行了座谈，集中讨论了梁启超后期思想体系问题，会上有人指出：梁启超思想体系的阶级性确实很复杂，前后变化多端，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改良主义的黑线。
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有牛仰山撰写的《梁启超》，这本只有20多页的小册子，是改革开放前唯一一部传记性质的梁启超生平介绍，但书中的观点依然完全来自革命话语体系。“梁启超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起过好的作用；但是他后来没有能跟着时代前进，所以又成为了一个与革命为敌的反动人物。”
十年动乱期间，梁启超的儿女们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其夫人王桂荃也被赶出手帕胡同的旧宅。梁启超的小儿子梁思礼当时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从事国防科研，因为^造**派要批判聂荣臻的“资产阶级路线”，梁思礼在大会上公开保了聂荣臻，“说完以后，^造**派就贴我的大字报，‘打倒保皇党的孝子贤孙梁思礼’”，梁思礼回忆说。1968年，王桂荃孤独地死在家中，因政治风浪四散飘零的子女们，终究没有能够赶来与母亲告别。梁思礼请示军管会让自己回来收骨灰，也未能获得批准。
八十三年后的回归
1978年后，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大陆对梁启超的研究开始悄然繁荣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价值的重新发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必然的联系。
1978年，解玺璋考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在二年级方汉奇老师教授的新闻史课程上，他对梁启超当年兴办《时务报》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有一种理想，我们主要是羡慕他们能够自由办报，又是鼓动变法的。”
解玺璋说：“那个时候有一个特点，我们也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凡是讲改革，讲开放，讲变法的都能刺激我们，你读那个东西，感觉心情澎湃感觉。”
解玺璋专门到北京图书馆报库去找《时务报》旧报纸，“当时我看到借书卡上没有任何人借，我是第一个。后来给我搬出来一摞都是带尘土的”。用了一学期时间，他把《时务报》68期全部翻了一遍，随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梁启超新闻思想初探》，这篇文章后来得了学校“青年论文征文”的奖。方汉奇老师很高兴，把解玺璋找来，说，“我给你做指导，你毕业论文就做这个”。
但是，关于梁启超的评价，师徒二人各有理解，解玺璋觉得，“梁启超不像社会评价的那么落后，他应该还是很进步的一个思想。”但方汉奇则认为，解玺璋对梁启超的评价太高了。因此，这篇文章最终的成绩是“5-”。
对梁启超的评价是高还是低，反映的是不同时代的人对历史，对改革的判断。
1980年，董方奎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研究生中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同时，便已经开始结合梁启超政治观点，讲明历史渐进的必要性及优越性。
在“梁启超立宪政治”选修课上，他曾经给学生们留一道思考题：中国当初是走革命共和的道路好，还是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好，70%以上的学生居然会把票投给后者。
进入1990年代后，梁启超研究继续升温。根据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的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梁启超传记多达20多种；单是1999年，梁启超去世70周年，一年之内最少便出版了5部梁启超传记。而1984年她撰写硕士论文时，可用来参考的传记只有由孟祥才撰写的一部。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认为，人们对梁启超关注度的上升，一个重要原因是九十年代著名学者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观点。在同名书籍中，李泽厚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发展是要告别革命，提倡改良，让社会走上一条平稳的发展轨道。
“特别是这几年，大家都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太多了，需要一种使老百姓更能减少痛苦的，但又能使中国进步的方式。”解玺璋说。他记得，自己2008年动手写《梁启超传》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心，“有一天我跟马立诚去看电影，看完出来，路上他问我现在干吗，我说写梁启超。我们俩聊到夜里一点多钟，就在马路边，后来打车回家。”
梁启超，这样一个烙上改革印记的历史人物，已经成了研究当下的一个热门参照物。“他从开民智走到新民，其核心就是人的现代化，而国家现代化的聚焦点，则是宪政和政治的民主化。他是最先将民族、国家、国民等新术语引入中国思想界的启蒙者，同时，他也是宪政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观念的权威阐释者。”解玺璋在总结《梁启超传》写作时说道。
梁启超之子梁思礼也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现在，他到很多大学去讲课，只一介绍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下面就“轰”地一下炸开了。2012年9月17日，“梁启超与现代中国－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在会上指出，中国再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将举步维艰，这是现在研究梁启超的意义之一。在他看来，梁启超是现代中国的开始。
来源: 中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