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柴庆丰事件诱发的学潮平息了。根据我们对这次学潮全过程的观测和调查，得出如下的分析和判断。
一、发生学潮的社会心理环境
依据对社会心理波动的长期监测。我们发现，从1987年第二季度以来，改革的社会心理环境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次学潮从一个局部表现了新阶段的三个基本特征。
特征一： 人们对改革的认识趋于理性化。对改革的评价和要求越来越与切身利益，眼前利益相联系。从三次学潮看，1985年下半年发生的第一次学潮，口号是“抗议日本的对华外交，经济政策”，58.1%的大学生认为，当时发生学潮的主要原因是“想激起全民对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1986年底发生的第二次学潮。口号是“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62.4%的大学生认为，当时发生学潮的主要原因是“学生的民主意识与参政意识日益加强”。而这次学潮第一次明确提出“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问题，60.4%的大学生认为。造成此次学潮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低”。与前两次学潮相比。这次学潮的口号要具体得多，并且与自身利益紧密关联。
特征二：人们的不满和改革要求越来越从现象层次深入到制度层次。第一次学潮，大学生的不满主要针对“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人的消沉与堕性”“高干子弟当官、以权谋私”等，要求采取强硬的对日政策、消除不正之风。第二次学潮，大学生的不满主要针对政治体制改革速度太慢，要求选举民主、新闻自由、尊重人权等。而这次学潮，大学生的不满直接指向“不健康的体制，”认为目前的状况是“新的政策方案不断出现，可往往还未付诸实施便被庞大的官僚机制所吞没，”“强烈要求“变革政治结构”。这种不满和要求的出现，使解决社会稳定问题的难度明显加大。
特征三：社会心理变动的频率加快、波动点增多。由于利益格局变动的不同步，社会局部失稳或闹事的可能性增大。这次学潮本身证明了这一点。
二、发生学潮的利益动机和心理基础
我们在学潮发生前一星期，即五月二十六日，对北京大学的五百名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论是，北大学生存在着随时“闹事”的可能性。
1、 存在着“闹事”的利益动机
1) 大学生中存在着一种相对剥夺感受，看到别人得的多，
自己得的少，觉得自己吃亏了。由于眼下挣钱和事业成功的机会开始增多，上大学已不一定是获得利益的最佳选择，在这种利益格局的变动中，不少大学生有一种利益受损的感觉。据调查，37.4%的大学生希望通过上大学获得社会地位，18%希望获得经济地位，22.2%希望获得轻松自然的生活，但同时有20%的大学生认为上完大学后实际上什么也得不到。进一步，80.6%的大学生认为我国知识分子的地位较低或很低，49.1%的人要求提高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
1) 准备进行的大学生分配制度改革直接触动了大学生的既得利益。尽管44.1%的人从道理上赞成改革，但59.8%的人认为目前改革的时机不成熟，24.6%的人表示“不好说”。近二、三个月来，大学生对些问题议论纷纷，据调查，学潮前大学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毕业分配问题”。当时，16.1%的人认为“上大学，读研究生没什么意思，又没有别的办法。”13.5%的人“觉得应该及早去联系一个好的工作单位”。44.6%的人担心改革后分配中出现“走后门”现象，27.4%的学生表示毕业后自己不能或不知道能不能适应社会。
2、存在着“闹事”的心理基础
1) 大学生对当前改革形势的评价偏低，21.9%的人认为当前改革形势较差或很差，47.4%的人认为一般，30.9%的人认为“三年内改革将遇到很大阻力，不会有多大起色”，14.8%的人认为“三年内改革将遇到很大阻力，可能出现倒退现象”。同时，大学生改革的呼声和要求较高，47.4%的人对改革取得成功抱有希望，41.3%的人认为当前改革的速度偏慢，这种对改革的低评价，高期望使相当部分学生中存在着一种烦噪的心理状态。
1) 日常心理状况很差，学潮前，北大学生中感到彷徨，不知怎么办的占24.9%。感到压抑，想干干不了的点21.1%，感到无聊，什么也不想干的点11.4%。想发泄的占8.1%。这几方面加在一起点65.5%。而且，其中16.9%的学生表达不满时倾向于“写大字报、公开辩论”。13.9%的学生倾向于“游行、集会、静坐示威”。这种态度是发生学潮的重要心理基础。
三、对今后学潮的判断与建议
1、由于发生学潮的社会心理环境短期内不会改变，今后学潮仍会发生，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时断时续的社会现象。而且在“闹事”的具体时间上具有无法预测的特点，因为只要“闹事”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没有消除。任何偶发性事件（如学生被打、基层选举、甚至中国足球队的输赢等，都可能成为导火线。基于这种判断，今后政府也应该提高心理承受力，不要因为出现学潮而大惊小怪。更不要因而影响改革进程。
2、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学潮还不会牵动其他社会阶层，从而导致全局性社会失稳。这是因为：
1) 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尤其不同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是具有改革的超前意识。大学生的主要利益和要求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脱钩。
2) 大学生“闹事”，主观上并不是反对改革，在对前两次学潮的认识上，只有1.1%的人认为是“对当时的改革有抵触情绪”。这次学潮中，大部分学生反对把“反通货膨胀”列入游行口号，就是出于可能对改革不利的担心。
3、既然不会发生全局性的社会失稳，就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闯过难关。这是改善社会心理环境，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根本出路。
4、目前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1) 保护大学生的改革热情。65.4%的大学生认为，除了游行没有其他表达意见的有效渠道，31.1%的人认为此次学潮的社会原因是”对新闻媒介关于学潮的报道和评价不满”。因此，应该建立与大学生对话的经常性的渠道，避免使用“少数坏人”之类的传统宣传。
2) “大闹大得利、小闹小得利”的结果具有很坏的社会示范效应，这次学潮以后，应注意避免以往那种改善伙食、放电影、开舞会、派大批领导去安抚，对话的做法。
3) 社会局部失稳不一定就是大学生闹事，不应把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大学生身上，要切实把握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的变动，以便对突发事件做好预防工作。
4) 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系统的、科学的、及时的社会调查工作。
5、今后处理学潮过程中要注意政府形象
1) 通情达理的形象，不要对学潮进行歪曲、片面的报道；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不要回避学生的主要要求；在符合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对学生的游行要求应予批准。
2) 强有力的形象。在客观评价学潮的动机、效果的同时，对某些过火行为（如拢乱社会治安、妨碍交通秩序、违反有关法规等）要进行坚决的制止。事实上,63.2%的大学生认为6月8日的游行流产的主要原因是“官方表示要对参加游行都从严处理。”
198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