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7日，62岁的翁文灏在中共人员的秘密护送下，从法国经香港回到北京，在前门车站，他的旧部、儿子一家赶来迎接。据说，老人当时曾痛哭流涕。
翁文灏，著名地质学家，历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政权交替，他一度避居海外。此番回国，总算结束了漂泊无依的生活。
但是，一家团聚的喜悦只维持了片刻。当天下午，翁文灏就被安排住进了王府井饭店，统战部一位邓姓官员跟他谈了半天，要他起草“反省文件”。
胡适属意的“大总统”
所谓“反省文件”，就是反思个人历史，痛骂“蒋介石反动集团”，并与之划清界限的一份声明。可骂人，恰恰是翁文灏最为难的事情。对他来说，蒋介石不光是曾经的最高领袖，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由南京乘车经赴杭州进行地质调查，途中遭遇车祸，身受重伤。当其同僚钱昌照赶去探望时，翁文灏已经不省人事，最危急时体重一度竟只剩下60多斤。这个消息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翁的生命，还专门派人赶往杭州组织抢救，并特派浙江省主席代其前往医院探视问候。在精心照看下，翁文灏昏迷了40多天后，奇迹般苏醒了过来，并慢慢恢复了健康，只是在左额骨处留下了一处塌陷。
第二年年底，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并立即着手组织自己的内阁。翁文灏一改往日对政治避而远之的态度，出任了蒋介石的行政院秘书长。在世人看来，这是在报答蒋介石的救命之恩。
翁文灏初遇蒋介石，是在1932 年春。翁文灏在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的推荐下，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一面之缘，蒋介石便对翁文灏的学识极为欣赏，于是，力邀翁文灏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只是翁文灏坚辞不就，最后只同意挂了个副秘书长的虚衔。同一年，国民政府又在没有征得翁文灏同意的情况下，宣布任命他为教育部部长。翁文灏又以为继母“丁忧”为名通电辞职，北上奔丧。
“余居北平垂二十年，殚心学术，不问政事。自度生平，向以学术工作为职志。”这句写在日记中的话，代表了翁文灏曾经的志向。
1889年，翁文灏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绅商人家。6岁入塾，13岁考取秀才，1908年考取公费赴欧洲留学，考入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地质学。1912年，23岁的翁文灏以优异成绩获物理及地质学博士学位，是为中国地质学博士第一人。回国后，翁文灏拒绝了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丰厚待遇，来到清贫的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当了一名教授。
1916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任矿产股长，后担任所长，任内，他赴全国各地调查地质与矿产实况，要么步行，要么就是骑毛驴，“爬过从没有路的路”。直到晚年，他还很得意地告诉长孙女，“我那时是骑着骆驼穿过内蒙到宁夏去进行勘探的”。
1920年，甘肃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顶着冰雪之天，坐上骡车，长途颠簸，完成了中国科学家对地震现场的第一次考察。除此之外，在主持地质调查所工作期间，翁文灏还铸就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地质学术刊物，第一部矿产志，第一部矿业纪要，第一座地震台，第一个土壤研究机构，第一个新生代研究室，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第一部近代地图集……
1932年，胡适给《东方》杂志写他的新年梦想时，其中的一个梦想就是：“话说中华民国五十七年（西元一九六八）的“双十节”，是这位八十岁大总统翁文灏先生就职二十年的纪念大典。”
可见翁文灏在时人心中的地位。
难做的文章
1951年3月9日，翁文灏开始奉命写悔过书。第二天，他交了初稿。在提到蒋介石、宋子文时，他居然还使用了“委员长蒋，行政院长宋”的称呼。
自然，检讨没能过关，被打回修改。
1951年5月17日，王昆仑突然来拜访翁文灏。王昆仑曾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此时是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他看了翁最新修改的检讨书，认为尚有不足，“必须切实向人民低头，直言认过。十分坦白，人民自能了解，行动便能自由。”
此时，翁文灏形同被囚禁于招待所，已经长达两个多月了。一周后，老部下孙越崎又传达了统战部官员最新意见：“须用人民观点，放下知识分子自尊思想，批评以往政治错误，丢掉包袱，方得新的觉悟……”
社会学家吴景超来探访时，给出的意见更明确——干脆重写一篇，不要多谈自身，要详述蒋政权的重大缺点。
翁文灏绝没想到这篇文章竟如此难做。他告诉吴景超：“此文用意是在解决余回国事，但余未参与勾美反共机密，叙述并无新鲜事实，难符所望。不料作文认罪一事，乃演成如此意外，实感悲苦。”
翁文灏说的是事实。抗战爆发后，翁文灏被任命为经济部长，兼任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在任期间，他致力于发展后方工矿企业，成绩卓著，再加上廉洁自律的作风，声誉扶摇直上。
翁文灏廉洁到什么程度？抗战期间，有一个浙江藉妇女，在翁文灏的帮助下开了家肥皂厂，销路很好。这人为了报恩，多次送钱被拒，最后打听到翁文灏的住址，专程送上一些金条。结果，翁文灏勃然大怒，拿起金条，扔到门外。对方觉得尴尬万分，痛哭流涕。最后翁夫人不得不出来打圆场，收了一箱肥皂了事。
“弟的方针是宁使自己吃苦，绝不牺牲公德！”翁文灏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这样说。
但是，不管翁文灏如何能干、廉洁，他始终未获真正的重用。据钱昌照回忆，抗战开始以后，翁未参加过关于和战问题的讨论，蒋介石也不同他谈这类问题。抗战胜利前夕，翁文灏被加上了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但是“实际上不看公文，无事可办”。
既然只能当边缘人，想触动他人哪怕一丁点利益，都步履维艰。例如，抗战胜利后接受敌产，全国大小官员趁机中饱私囊，民怨沸腾。翁文灏气急了，对记者发表谈话，称这种行为“坏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还说“本人官可以不做，此若干坏事必加追究”，结果，也不了了之。
“翁文灏和我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但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的‘装饰品’！我们从未能够搞清楚幕后究竟在搞些什么。”翁文灏的同僚，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在回忆录中也难抑悲愤。
抗战胜利后，翁文灏先后五次辞职，卸去各种头衔，专心经营他筹建的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不料，1948年，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后，再度提名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
“翁虽为著名科学家，但在政治上没有根基，也无派系色彩，因此与各方矛盾也少。”立法院立法委员毛翼虎后来分析道，“翁的组阁实际上不过为蒋看守大门，无异是蒋自己掌握行政院。”他还回忆道，当时，立法院举行辩论会，大家都说翁文灏是一个科学家，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好院长。
果然，翁文灏抹不开面子，“觉得事已至此，不敢坚持不受”，接下了行政院长一职。结果也不出预料，在国民党于内战中节节败退之际，他为挽救经济实施的金圆券政策失败，招致全国一片痛骂。仅仅在任六个月，翁文灏去意已决，1948年11月，他再度辞职。
一个月后，新华社公布了43位战犯名单，翁文灏排在第12位。
无法逃避的命运
1951年7月7日，翁文灏回京后的整整四个月后，几经修改的检讨，仍然没有过审。他的心情显然糟糕到了极点，“含光殿关尚淹留，斗室沉吟作楚囚。”他在一首诗中写道。颇为讽刺的是，在回到大陆之前，翁文灏最大的疑虑，就是让他做此类文章。
由于对国民政府已经彻底死心，又被大陆称为“战犯”，翁只好走第三条道路。1949年12月2日，翁文灏由香港前往法国。
在此期间，翁文灏一直没有中断与中共的联系，邵力子、孙越崎等昔日好友、旧属，也从中多方相助。中共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首先，翁文灏是个不懂“政治”的人，正如陈毅所言，“翁文灏是书生嘛，不懂政治，他就是不走，我们也不会难为他。”可是要回国，也有条件，那就是必须“划清界限，谴责蒋介石反动集团”。
这个要求放在其他人眼中，或许不算什么，但翁文灏却觉得难以启齿，在他看来，这显然有失君子风度。他回信要求，自己在声明中只做自责、不骂他人。
纠结之余，翁文灏也在观察新中国走势，早在抗战时期，翁文灏就曾规划过战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一直期盼着能把自己当初的设想变为现实。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天天看报纸，做剪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钢产量多少、粮产量多少，英国、法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是多少，做对比。他觉得还是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另外，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朝气蓬勃，也有雄心壮志，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鼓舞。”长期研究翁文灏的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李学通说。
周恩来也托人向翁文灏转达了几个意思，第一，希望先生尽快回国，第二，过去的一切，并没有不可谅解的症结。至于自白书，可以回到北京之后，倾诚相谈，再定稿发表。
这一切促成了翁文灏最终下定决心回国。不过，回国当天即被带往饭店，一份反省数易其稿都难以过关，传达出的信息便与之前完全不同了。
1951年7月11日，翁文灏将最后一遍修订的反省书交给统战部官员，“蒋集团投靠帝国主义，欺民卖国，一日存在，中国一日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欺侮……我从前参加他们的工作，实是走了根本错误的方向。”周恩来阅过后，终于放行通过。8月4日上午九点，他终于走出招待所，移居锡拉胡同18号家中。此时距他回国，已经几乎整整五个月时间了。
“桑田何不共弹冠”
回到家中，做些什么？看书、读报、写作、会客——总之，翁文灏没有工作。
不久，统战部有关人员专门与翁文灏的长子翁心源进行谈话，表示为安全计，希望翁文灏不要过多外出，认罪书关于批判方面也尚有修改余地。这意味着，事情并没有完。
除了先前不愿公开骂蒋，留了欠账，地质学界的糟糕环境，也是翁文灏难觅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早在翁文灏回国前，已经有人借用革命的名义，在地质学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指责翁文灏、丁文江等人的学术是反动的。翁文灏非但不能重操旧业，连原地质调查所的成员，也都几乎从不登门。
“韶光逝去似流水，又届生辰只自怜。”1953年 8月8日，翁文灏65岁生日之际，写下这样的诗句感叹世事。没有工作意味着没有收入，只能坐吃山空。一开始，他家住在锡拉胡同18号，月租是12袋通心粉，后来难以维持，搬到南池子飞龙桥11号，月租450斤小米。再后来还是住不起，只能迁到外城区的一个大杂院。
1953年底到1954年初，北京选举市第一届人代会代表，翁文灏本已得到了选民证，没两天，证件又被收回去了。翁文灏不解，致函北京市选举委员会，要求一个合理的解释，选举委员会答复如下：“翁文灏1948年曾被列为战犯之一，后来从欧洲回国，与傅作义、程潜等人起义有所不同……不能给予翁文灏选举权。”
这次风波过后，他明白自己该做些什么了。正如他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所言，“遥忆夷齐采薇苦，桑田何不共弹冠”——甘当旧时遗民，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信任。他要做的并不仅是一个私德上的好人，更是一个政治上的“好人”。
1954年8月，周恩来辗转托人询问翁文灏，愿不愿意对台湾发表讲话。翁文灏不但表示乐意效劳，还表示要重新拟写认罪书，争取公开发表。12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都全文刊登了翁文灏的《沉痛追溯我的反动罪行》。当晚，钱昌照特来告诉翁文灏，今天下午全国政协协商下届人选，周总理点了你的名，已获得通过。第二天，翁文灏又在各大报上发表《在台湾的人们应速弃暗投明响应解放台湾》。
1957年，毛泽东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翁文灏也做了一些发言。他说，过去共产党为了打倒敌人，把剥削阶级当敌人看，是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但仍把他们当敌人看，不信任。这种绝对观念不取消，共产党就会脱离群众，建设就不会成功。
这何尝不是翁文灏在曾经的遭遇中获得的感悟。不过，“反右”运动一来。敏感的翁文灏立即闭嘴，
翁文灏的“好人”形象一直保持到了文革，起初，他也遭受了冲击。不过在周恩来的关照下，没有遭受更大的折磨，但是，1970年，他的长子翁心源，在湖北潜江某干校被造反派逼供三天之后投水自尽。
1971 年1月27 日，翁文灏在北京病逝，享年82岁。六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人们发现，其中收录的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还专门提到了翁文灏一句，说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这句毛泽东1956年的评语，不仅翁文灏的好友们不知道，连他本人生前也不知道。
如果让翁文灏回忆与毛泽东的交往，他能想起的恐怕只是1954年发表完对台讲话后，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的一次短暂会晤。那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翁先生回来了，好啊，好啊！”
其实，那已经是翁文灏归来的第四个年头了。
来源: 《中国周刊》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