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纪苏按：此文作者是我的表兄。表兄一辈子从事科技工作，踏实勤恳，任劳任怨，已退休多年。我动员他从个人经历的角度写写这个大时代。这是他写的第一篇，希望以后还能写写四清、土改。表兄不是文革专家，但他以难得清晰、鲜活和平正记下自己的见闻和感受。这篇文章表达了对那个年代的厌恶以及对毛的不满。我特别希望毛的热爱者能平心读读，换位想想。你不能只理解自己对毛的热爱，你也要理解那么多正直无辜者对他的不满。这样你才能进步并有助于社会的进步。
1966年春节后不久，我们6年级的同学提前结束了在河北正定县的“四清”回到位于昌平的200号写毕业论文。那时“文革”风暴已刮起，校园里天天都开会，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批资产阶级文化路线和教育路线、批北京市委。不过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是面向思想文化战线、面向高层的常规政治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会议很多、上纲上线，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开完会后该干嘛就干嘛，学习生活仍按部就班。我则在继续准备我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并利用阅读批判材料的机会顺便欣赏《海瑞罢官》、《燕山夜话》里的那些美妙文字。5月25日，校本部（燕园）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长陆平和北京市委。消息传到200号，我们都很茫然。那年头，老人家讲要“大鸣大放大辩论”，在北大贴张大字报不足为奇，但怎么就点上了陆平的名呢？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是远离校本部的原因，200号里波动不算大，气氛较为平静。当晚新任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到北大，指示“大字报要注意内外有别”，“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聂元梓大字报的影响就淡化了，200号里平静下来。5月26、27两日我按计划参加了学校的研究生入学考试，28日起动手撰写毕业论文。6月1日，波澜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那调门之高、措词之激烈、来势之凶猛实在不同凡响。凭借北大人的政治嗅觉，师生们知道这将是一件有大影响的大事件。校园里的空气顿时凝固起来。我也被惊醒了，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个念头：又一次的“反右”运动要开始了！想到运动要与已成年的我们直接挂钩，想到将又有一批人被打成“右派”被专政，我不寒而栗。中学时我目睹过那些被专政的右派老师受管制、遭折磨的场面，进北大后第一次下乡我就见识了几位“劳动锻炼”的右派学兄闷声不语地背轭拉粪的情景；我懂得课堂授课的右派老师（课都讲得很好）为什么总是谨言慎语、小心翼翼的，也知道在宿舍楼垃圾箱拣废纸的“极右老太”为什么会面容枯槁、身躯佝偻。有关右派学长们的一些传闻更让我省悟：即使是15岁就考入北大、功课奇好的“神童”，抑或是一年学完五年大学课程、善琴棋书画、懂多种外文的“天才”，若会读书不懂政治，闹不好也是要发配到遥远的异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次运动来势汹汹，可能又要划出一批新右派，势必又有一批人成为专政对象。该哪些人遭罪呢？果不出所料，电台广播一响，中央令声一下，校园立刻动荡起来。人们争相表态，全心身地写大字报、召开批判会。师生不再上课了，学校组织机构也瘫痪了。批判的扫帚从陆平、学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动学术权威开始，一直扫到系里。马××是系党总支成员，曾是我们的政治辅导员，批判之火自然要烧到他身上。风越刮越紧，火开始烧到班级直至个人。有人在大字报上点了我的名，说我是修正主义苗子。1960年高考招生时，马××负责北大在湖北地区的招生，他亲自把我招进数学力学系，开学后又恰好担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可能是出于了解和信任，他推荐我当了几年团干部。另外在校6年我学习刻苦，成绩也一直不错，考试大多为5分（优）。马××被批，我难免受牵连。看到被人批为修正主义苗子，神经脆弱的我惊恐万状，一下子崩溃了，头脑就要爆炸了。实在受不了我去了医务室，校医的银针把我的头扎成一个刺猬。好在一两天张承先的工作组就进入学校，要把运动纳入正常轨道。《人民日报》也接连发表文章，指明“文化大革命”主要抓走资派，不是划右派，运动只对准领导层，不搞学生斗学生。很快，大字报矛头转向领导层，一、两天后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就解除了。
200号是北大在十三陵地区的分校。1959年中苏交恶，国家决定在燕山脚下建一所比莫斯科大学规模更大的大学。按规划这是一座庞大的大学城，城内有多个校区，校区间车路纵横。但纸上谈兵后，到1963年9月，当我们数力系力学专业和无线电系从中关村的燕园搬来时，这里也只有一座教学大楼、一座图书馆、4栋宿舍楼及附属的食堂、锅炉房等。200号与明定陵只相隔几里路，门前不远是著名的神路。因远离喧嚣的市井，周边又没有多少村落，所以如世外桃源，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刚来时这里还是个未完全竣工的工地，在我们双手的支持下才修了马路、种了树木、建起了运动场。1965年暑期师生用汗水在这里修建了一个游泳池，我们本以为今年夏天可以尽情享受那碧蓝的池水里的（以前要步行一小时到十三陵水库去游泳）。但现在文革发生了。也许是因为年纪更轻革命热情更高，或者是对燕园的风光、未名湖的美景更为向往，低年级同学在得知校本部的运动如火山爆发后的狂烈时，都急切地要求离开200号回到燕园闹革命。但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却更希望留在200号——大家留恋这里清静安宁的环境，还有碧水荡漾的泳池。为此，按照“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原则，6月3日高年级同学与低年级同学还展开了一场辩论。结果，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高年级同学败北，驻在200号的全部人马6月4日从200号撤回到中关村，我们班住进了燕园29斋宿舍楼。
燕园里的革命烈火的确比200号里烧的高。以大饭厅东墙为起点，经过三角地小树林里临时搭起的一排排芦蓆墙，小饭厅、小卖部、27～29斋的墙面，直至其它各饭厅、宿舍楼、教学楼，大字报铺天盖地，延绵数百米。大字报前摩肩接踵、人头攒动，贴的贴、看的看、抄的抄，还有人拍照、留言和批注，就是晚上大字报栏前也是灯火通明、熙熙攘攘。大字报标题新奇醒目引人驻足，内容五花八门让人流连。从大字报我了解到已开展两年多的北大“四清”的基本情况，粗知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出台的一些内情，还见识到许多涉及高层政治斗争的人和事，如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搞窃听，彭真对毛主席搞封锁、企图组织“二月兵变”，赫鲁晓夫亲手送杨绍明手表照相机等，还看到叶帅“现在请林彪同志当我们的副统帅”这样的讲话内容。在那如火如荼的热烈气氛感染下，我也亢奋起来，一连三天三夜不息不眠，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写大字报，并将北大的运动情况、大字报披露的各种消息传送给外地的亲朋好友。
革命逐渐超出文化、教育领域。北大“池浅王八多”，除了许多大名鼎鼎的“反动学术权威”外，还有许多来头不小的中、基层干部和很有背景的高干子女。聂元梓本身就是一个12级干部，这样的干部北大还很多。北大学生中有彭真的女儿傅彦、杨尚昆的儿子杨绍明等，还有毛泽东、林彪、邓小平、贺龙、李雪峰、王任重以及很多很多的大领导的子女（后来陆续知道）。高干子女多，大字报就有了涉及国家高层政治角逐和权力争斗的内容。它们都是重磅炸弹，让人匪夷所思、心惊肉跳，是普通百姓怎么也不会听到、想到的。数力系是北大第一系。这不仅是它的序号，而且是它的地位。1960年代人们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数力系招生门槛较高，学生不仅脑子好数学好，而且文艺体育也不错，校运动会、社团活动总少不了数力系的运动员、歌手、诗人等优秀人才。但读书、运动、琴棋书画不是政治，数力系不是培养政经人才的地方，所以学生中高干子女不多。我及周围的同学大多出身普通百姓家庭，大家关注的是学习，不了解上层社会政治斗争内情，政治经验少。因此在如此汹涌澎湃的大风大浪中，除认真看看、用心读读大字报外，我们缺乏有威力、能击中敌方要害的大批判武器和弹药。这常使我们为之发愁。为赶上形势，我们搜索枯肠，尽力从那些在校系看到、课堂听到的人和事中找出例证，然后上纲上线做文章。我们批判校系领导层中有知名教授是“教授治校”，教授上台讲课是“资产阶级统治教育舞台”，考试是“分数挂帅”，评先选优搞“业务至上”。尤其是对1962年的大留级事件，我们批判它是贯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只讲业务不问政治、迫害工农子女、实行阶级报复的铁证。1962年陈毅“广州讲话”后，学校整顿教育抓质量，期末考题普遍偏难。对我们数力系2年级，因规定一门“数学分析”考试不及格就留级，结果全年级200人中有近50人留级，其中8个学生党员有6人留级，6人中的 4名调干生还离开数力系转到历史、东语、地质等其它系。我班有2名代培生还因连续两年留级退学回了原单位。“大留级”规定过于严，坎子下得陡，措施简单化，让不少同学受到伤害，是有问题的。那年头讲究的是又红又专甚至先红后专，三天两头政治学习、劳动，还有灭四害、挖蝇蛹、采集树叶、养殖小球藻、参加集会游行等社会活动，学生有多少学习时间？老教授不许上讲台、讲课不要系统性、只让青年教师介绍一些实用知识，学生又怎能学得好？所以学生学习成绩不好组织上是有责任的。“大留级”将责任完全摊到个人头上，是政策执行的偏急，是不合理的。但说它是“迫害工农子女、实行阶级报复”却有失偏颇。故此，即使在那个最革命的背景下写大字报，我的内心也是充满矛盾和自责的：教授上课有什么错？丁石孙、吴光磊、冷生明、吴林襄等名教授的那些深入浅出、从容不迫的讲课谁个不欣赏？如果不是1962年的教学整顿我们能有那么好的读书环境、能学到真才实学吗？
那些天，党报党刊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文章，中央广播电台接连不断发出声音，都是为学生打气、为运动煽火。群众不断发动，运动不断高涨，北大成了革命圣地，聂元梓成了名噪一时的英雄。校外人员蜂拥而至来北大参观、朝拜，校园里整天人山人海。此时红卫兵出现了，“红五类”神气地戴上红袖章，其中一些“军干子女”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臂挂袖标、手持皮带，趾高气扬地高呼“老子革命儿好汉”。他们带来了打骂、剪头、戴高帽游街，大批判形式开始从背靠背的“口诛笔伐”发展到面对面的现场揪斗。我和班级同学年龄较大、相对成熟，行动均较理智，一般就是看看大字报、写写批判稿。低年级同学热情高，一些人佩带“红卫兵”袖章后，火气加大，更喜欢闹腾。加之外来人员掺和，校园内不时有打人骂人等过激行为出现。对此我们通常都会去劝阻，我还把它当做一种心灵净化。大批判中我们还受到了另一种教育：我班牛××在参加了对“黑帮分子”的监督管制后，十分欣佩彭佩云的从容与气度，说她尽管挂牌剪头游街饱受凌辱，但批判结束后照样大碗吃饭、躺倒就睡。这让我十分感慨并受益匪浅，此后几十年一直拿它作为“拿得起、放得下”的榜样，要求自己和家人效仿。
半个月后，至6月中旬，大字报吸人眼球的新鲜内容逐渐减少，重复抄转、更新缓慢的颓势开始出现，人们的亢奋情绪亦有所下降。这期间学校和各个系都有工作组在领导、维持，大批判矛头主要指向“彭陆罗杨”、陆平彭佩云和校系“走资派”以及“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无产阶级专政”也多为圈在草地拔草、关在小房写检查等形式（虽有少数揪斗）。校园环境总体平稳，运动没出现太出格的现象。
然而平稳维持不久。6月18日，似乎受到一股力量操控似的，校园里多个地方不约而同发生了“斗鬼”事件。哲学楼前，“革命群众”（从知情背景看个别教职员工是主导）将一批一批的党政干部和教师揪上“斗鬼台”。揪斗者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行动依据，在大揭大批中对批判对象进行羞辱和殴打。被揪斗者胸前挂上大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身上贴着丑化标志，被扭臂摁头“坐飞机”，女同志头发被剪，有人遭拳脚相加的暴打甚至被逼跪地谢罪。数力系被揪斗的人员中，有党总支书记及我们原来的辅导员等，还有两位刚从台湾回大陆不久的教师。我看见有人将随意从厕所里拿出便纸篓套在他们头上，随意用墨汁在一些人的身上涂写。目睹熟人遭此惨状，我内心十分不忍，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土改时我们老家的远房亲戚和小学教书先生被批斗的场景；面对这样的暴虐行为，我反感至极，心怀恐惧但又难以自制地联想到几年前大饭厅放映的一部电影中法西斯匪徒迫害不同政见者的情节。那天，38斋前也是一个“斗鬼”中心，听说那里不仅揪斗了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还斗了学生干部，包括从我们年级转到历史系的调干生王××。经历此次“斗鬼”，我知道学校是个“是非之地”，同时对这场运动有了一些看法；以“6.18事件”为鉴，我为自己定下了一条戒条：不做落石下井之人，不干暴戾恣睢之事。
如何对待“6.18事件”成为一条分水岭。工作组认为它是牛鬼蛇神兴风作浪的反革命事件，计划组织群众反击、抓“一小撮”。工作组的作法得到当时在京的以刘邓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认为它是群众的革命行动，工作组在镇压革命群众，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绕对“6.18”的看法北大师生对工作组的态度也不一致，反对“6.18”的拥护工作组，赞成“6.18”的反对工作组，两种观点决然相反。对此我和许多人十分不解、陷入茫然：文革怎么搞，一定要暴力吗？工作组错在哪里，难道革命运动不需要领导？“四清”不就是这么搞的吗？中央文革号召批判工作组，批判工作组的反动路线，批判派工作组的错误路线，江青三番五次到北大吹风，呼叫“革命的留下来，不革命的滚开！”在中央文革指挥下，聂元梓第二次造反并成为领军人物。7月27日和8月4日两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大会，朱德、李雪峰等应陪到场。会上江青宣布“6.18”是革命事件，康生宣布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陈伯达号召赶走工作组、成立北京公社——革命委员会。大会发言中，江青时儿哭哭啼啼地讲述她接受放射性治疗时的痛苦，时儿义愤填膺地控告儿媳张少华一家在家里搞阶级斗争、声色俱厉地揭露李讷历史系的政治辅导员对她女儿的迫害。大庭广众之下时哭时笑、当着万余人自曝花边新闻，江青的行为与做派使我们错愕不已。亲历此事后，只要一提起江青，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里总会不约而同地嗤之以鼻：“这个女人，什么玩意儿！”东操场大会后，革命暴力合法化，北大掀起反工作组浪潮，张承先被赶走，聂元梓的北大革命委员会成立。那时“红卫兵”已不再神秘，所有学生都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北大的红卫兵聚集在聂元梓的麾下，成为响当当的造反组织“新北大公社”。
文革的政治目标是通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将所有的权力打倒（当然是中央文革政治圈以外的），实现“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对当权派——无论是原有的党政领导还是新来的工作组，中央文革支持的都是反对当权者的一派，封其为“革命造反派”；打压的则是支持当权者以及持中间立场的一派，贬其为“保皇派”。但群众中两派都人多势众，谁也不服谁，对中央文革的表态也不买账。于是两派斗争从观点相左、针锋相对发展到严重对立、不共戴天直至武装厮斗。北大革委会成立后，聂元梓大权独揽、排斥异己，培养料她自己的对立面。反聂元梓的红卫兵自诩北大“革命造反派”，他们脱离“新北大公社”，成立与之抗衡的“井冈山兵团”，北大内的派系斗争十分尖锐。聂元梓是敕封的文革领军人物，基本按中央文革的思路掌控学校运动，在批判“彭陆罗杨”、陆平修正主义后，重点批判工作组，并把矛头指向派工作组的后台。这就造成中央文革在北大支持的是拥护聂元梓的“保皇派”，打压的是反对聂元梓的“造反派”。这是一种与对其它地方造反组织态度完全相反的既实用又怪异的态度。对北大内的派系斗争，我的态度是“务必不可太认真”，一直秉持“温和”立场。两派同学之间本来只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差别，或者只是以往有过一些成见、一点龃龉、一点小小的过节。后来发展成为势不两立的仇敌，主要是政治家蛊惑、潮流裹挟的结果。中国人的弱点是“窝里斗”，文人的特点是“相轻”。文革中滋生两派斗争，“培养”的是国人内斗、文人“互相撕咬”的精神。这是民族的悲哀！
8月，全国各地发动起来，运动轰轰烈烈开展。清华、北航、北师大等在京院校的革命行动如火如荼，风头逐步盖过北大。8月初，《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公布，刘少奇被不指名批评，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18日，第一次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刘少奇在所有人员离场后仍神色凄楚地杵立在城楼右角，久久不愿离去；8月下旬，清华大学出现批判王光美的大字报，随后王光美多次被揪斗，遭穷追猛打。随着运动发展，我和身边的许多人开始悟出这场运动的实意：批工作组是手段，揪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目的；批资产阶级文化教育路线是序曲，打倒“身边的赫鲁晓夫”才是根本。其实老人家早就谋定了文化革命的战略与战术。7月前离京外出、让刘邓派工作组是“卖出的一个破绽”，让数千万学生停课、辍学、待业搞造反是以“乱中取胜”之法抖露出各方阵容，借助生死不惧的学生兵冲锋陷阵、狂轰滥炸是用“人海战术”在敌方营垒砸开缺口。按这样的战略战术，刘邓不管是否派工作组都会“犯错误”。在这个战略部署下，学生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可以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了。
9月份以后，北大校园内的文化革命基本停留在对陆平黑帮、工作组反动路线等“死老虎”的批判上，关联两个司令部之间斗争的新鲜内容不多。学生们想“关心国家大事”，但真正的国家大事离我们很远；学生们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怎样进行革命、何时革命能到底都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于是许多同学开始对运动有了视听觉疲劳，大家纷纷走出校门到外地“大串联”去，校园也逐渐冷清起来。由于对“6.18”之类行动的厌恶和反感，由于激发自己继续革命的动力逐渐减少，我开始对大字报、大批判提不起兴趣，革命热情减弱，慢慢成为运动的旁观者。为打发时光，为逃离无书读、无课上的困境，我和同学去其它学校“了解运动情况”，结伴到重庆、广州等地进行“革命大串联”，返回四清过的河北正定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偶尔，我们也受中央文革的指派参加一点活动。1967年春节期间作为“新北大公社”的成员我们参加了两天的“高教部夺权”（我负责为我班同学联系分配饭菜的后勤工作），1967年2月的一天作为“新北大公社”的成员我们参加了“首都高校红卫兵”到西山军委领导住宅区的游戏示威。1967年3月底至4月初，我与其它3个派系斗争中的“温和派”人员被解放军（中央派到北大领导“革命大联合”的部队）选中，随解放军一起到河北邢台组织引导中学生“革命大联合”。所以说，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时间只是1966年的6、7、8三个月。
1967年4月至1968年3月，整整一年时间里，漠视、厌烦运动的情绪笼罩北大。的确，尽管学子的青春是那么宝贵，燕园的环境是那么的优美，但大家不能读书、无事可干、穷极无聊，只好纷纷游离于运动之外，很多人当上了“逍遥派”。校园里“线路斗争”（男同学组装晶体管收音机、女同学织毛线）开展得“有声”“有色”，唱歌跳舞、文艺演出热火朝天，宿舍里《毛主席诗词》歌声荡漾，舞台上《长征组歌》风靡一时。我也参加了装收音机、唱革命歌曲的行列，此外常到北京市内的亲戚家串门做客，常骑自行车游览京城的名胜古迹，还回了两趟湖北老家探望亲人。一次我幸运地觅到一本王力先生的《格律诗词十讲》，便如获珍宝、用心研读、学习写诗填词。我来北大读书已7年半（力学专业学制6年，文革将毕业分配推迟了近2年），生活困苦的家人望眼欲穿地等着我拿工资。全校毕业班同学情况与我相似，都迫不及待等着毕业分配，“要工资、要分配”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望，校级大会上有人递交“要求尽快与工农相结合”的请愿书也成为当时的一道风景。1968年初我们终于等来了毕业分配方案。经历这次文革，我厌烦、憎恶学校内的“文人相轻”和互斗，分配时毅然决然放弃了到高校教书的选择，而将“航运规划设计研究院”这样一个实际应用单位作为我人生的归属。1968年3月，在《毕业分配派遣通知书》尚未到手之时，我提前3个多月，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北大——这个授我知识、塑我人格、让我度过最美好青春年华但又因文革搅动而风生火起、充斥“是非之争”的地方。
来源: 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