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只能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不致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线

目前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方式和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众说纷纭。近代以来，各国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主要靠资源投入(包括投资和劳动力投 入)驱动的增长，另一种是靠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也称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或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增长模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容，就是从前一种增长模式转变为现代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根本的原因，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起，中国就从苏联承袭了斯大林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固有的弊病造成经济社会矛盾的日益严重。这些矛盾包括：资源枯竭、 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分化，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

1994年实施人民币深度贬值和汇率并轨，支持了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一方面使得 我们维持了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外汇结余不断累积，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发行大量货币来购买外汇。货币超发的后续效应显现，通货膨 胀压力增加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成为宏观经济的常态。

中国经济出现的上述问题，在本世纪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且不说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形成，即使滞后期较长的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也从2007年第4季度起迅速升高，中国政府不得不从2008年2季度起采取紧缩政策，防止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2009年，政府采取了注入海量投资和贷款的措施来“保8”。2011年通货膨胀再次抬头和再次实施紧缩 政策。

今年以来GDP增速下滑超出预料。现在许多人呼吁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来阻止增长率下滑。其实正像我在两年前已经说过的那样，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陷入了既不能“紧”又不能“松”的两难困境。只能采取标本兼治的“两手对策”，一方面采取稳健灵活的短期政策(财政和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不致发生严重通胀或经济崩盘;另一方面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即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

中国宏观经济出现的问题，与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十分相似。日本、韩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东亚经济体通过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曾经取得了二十来年高速增长的优良成绩，但在长期执行出口导向型政策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宏观经济大问题。在危机发生后，东亚各经济体表现各异。其中，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虽然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但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短期政策来稳定宏观经济，一方面采取了坚决的改革措施，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现在韩国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创新都达到了世界级水平。

这几年中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尽其所能，采取灵活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稳定，相当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短期稳定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经济经常处在非常紧张的状态，稍有闪失就会出现像日本一样的泡沫破裂的大危机。而日本1990年泡沫爆破时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的发达国家了，中国的底子还很薄，人民平均生活水平还很低，一 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根本的出路还在于是解决增长模式的问题，或者如“十二五”规划讲的，“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障碍

(至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因为存在认识方面的障碍。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都是由大规模的投资支撑的，因为按照斯大林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基本原理”，积累(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经济增长的“唯一来源”。

虽然每一次增长的“大跃进”，都带来了大灾难，但直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大规模投资支持GDP高速增长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

其次，是因为存在体制方面的障碍。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的时候，曾经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遇到的体制性障碍，归纳为四条：第一，政府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如土地、银行信贷)的配置权利。第二，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这两条加在一起，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努力运用掌握资源的能力营造GDP增长政绩。第三，现行财税体制使各级政府官员必须去追求GDP。从财政收入看，一半的财政收入是来自生产型增值税，而生产型增值税的增长又在很大程度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GDP的增长;从财政支出来看，很多应该由中央支出的责任(在中国叫做“事权”)都下放给了地方政府，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努力筹钱才能够承担起他的支出责任。结果，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提高GDP的增长速度。第四，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生产定价制度通常人为压低生产要素价格， 助长了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行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在提高效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除投资外，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以下因素：改革开放解放了民间创业的积极性;改革推动的城市化使大量原来低效利用的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运用;通过对外开放和引进国外先进装备和技术，迅速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提高了生产效率。

这种情况，可以概括为资源投入和效率提高双重驱动，其中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0%左右。与改革开放前的情况相比较，这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进步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效率提高的某些源泉，正在走向枯竭和消失，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源泉，才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好势头。

通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了。然而，当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愈是接近外国产业技术的一般水平，中国企业靠进外国装备和技术实现所谓“适应性创新”的空间就愈小。如果不能靠原创性的创新跟上世界上你追我赶进行创新的步伐，中国企业就无法保持自己的发展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提高的另外一个因素，即劳动和土地资源由于产业结构转换带来的效率提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以劳动力从低效产业到高效产业的转移，即获得所谓“人口红利” 而论，由于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正在消失，要继续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工商业转移来提高效率的潜力已经不大。而且，随着劳动力供应趋紧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简单加工业的低工资成本优势也将风光不再。

总之，我们已经不能指望继续沿用前30年的老办法来提高经济效率了。据一些经济学家报告，近年来效率提高对于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升反降，就是上述问题已经出现的明证。在中等收入的发展水平上，如果找不到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我们就可能会掉进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