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记者胡立／

原编者按语 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他说，海外传媒虽然很发达，但好像很少听到中间派的声音，他也就作为中间派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重庆模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震荡后，萧功秦趁本次去宾州大学开会，回国路过纽约的机会，对《*镜》记者等人再度阐述自己对重庆模式的观点。萧功秦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存在着对重庆这些年来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倾向，凡是有自由派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倾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这种两极对立并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只有全面地认识重庆，客观地肯定其成绩，批判其左的错误，才能让广大重庆民众与官员避免受极左派挑拔与煽动，后者总是要号召底层群众为薄熙来叫屈，进行反攻倒算。

萧说，他并不是左派，也不是重庆模式的简单的拥护者，相反，他是国内最早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在去年下半年，重庆模式在国内炒得最火热的时候，他就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质疑重庆的文章。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颇以此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标题就是“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明”。萧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红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这种价值多元性的结合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这是重庆单纯的“唱红”所不能概括的。他还提出，重庆的唱红，会给极左派攻击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既要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红煽起左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

萧认为，他对重庆的认识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参观重庆之后。萧功秦利用到重庆参与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了解实情，还与多年未见的重庆老朋友进行私下交流，他发现，重庆利用政府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还不错。对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颇为赞赏。“我们参观了市区最成熟商业地段的民生小区，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约500元，按重庆计划，最后的目标是达到200万人居住。有三种人符合居住资格，申请后可摇号，摇到号可入住。第一种人是外地来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经历，第二是外地到重庆就业的大专学生，须持有单位证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费在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萧功秦说，重庆老百姓对公租屋感到满意，这个方式也确实能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产生的两极化问题。当他亲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满意神情，萧功秦说他内心也颇为之感动，阿拉伯酋长国和新加坡的参观者都觉得相当不错，不过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做不到，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在发挥统筹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建设民生工程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前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萧功秦在北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对重庆的左的方面的批评，提出对重庆模式的三点期待，其实就是三点担忧的委婉提法：第一，重庆模式把强人政治发挥到极致，然而，单纯的强人是无法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为了避免“人走茶凉”。关键的因素就是培养公民社会，让民间力量活跃起来、让公民社会为重庆源源不断提供人材与活力，成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强人政治的短期效应。

其次，萧功秦在那次会上还建议，重庆应该与左的东西进行切割，他指出红色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极左文革错误也同样分享了红色的符号，如果唱红没有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清界线，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如何能防止极左份子利用唱红的合法性，来鼓吹文革？

左派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

萧功秦指出，有些重庆官员与学者认为，重庆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说什么资本主义都是搞两极分化，而重庆没有两极分化，因而来说明它是社会主义。“我委婉地质疑了这点：恰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程度，比中国远远小得多，例如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评价两极分化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建议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作总结。”“重庆模式的成功，可以沿着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它，或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运作机制，就更加合理了。”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似乎比韩国台湾的“凝聚性资本主义”还要更强势，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经济打通，大进大出，是一种“政府动员——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动员力强的优势，例如重庆国营企业，必须承担将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为“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与“五个重庆”建设负起责任，与许多地区的国企的自利主义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众所周知，东北有家制药厂其办公室与职工会所的豪华装修比凡尔赛宫有过之无不及。

萧功秦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重庆探索与薄熙来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作这样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贡献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他说，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重庆探索，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从薄熙来事件后，社会上把重庆人所做的一切，简单化地理解为薄熙来的阴谋夺权的手段与伎俩，因此不值得学习与借鉴。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因为有了薄熙来这样一个“坏人”，从他的动机上可推导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野心与阴谋服务的，既然从道德上看他充满道德污点，所以重庆模式整体来说也就没有价值，把重庆所做的对普罗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时予以否定了。

萧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极左派会挑拔重庆民生建设中受益的普罗群众，来反对中央政府对薄熙来事件处理，以此来达到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全面否定重庆发展，也会引起重庆市民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聪明的政治家不为也。萧功秦说，早在薄熙来事件在媒体上传出以后，许多人认为自由派胜了，但他认为，现在左右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阶段。他说他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来出事后，势力一夜之间被打弱，萧功秦认为，左派有个思维上的严重误区，左派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奇理斯马”式的救星，这个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领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与否，是与这个救星具体联系在一起的，当救星本身被发现是个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后，左派也就失语了。现在左派总是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为他鸣冤叫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就是出于这种纠结而摆脱不了。萧认为，用政治学上的非意识型态的方式来解释重庆模式：他认为可以定位为一种带有左派色彩的威权主义，有国家主义倾向，意识形态上的怀旧色彩太浓，对公民文化的创新不足，借助于广场上的民粹主义造势，当权者会上瘾，会在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暗示下越来越左， 如果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后果会非常严重，这种坏的前景是客观存在的。重庆的王薄事件应该让我们所有的人警惕。

地方一级的多元试错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重要

萧功秦表示，客观地说，重庆模式是中间偏左，政府参与力度大一些，社会力量小一些，广东模式是中间偏右，社会组织发展多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大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走出困境，绝对不能单靠领导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方略与设计，而是应容许地方与民间有更多尝试的空间。顶层设计要与多元经验试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效。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比中国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试错机制比中国发达256倍，因为日本由256个小的自主共同体构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试错选择只决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个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最后是摄政王，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重庆模式的探索。决不能因为薄熙来事件，而给地方当政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地方尝试就是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似乎回到大一统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最高当政者应该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尝试的。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该地的改革尝试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更大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看到过他手持小红旗在主席台是挥舞的相片的中老年人，会立即想起文革当时的景象。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在中国革命政治文化中，从“左”方面的打人，打政治对手，天然具有政治至高点，是最容易成功的。也是最可怕的。其次，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现在就是在搞真左，而是以左的“唱红”方式作为动员手段，以没有法制制约的“打黑”来形成对官员的威慑恐怖，以此来扩张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这是深入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中国需要既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具有民主想像力的政治家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按过去的惯例，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总要强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当新的改革一旦引起强大社会冲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象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萧认为，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说，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更为重要。中国需要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是如邓小平说的“要做明白人”，二是富有民主想像力，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来引导中国走出困境。官僚科层制优点很多，但从历史上看，最大的问题往往是，让最没有想像力的人，占据了最需要想像力才能解决问题的位置。尤其是危机时期，这就非常危险。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八千万中共党员中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会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