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程兴业 (1925—2013) , 1949年自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毕业, 解放前夕曾为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领袖, 同年随军南下至广西。历任广西人民银行农金处信用合作股股长、南宁市第一中学教导主任, 1978年以后为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副编审、编审。1987年离休。;

采访时间: 2012年7月15—16日、2013年1月2—3日

采访地点: 程兴业家中

1944年下半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急转直下, 苏联红军转为进攻, 在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节节击溃德国法西斯, 并趁势向欧洲进兵。之前, 英、美联军已在法国诺曼底登陆, 意大利兵败沙场, 宣布投降, 德军阵营岌岌可危。而在亚洲战场, 日军正在作垂死挣扎, 在中国大举进攻, 连陷长沙、广州、桂林、都匀, 直逼贵阳、重庆, 日军扬言, 将截断中国连接缅甸、泰国的交通线, 并封锁沿海港口。当时, 举国恐慌, 传言国民政府将迁到印缅边界, 建立流亡政府, 国难当头, 大家都认为这是抗战最艰难的岁月。

当此危难关头,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发表讲话, 号召全国军民誓死抗战, 并发动大后方各大学、中学学生踊跃参军, 报纸、电台也掀起宣传高潮, 党、政、军大员也深入各校进行动员, 其口号为“十万青年十万军”。

我一贯重文轻武, 而当此国难也只能投笔从戎, 在这个热潮中报了名。1945年1月, 我被编入青年远征军204师611团, 成为迫炮连的一名二等兵。我们被送到四川万县, 主要是接受军事训练, 上级始终教育我们, 随时准备开赴抗日前线。

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很幸运, 我们未上前线, 战争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 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 以共产党为首的各民主党派认为: 十万青年军是为抗日而招募的, 既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 应该让这些青年复员, 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在政协的压力下, 蒋介石决定令青年军九个师在接受六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后, 于1946年7、8月间开始复员, 到当年9月开学时, 大部分学生都回到学校了。

当时规定, 凡参军以前为高中、中师、中专三年级学生及毕业生, 都可自愿报考大学。希望报考大学的共有三四百人, 我们被集中送到重庆青木关, 这里原是三青团中央团校, 团校这时已迁往南京, 在这里办了一个文化补习班, 分文理两科复习迎考。我们在这里学习了两个月, 除蒋经国来作过一次报告以外, 没有安排任何政治学习, 其实就是文化课的补习。8月开始, 各大学的新生录取名单陆续公布, 9月, 我们便各自奔赴大学学习了。

于国难当头之际, 广大青年凭一腔报国激情从军抗日, 本是一段光荣的历史, 而令人痛心的是, 在众所周知的背景下, 这成为可耻的过去, 成为被屈辱的理由。解放初, 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就宣布参加青年远征军等同参加反动组织。当时, 许多同学便想不通, 有人说: “这相当于我烧‘尽忠报国’之香, 却走错了庙门而已。”我也因为这一年半的经历, 解放后一直被打入另册, 为此不能入党, 甚至儿女在申请入团时也不得不老实交待。

其实, 在十万青年军士兵中, 参军前后大都是要求进步的学生, 甚至可能有少数的中共地下党员。50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叫《青年进行曲》, 就反映出, 各大学有一批刚复员的青年军学生, 他们还穿着军装参加了北平的反内战游行, 后来, 他们也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的主力。不知那些认为青年远征军是反动组织的人, 是否看过这个电影?

我认为, 在八年抗战期间, 从蒋管区奔赴延安读抗大的学生是爱国, 而当国家危难之时从军的青年也同样是爱国的。我们国家总有一些人, 不愿正视真实历史。我热切盼望, 后人对这段历史作出公正的评判。

在重庆文化补习班, 我报考的是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第一志愿是国文系, 第二志愿是史地系, 第三志愿是教育系, 结果被国文系录取。1946年9月, 我来到武汉, 开始我的大学生涯。

初到师院的一、二年, 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 孤独地埋头读书, 只想毕业后当一个受学生欢迎的中学教师, 便此生足矣。我非常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一有时间就跑图书馆, 而节假日最大的享受是逛书店, 其实那时也没钱买书, 但可以在书店蹭书看。

然而, 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有时学生运动以文体活动作为表现形式, 在大学校园里, 晚会一个接一个地举办, 各学生团体, 一个接一个地开座谈会。一开始, “埋葬蒋家王朝, 迎接解放”的主题还是隐含在其他内容中, 后来, 一些激进者已在口头上鲜明地提出了。校内有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叫《北风》, 四个版面全部刊登新华社播发的稿件。这种新浪潮首先影响到学生, 学生分成左、中、右三种群体, 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 我也逐步倒向正义的一边。

一迁校运动

湖北师院的迁校运动, 在全国师范院校中, 也算闹得最厉害的学潮之一。仅就我所知道的叙述如下:

抗战胜利后, 当初内迁的学校开始回归, 大概是1945年9月, 教育部在重庆召开了全国高校复员会议。报上披露: 为了使全国的高校分布更为合理, 教育部决定, 除京、沪等原高校集中地之外, 今后省会城市一般不能同时设置两所国立大学。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师范院校的, 如武汉已有武汉大学, 那么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就必须搬到其他城市, 而不能回到武汉。

于是, 各地都曾出现过迁校运动。如北平师范大学, 在抗战后一迁再迁, 最后落脚于兰州, 故改名西北师范学院。抗战结束后, 学生们自然要求迁回北平, 并恢复原来的校名。为此闹了一两年, 最后折中解决, 一部分留兰州, 仍挂西北师范学院的牌子, 另一部分迁回北平, 称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当时虽掀起几次大运动, 但直到解放后才恢复北京师范大学的名称。又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内迁到重庆白沙, 改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1945年复员时被留在重庆, 未迁回北京, 解放后作院系调整时被命名为西南师范学院。

按教育部的大学复员计划, 湖北师院必须迁到湖北荆州。1946年春, 这个消息一传到湖北恩施五峰山, 1立即引发学生的强烈抗议。2学院对学生施以高压, 但迫于学生的民意, 学校也未迁到荆州。经过协商, 又得到沙市政府的支持, 学校迁到沙市童家花园。当年年底, 第二次迁校运动爆发, 由于学生会主席姚海舫不敢大胆领导这次运动, 就被哄下台, 副主席陈迥凡上台领导。他领着全院学生冒着生命危险坐木船顺长江而下, 直抵武昌请愿, 并扬言若得不到教育部的满意答复, 将再从武汉漂流直下南京。我们这些新生也都积极参与, 我当时未在班上或全校大会上发言, 只是一个默默的支持者。

教育部并没有解决学潮的诚意, 只派一名督学与学生周旋, 他含含糊糊答应学生的要求, 但提出学生回沙市复课的前提条件。学生会的干部不相信督学能有如此大的权力, 教育部又请湖北省参议员及湖北籍的立法委员作担保, 学生这才回到沙市。

岂料, 学生回到沙市复课还不到半年, 教育部就在江陵县城即荆州老城划出大片空地作为湖北师院的新校址, 并准备动手建房。此举使学生更为愤怒, 学生采取直接对抗的措施, 动手将学院的图书仪器装箱运到武昌, 学生会敦请教师和学生一起到武昌上课。

学生的要求得到湖北名流的支持, 1948年5月, 学校从沙市迁到武昌, 暂借武大医院等地复课。虽然迁校的要求得到满足, 但学生住宿十分分散, 条件仍然不好, 学生十分不满。3

二从新诗社社长到社团联谊会主席

在湖北师院读书的第三学年, 江枫邀我一起创办中国新诗社, 然后我一步步卷入学生运动浪潮, 这是始料未及的。

约在1948年初, 江枫塞给我一张纸, 上书中国新诗社湖北师院分社的创立启事, 他要我交给 《北风》杂志发布。文章是他写的, 却说明自愿加入者到程兴业处报名, 于是不了解的人认为我是创立者。

江枫不仅常在湖北报刊上发表新诗, 而且还在上海臧克家主办的《诗创造》上发表大作, 他的新作甚至多次占据《诗创造》的首页。记得他有首长诗以石磨与女人为主题, 题目已记不清了, 第一段大意说一位农村妇女靠石磨生活, 产生相互依存的关系; 然后说国民党军队进村后, 大肆破坏乡村的设施, 而石磨也被毁坏了; 最后说这个地方解放了, 好心的军队 ( 暗指解放军) 帮女人重造了日思夜想的石磨。这首诗写得富有感情, 将女人的缕缕温情和痛苦思念写得很传神。4因此, 他在我们师院及至湖北文学界, 都算得上是位小有名气的诗人, 同学们往往称他为“江诗人”。在《诗创造》 的封底, 就刊有北大等各大学的中国新诗社分社的名录。他来找我做这件事, 我当然挺乐意的。

新诗社是公开的学生社团, 有六七位社员, 大家的思想形形色色, 左、中、右都有, 我们举办过几次诗歌座谈会, 总是各说各的, 形不成一种统一的风格。但它是我们师院第一个学生社团, 所以还是挺引人注目的。音乐系同学为主要骨干, 创办了一个北辰剧社, 我也被拉入, 但我从未参加他们的活动。不久, 学生社团已达二三十个, 加入各种社团的有600人, 为全校学生总数的一半。有人提议成立湖北师院学生社团联谊会, 我以新诗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会议, 被选为社团联谊会主席。

我从小学到大学, 从未担任学生带头人的角色, 连小组长、科代表也没当过, 一下子被同学们推出来, 觉得很不适应, 心里隐隐感到不安, 很担心自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 我答应江枫一起创办新诗社, 初衷是真心实意地想向江枫学作新诗, 但由新诗社社长变为社团联谊社主席, 社会工作一多, 学习写作的初衷就难以实现了。但我这个人, 担子压在身上, 虽感到风险很大, 也不愿一溜了之, 只能顺应形势, 勉为其难地做些事。

从此, 我被逐步卷入学生运动的漩涡之中, 难以自拔。

社团联谊会是个全校性的组织, 我身为主席, 要和学生会合作, 以推动学生运动, 而当时学生会的机制也比较涣散, 所以学生会主席常把一些事推到我身上, 要我代表国师去参加。在这期间, 我代表湖北师院, 主持了一次重要会议。

1948年中, 在华中大学召开武汉大学大专学生反美扶日座谈会。华中大学1是所由美国教会主办的大学, 校内有美籍教师和美国留学生, 选择在那里开会, 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直接听到中国人的心声。会场在礼堂举行, 来了许多学生, 整个礼堂坐得满满的。座谈会有三个题目, 我代表湖北师院学生会, 李丽华代表华中大学学生会, 张 × × 代表武汉大学学生会, 原定我们三人轮流主持, 李丽华负责开场, 并主持第一题的讨论。

我们三个主持人都坐在台下第一排, 而临开场前李丽华忽然对我说, 她临时有点事, 请我代她主持, 她就第一题作长篇发言, 过一会她回来主持第二题。这时, 时间已到, 我只得站起说了几句, 宣布座谈会开始。第二题讨论的时间快到了, 仍未见李丽华的人影, 当时发言十分踊跃, 我只好硬着头皮主持下去, 直到第三题开始, 武大的张 × × 上台, 我才走下来。会议结束, 东道主都不知去向。到会的大学生纷纷发表激昂的发言, 主要分析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种种现象, 指出这是在美军支持、鼓励下出现的, 大家的情绪非常热烈, 氛围显得很有战斗力。2

前些年, 武汉党史办公室召集解放前武大、华大和国师等几所大学中的学生运动骨干分子座谈, 回忆当年的学运情况。当时未看到李丽华, 我还问起, 有人说李在云南大学当教师, 正在办调回武汉的手续。看来, 美丽的春城昆明, 也无法取代她对武汉的眷恋。

三反解散运动的冲天大火

1948年8月4日, 武汉各大报纸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一个教育部的通告, 宣布解散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罪名为学校情况复杂, 必须整顿, 措施主要为三点: 1) 由教育部直接组建国立湖北师院整顿委员会; 2) 学生必须经整顿委员会重新注册后方取得学籍; 3) 教师、职工也要经该委员会重新聘请, 方可入校工作。同时, 武昌法院传讯17名肇事学生。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初学生食堂断炊, 愤怒的学生涌到校长王治孚家理论。王是教育部长朱家骅系的人, 3也因为师院暂住武大的校舍, 也与武大有矛盾, 于是便有解散之举, 这便是“八四”事件。4

通告一下子在师院引起冲天大火, 学生会于当天上午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 以决定斗争方案。 当时, 我一时冲动, 便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演讲, 提出三点应对举措: 第一, 全院学生一致认定整顿委员会为非法的行政班子; 第二, 全院学生拒绝重新登记注册, 并劝阻教职员工接受整顿委员会的聘请, 学生会成立访问小组, 积极争取教职员工站在学生一边; 第三, 与武昌的法律人士加强联络, 争取他们主持正义, 为被武昌法院传讯的学生辩护。当时, 一个人积极一点, 大家就会推你上台, 大会选举出湖北师院学生反解散斗争三人领导小组, 由于我提出的三点切实可行, 我也被选入, 另一位是学生会主席姚达三, 还有一位是学生会副主席胡光群。

八年抗战时, 全国学潮一度平静, 而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国内外形势急剧变化, 反美反蒋的学潮又此起彼伏, 国师的迁校运动、反解散运动不过是这种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国民党也在这时制造白色恐怖, 那时领导学生运动的带头人非常危险, 被特务盯上, 人身安全就成了问题, 已传说浙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于之三遇害。我被推举为三人小组成员后, 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忧。我自小失去父母, 靠苦读方才考上大学, 平生只望当一名教师, 而且从不抛头露面作演讲, 这回脑子一热卷入学生运动, 也可能使自己毁于一旦, 这时不能不有所犹豫。当天晚上, 我一个人溜到黄鹤楼, 泡了一壶茶, 面对苍茫的长江, 苦苦思索如何应对不测, 直到晚十二点茶馆关门, 我才回到宿舍。前思后想, 我决定还是不做逃兵, 不辜负同学们的信任, 拼死一搏。

我们的第一步是争取武汉舆论界的支持。我和学生会主席姚达三在汉口冠生园茶社召开记者招待会, 表达抗争到底的决心, 得到与会记者的同情与支援。第二步, 由系级代表会出面组织各系访问小组, 分头访问教师, 巩固教师对学生的支持, 以形成一股合力。第三步, 学生会组成对外活动小组, 除争取武汉各大专院校的声援外, 1还要争取武汉各界人士特别是头面人物的支持。研究下来, 重点是三人, 一是原浙江省主席、现湖北省银行董事长张难先;2二是李书城, 3民国初他在民国政府曾短时间任过军事部长, 退位后于湖北省通志馆任馆长; 三是全国参政会的参议员孔庚。4拜访的结果, 除孔庚外, 其他两人都大骂朱家骅欺湖北太甚。每天访问之后, 晚上我都和姚达三一起研究名流的表态, 整理支持学生反解散斗争的言论, 然后发给武汉各报, 第二天这些言论见报, 为反解散运动大造声势。我们在武昌青年馆组织了湖北父老声援座谈会, 到会人士几乎一致谴责教育部的不义行为, 李书城先生和张难先的态度最高调, 不仅公开抨击朱家骅, 而且对蒋介石也有微词。

我们所做的工作发生了影响, 引发地方的反弹, 湖北省参议会强烈反对, 一时形成湖北派与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派的对立。在各方的努力下, 学生与地方贤达在省参议会礼堂召开了抗议大会, 到会者有一千多人, 湖北籍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和参议员几乎都参加了, 湖北参议会议长何成濬5与张难先、李书城都来了。在讨论由谁主持会议时, 李书城说, 这是湖北人与朱家骅讲理的会议, 理应由省参议会议长主持, 于是何成濬也不推辞了, 宣布说: 湖北各界反对教育部解散湖北师院主持正义大会开始! 会后便以大会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抗议的电报。大会还未散会, 有人跑到主席台找我, 要我在第二天到何成濬家详谈。

于是, 我约学生会副主席胡光群一起去何家, 看他能提出什么解决方案。何说, 上午湖北元老给蒋介石拍电报后, 蒋已回电, 大意为: 一、由监察院出面撤销教育部解散湖北师院的命令; 二、由教育部出面任命新的院长, 免除王治孚的院长职务。他还要我们去见汉口市长徐会之。徐说欢迎湖北师院迁来汉口。当时汉口与武昌并不是一个城市, 而且是民国行政院的直辖市, 所以学校设在这里, 也不违背教育部一个省会只能有一所国立大学的规定, 这样, 也让教育部有个台阶下。后来找到两所中学旧址, 作我校的教室和学生宿舍, 学生也正式上课了。

一场冲天大火就此熄灭, 而我则进一步卷入学生运动了。

四民主竞选

1948年9月, 新学期开始, 新生入学, 又面对学生会改选, 大家选我为学生自治会选举委员会主席。我参照武汉大学的模式, 修改了学生自治会章程, 规定: 学生会主席由全院学生直选, 参加竞选主席的候选人, 要组成竞选班子, 并在全院大会上宣布竞选纲领, 再由全院学生投票决定, 得票超过半数以上者当选。而原来的系级代表会成为常设机构, 负责监督学生会的工作。

为使竞选活动更好地开展, 我从驻汉口的美国新闻代表处借来一套美国民主选举的新闻纪录片, 在学院放映, 让学生借鉴美国的选举制度和方法。选举搞得轰轰烈烈, 最终, 以杨畅东为首的竞选团获胜, 从此我院学生加入进步的行列。

就在反解散斗争闹得最厉害之时, 一些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同学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研究后认为, 湖北师院这场反解散学潮影响太坏, 如果你程兴业不出面, 仅姚达三来搞不可能闹那么大。他们出于好意, 建议我赶紧离开学校, 说可推荐我到汉口当个小学教师, 如果愿到郊区还可当个中学教师, 前提条件是我不能回校参加活动。但在当时的三人领导小组中, 胡光群已半心半意, 还一度溜走, 如果我再溜走, 就会葬送这场运动。我是个好面子的人, 不想临阵逃脱, 一旦做了逃兵, 几十年后也无法抹去一千多同学眼中的鄙视。于是我下定决心干下去, 没有后退, 最困难的时候仍抱着一丝希望安慰自己, 也鼓舞同学。

我把以上情况如实告诉杨畅东, 他说由他介绍我到汉口郊区当一名小学教员, 并嘱我暂时不要回校。于是, 以后两三个月我都未在学校露面。国民党学生从学生会竞选中败下阵来, 不甘心失败, 又组成一个与学生会对立的社团, 处处与杨畅东领导的学生会叫板对立, 而我正在郊区教书, 也不能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

1949年初我回到师院。一次, 我与杨畅东分析, 团结应变, 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学生会。他接过话头, 便动员我竞选下一届学生会主席。我一再推辞。而杨每天晚饭后都约我出去散步, 前后恳谈了十五六次, 简直令我难以推脱, 我说, 我是鄂北乡下人, 认识交往的同学很少, 难以组建一个竞选班子。他说人员由他负责。我说, 我上初中时父母双亡, 现在家庭经济来源一点都没有, 是真正的穷学生, 而竞选时总要一点宣传费, 这点钱我拿不出的。他说, 这也由他筹措。我曾与熟识的同学商量, 他们都主张我应该从学生运动中急流勇退, 决不能参加竞选。我也曾到珞珈山与武大学生会的负责人商量此事, 他们也主张我不要竞选, 因为当前斗争激烈, 从事一段学运之后, 特别是出头露面太多的人, 都必须转移, 否则受损伤的不仅是个人, 也会使民主运动的群众受到打击。我将这些意见一五一十都与杨畅东说了, 可他仍坚持要我出面竞选, 甚至说我只考虑个人安危, 而不顾及国师乃至汉口学运的前途。年轻人血气方刚, 不愿成为人家眼中的怕死鬼, 终于禁不住激将法的刺激, 而且在老学长诚恳而坚持的态度面前, 我只能勉强答应。

过了几天, 杨畅东递给我一张竞选班子名单。连我在内九人: 拟副主席两人, 一个是汪盛荣,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直到竞选那天晚上才第一次见面; 另一位是倪文灏, 我知道他是理化系四年级的同学。秘书郭学海、联络部长吴德安都是英语系的老学长。康乐部长肖里千, 在几次筹办院内晚会时, 我们已是战友。而对福利部长阮力员、事务部长刘声松, 我也完全不熟。其中只对学习部长张学知熟悉, 他和我是同寝室的室友, 但他也不是我推荐的。

大学三年级时从新诗社社长到学生社团联谊会主席; 从当姚达三助手参与领导反解散斗争; 从充当学生会选举委员会主席, 拥戴杨畅东上台, 到自己竞选学生会主席; 我一步步卷入学生运动, 无法脱身, 隐隐约约, 总感到有一股进步力量在推动我向前走。拿到这个名单, 我也模糊意识到, 这是湖北师院进步力量的大汇合。解放后, 我才知道, 在学生会里有八位地下党员。

在帮助杨畅东竞选时, 我已开始领略开展学生会工作的门道, 所以竞选很顺利, 工作也能很快上手。我提出, 每个部都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 汪盛荣负责联系学习部、康乐部, 倪文灏负责联系福利部、事务部, 我只与郭学海秘书处联系。这样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主动性、积极性, 每个部虽只有三四位工作人员, 但都做出了不起的大事, 显示了每个人的才能。

这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 教育部提出应变措施: 给每个在职的教职员工发放三个月的工资, 令其离校寻求安全之地; 而给学生发放三个月的伙食, 令其回家等待开学通知, 并暗中指使武汉各大学要像抗战时那样, 做好南迁或西迁的准备, 国民党的头目甚至开始将一些财物运往广西。1949年我南下广西, 在桂林军管会文教科工作, 与广西大学校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谈起此事, 他们证实确有此事, 并说湖北师院院长王震寰曾到广西寻找南迁的临时校址。而中共地下党主张师生留校护产。 因此, 走与留是当时斗争的焦点, 我们学生会带领学生坚决反对南迁。

学习部仅靠一部收音机在深夜收听新华社播发的新闻, 并将记录的新闻编成报纸, 传播党的声音和解放军进军的捷报。报纸名为《湖北师院院刊》, 报纸大约像今天的《参考消息》那么大, 四版。 并向各方面散发这张报纸, 有时还在夜晚贴在国师的周围。

康乐部举办了多场大型文艺晚会, 以活报剧、秧歌剧反映民主运动的状况和当前形势。下午或晚上又带领同学扭秧歌, 往往有千百人参加。扭秧歌成为当年的时尚, 一个人开个头, 很快就会有成千上万个大学生加入进去, 甚至汉口外校的中学生也会卷进来。这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团结学生的举措, 也是迎接解放的密语。秧歌扭起来时, 大家会高唱“你是灯塔”, 这时, 彷徨的人也消除顾虑, 走进队伍, 振奋起精神, 达到留住同学、迎接解放的目的。

福利部则成为全校千余同学的生活保障, 他们将教育部发给学生的三个月应变费从学校领出来, 用它囤足粮食, 再拿一部分钱换成银元, 作为副食基金, 这样物价再涨我们也不用愁伙食了。

事务部就利用这些银元为本, 发行“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生自治会银元券”。每个师范生每月有一元补助, 每个月用不完的伙食费叫“伙食尾子”, 我们都发还给学生, 但不发现金, 而发这种银元券, 用它可在国师周围的商业区购物。下午四五点, 事务部的成员带着银元去商业区兑现银元, 收回银元券。所以我们的银元券比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信誉还好, 从而扰乱了当局的金融市场。

学生会的工作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大家同心同德, 齐心协力, 各部门协调得不错, 展示了群体的力量, 因此我们这个班子成为最有效率的一届学生会。现在回想起来, 还十分怀念那段艰难岁月, 怀念同学之间的深情厚谊。

大约在1949年初, 平津战役之后, 中共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已无法进行, 但党中央指示可以和各地军政首脑签订和平解决方案。在武汉的白崇禧1为保存桂系实力, 曾邀李书城作为他的密使访问解放区, 与董必武等接触, 试图签订一个有利于桂系军阀的和平协议。这类上层活动, 当时我们学生并不知道, 但听说李书城回汉后大谈解放区的城市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 他首先在武大礼堂对师生作了“解放区之行”的报告。我们得到消息, 也随即以师院学生会的名义请他来作报告, 这次报告更为详尽, 还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会根据记录整理了他的报告, 并登在院刊上, 然后广为散发, 这也成为当时武汉的一大新闻。在黎明前, 李先生向人民宣传共产党的政策, 讲述其亲身经历, 因其身份及信用, 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迁校运动之后, 我校暂时安顿下来, 利用原汉口唐家墩的一女中的校舍为学生宿舍, 另租用一家已关闭的教会学校校舍作教室, 两者都十分狭窄, 且并不连在一起, 其间有一段路, 很不方便。所以, 我们一直在谋求本校的永久校址, 这也是我这届学生会竞选时的承诺之一。我们看中原江汉中学旧址, 现在作为军营。我知道李书城先生与白崇禧有师生之谊, 他作完报告之后, 就向他请求, 可否请他向白崇禧建议, 将这块地拨给湖北师院建校? 他欣然答应, 当即就在会场给白崇禧和李品仙1两人写信, 并介绍我去拜访, 向白、李当面提出这一要求。

我无法直接去见这样的高官, 只能将这封信以挂号寄出。约半个月后, 一天, 还没到起床时间, 一个国民党少校军官突然闯进学校, 指名找程兴业。我感到莫名其妙, 赶紧穿好衣服随他走到校门口, 那里已停着一部吉普车。同学们以为我被抓捕了, 几百人赶到校门口送行。我看到女同学尹惠一, 随口问了一声, 能同我一起去司令部吗? 她立即答应了, 站在一旁的聂裕华同学是她的恋人, 也慷慨要求一同去。

我们三人都上了吉普车, 一直开进华中军事长官司令部, 那位少校将我交给一位上校科长, 上校将我们送进办公室。等了很久, 一位中将出来与我们谈话。他说, 白崇禧和李品仙长官已收到李书城的来信, 答应将那所房子拨给我们, 但要等军队换防, 里边的幼儿园撤走以后, 我们才能搬进。 我们当然很高兴, 可这时中将加了一句: “等到共产党来, 他们一定会为你们解决院址的。”我们三人都愣住了, 吓得不知如何回答。中午十二点就让我们回来了, 总算是一场虚惊, 同学们也放下心来。

那时, 我也不知道此行是吉是凶, 我知道尹惠一和聂裕华是国民党、三青团在我校学生区的分部委员, 我想他们同去不会有什么危险。但他们肯冒险前去, 还是出于同学之间的情谊。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他们两人所在单位都曾来广西外调, 向我了解这次去司令部的经历。我如实说明了事实经过, 但迫于极左思潮的影响, 没有强调他们此举完全出于正义和同情。几十年过去了, 想来总有点遗憾。

1949年春, 我参加了在武汉大学举行的武汉大、中学生应变座谈会。2武大的礼堂要比华中大学的礼堂大得多, 由于这次有高中学生参加, 会场也坐得满满的, 显得气势更大。

座谈会的主题是保校护产, 团结师生应变。我代表湖北师院师生发言, 讲了我院应变工作各方面的动态, 尤其着重揭露校方准备南迁的阴谋。发言一结束, 我院学生系级代表会主席王立富走过来表示支持, 他说, 我院的情况你讲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关于教育部暗中指示各大学做好南迁西移准备的信息非常重要, 一定会引起教育界的重视。

晚上, 武大组织了应变晚会, 我在后排找到一个空位, 坐下来欣赏精彩的节目。不知什么时候, 周围坐了许多武大一帮战友式的同学, 把我紧紧地围在中间, 每当两个节目换台的几分钟或几秒钟间隙, 他们都热情地齐声大叫: “乒乒, 乓乓, 武大国师是一家! ”这显示出武汉大学生们迎接天亮时的团结真情, 当时让我非常感动。

当时, 已成立武汉大、中学生联谊会, 但我们估计国民党还会依据长江天险在武汉顽抗, 所以有必要在汉口成立一个“汉口学生应变委员会”。大概在4月的一天, 我和杨畅东、汪盛荣、吴德安、向德曼等相约, 一起到跑马场去开会。在路上, 汪盛荣告诉我, 这是个飞行集会, 不要讲任何套话, 简洁明了地宣布完就散会。

一到相约的地点, 已有一些学生模样的人在等待, 大家一招呼, 就汇集在一起, 我一看, 大多是过去聚会时认识的熟人。我宣布开会, 说: “可能会出现国民党溃败而解放军未进城的真空时期, 我们汉口的学生可能无法与武汉大、中学生联谊会联系上, 所以根据形势需要, 成立‘汉口大、中学生迎接解放委员会’, 由湖北师范学院召集, 一线主席由国师学生会联络部长担任, 二线主席由学生会副主席汪盛荣担任。”说完, 我们就散会了。解放军一入汉口, 我们就亮出了“汉口大、中学生迎接解放委员会”的招牌。

五 你是共产党吗?

就在反解散斗争处于高潮时, 一天, 李书城派人来, 通知我中午去湖北通志馆, 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我以为, 他那边有什么重要信息要告知, 谁知, 进门后他久不开腔, 最后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回答说不是。他又追问: “那你为什么敢于领导反对政府的学生运动?”我说: 这完全出于正义感, 也因为对自己及全院学生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看我非常冷静, 便说: “你既然不是共产党, 就要在言行上注意, 不要让人抓住把柄, 这样如果被抓了我们也好保你出来。”我们之间只有这么简短的对话, 我就告辞了。

李书城是国民党的元老, 但一直是共产党的朋友。新中国成立之初, 国务院提名让他担任农业部长。记得当时周总理介绍了两点: 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即创立会议, 就是在李书城公馆的客厅里举行的; 二是他退休后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期间, 与进步力量保持联系, 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而且当时听说李先生的子女都站在进步力量一边, 有的还是中共地下党员, 说明他一直生活在正义、进步的气氛中, 年纪虽老, 革命意志不衰。

我后来想, 他那么问我, 也是关心我, 保护我, 也许他从内部听到什么对我不利的消息, 给我一点暗示吧。

大概是1948年8、9月间, 贾韵谷 ( 当时叫贾秀珍) 和谢凤英两位女同学, 通知七个人到她们的住地聚会, 她们在唐家墩学生宿舍的门前的巷子里租了一间楼上的小木板房间。其中有学生会主席杨畅东, 我当时担任学生社团联谊会主席, 还有英语系两位男生, 我也叫不出他们的名字, 还有一位是国文系一年级的男生林晦安。

会上主要是谢凤英发言, 提议我们七个人组成一个秘密社团, 任务是研究湖北师院的学运问题。我已忘记这个社团的名称, 印象中也只开过这一次会, 后来我也再没去谢凤英的住处。我想, 她们在校外专门租一间房子, 那时大概是一个秘密联络点, 而我从事许多公开活动, 到她们那里去会引起特务注意的。

1949年春节后, 有一天我到厕所小便, 林晦安也跟了进来, 靠近我轻声说: “江汉军区城工部邱肱良部长要你去天门解放区去, 主要是汇报武汉的学运情况。”我这才知道他是中共江汉军区的地下交通员。我说: “那我回宿舍拿牙刷、毛巾吧。”他说: “不行, 那样就会被人发现你已经离开学校的。现在校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 车夫会带你去一个客栈住下。”

我听从安排马上出门, 那里果然有一辆三轮车, 我一靠近, 车夫马上说: “是程先生吗? 请上车。”三轮车把我送到汉水江边的一家小客栈, 一位茶房 ( 客栈服务员) 已等在门口, 他开口便说: “程先生吗? 已给你订好房间, 请随我来。”我跟他走进去, 也没要我登记, 就把我带进门房窗后一间堆满棉被的杂物房间。我躺下不久, 就听到宪兵队来查房, 因为我住的这间房是卧具保管室, 门已从外面锁上, 宪兵就没进来。

第二天起床, 茶房递给我一张从汉口到汉川的船票, 并告诉我上船的地方。我上船后才遇到林晦安, 我们一共四个人, 都由林晦安负责带到江汉军区城工部。到汉川后, 林晦安领我们到城外一家偏僻的客栈住下。次日早晨, 我们还在喝玉米粥, 客栈里的一位老人走到我们桌前问道: “你们是到那边的吗?”林晦安答: “是的。”老人说, 离这里不远的湖边已备有木船, 要我们吃完早饭就上船。

船通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线时, 哨兵喊一声: “干什么的?”我们从容地指着林晦安说: “他结婚, 我们是来吃喜酒的。”就这样我们就进入解放区了。

到了汉川程家门, 这里是江汉军区城工部的驻地。我们在一家农民家住下, 向导嘱咐我不要与外人来往与搭话, 要我关门写一份自传, 并填一份江汉军区外来干部登记表。

两三天后, 先由林晦安的姑妈林部长与我谈话, 然后邱肱良部长也来与我谈, 扯起武汉大学、湖北师院的情况时, 他们似乎对其间的人和事都非常了解。最后他们与我约定联络暗号, 给了我六个光洋作为路费, 并要我今后直接与城工部联系, 不再通过林晦安。

当年5月, 武汉解放了, 江汉军区城工部迁到汉口一家银行办公。我去见林部长、邱部长, 邱部长按当时通行的做法, 写了一张字条, 叫我交给中南团委的胡克实, 1把我作为团的关系转过去。胡克实通知我, 你准备到中南团校学习吧。

解放后, 李书城还没去北京赴任前, 我在街上与他相遇, 他显得很高兴, 说刚见过林彪, 我当时正准备南下广西, 便向他辞别。这时他将成为新中国的部长, 而我还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1983年, 武汉党史办要我回武汉参加一个座谈会, 当年武汉学运的地下党领导小组组长徐家成还亲自到南宁催我前去。我在会上讲了任国师学生联谊会会长和学生会主席期间领导学生运动的经历, 然后党史办的工作人员宣读了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加以印证, 张绍媛两次站起来说, 原城工部部长不能与会, 请她务必转达: “程兴业在学运中有重大贡献, 对此市委是有结论的。”

1949年解放军节节胜利, 渡江战役胜利, 在大军的进逼下, 5月16日, 武汉解放。前一天晚上, 杨畅东和学生会的几个人到我房间开了个小会, 杨畅东说, 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抵达离汉口几十里的戴家山。汉口各界组成代表团前往戴家山迎接解放军, 吴德安作为学生代表随团前去, 而我们学生会组织同学欢迎解放军入城。

武汉市军管会派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处长潘琪作为军代表, 负责接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院的行政工作由军管会任命的院务委员会负责, 主任为潘琪, 我和学生会副主席倪文灏两人作为学生代表也参加院务委员会, 当潘琪不在时, 有时委员会也推举我临时主持。

中南团委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学院做学生工作, 因而和我接触多一些。以后又成立地下组织整顿小组, 由潘琪任组长, 中南团委驻湖北师院工作组组长为这个组的副组长, 我也被任命为组员。 经过整顿, 原地下组织的成员分别被承认为党员、团员和外围工作三类。我被定为第三类即外围工作, 当时潘琪和中南团委工作组的同志还安慰我, 说是因上级已通知暂停发展党员, 一时无法吸收我入党。

国民党军队撤离后, 我们学生会还想抢占原江汉中学那所房子, 曾率领同学迁住过去, 而且把紧邻的陆军医院也占领了, 并在两处都挂上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的牌子, 想以既成事实, 让政府将这块地批给我校作永久校址。谁知军管会规定, 原国军房产一律由解放军接收, 陆军医院首先被解放军医院要去, 不久, 原江汉中学旧址也住进解放军。不仅我们的永久校址没有解决, 而且很快军管会决定国师并进武大。迁校运动搞了这么多年, 解放后母校却被撤销, 这让我心中十分痛苦。于是, 我和汪盛荣曾到军管会申诉, 我们找陶铸副主任, 结果他没有出来, 只是秘书长何伟出来接见, 他说不知道此事就搪塞过去了。

一天晚上, 中南团委通知党支书杨畅东和我去开会, 当时中南团委书记宋一平, 2副书记胡克实都来了。会议传达了中南局的通知, 要求各校学生会要动员高中以上的在校学生参军、参干, 号召知识青年进入中原大学、湖北革命大学、中南军政大学等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学习。由于当时中共党组织尚未公开, 就由我邀请这些学校的负责人来我校介绍情况, 学生会鼓动同学们踊跃报名。

当时胡克实已通知我到中南团校学习, 但我考虑迁校不成功, 母校还被撤销, 如果我去团校, 毕业后再当个什么干部, 同学们会认为我为做官而出卖了学校利益; 而且为了鼓动更多的同学进入中原大学, 我也必须带头报名。当年7月, 我进入中原大学, 在那里加入共青团, 当时叫新民主义青年团。11月学习结束, 便被组织上分配到广西工作。从此, 在广西工作生活了六十余年。

注释

11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1941年创办于湖北省的战时省会恩施, 最初名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

22据《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1946年春,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学生举行罢课, 反对教育部强令将学院迁江陵, 提出迁武昌。参见《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 (上) ,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66页。

33口述者谓师院两次被解散, 然整理者遍查文献皆无依据, 应为记忆有误。此处据贾修龄《回忆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武汉文史馆编《武汉文史》1989年第86页) 与黎幼岑《峥嵘岁月——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地下斗争历程》 (《武汉风云——党史资料汇编之一》第81页) 修改。

44口述原作江枫, 据李宗刚、李静《1947-1948年〈诗创造〉目录辑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改, 这首诗应指登在《诗创造》第2卷第4期的《老太婆和一匹牲口》。

51华中大学是由几个英美基督教教会联合创办的。1871年, 美国圣公会在湖北武昌城内昙华林创办文华书院, 1885年, 英国循道会也在武昌开办博文书院, 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博学书院, 三校并称为武汉地区的三大教会学校。1924年, 文华书院改名为华中大学。1926年, 两湖地区受到排外运动的严重冲击, 上述学校一度被迫关闭。后来在武昌的文华校园内联合办学, 校名定为华中大学。

62据《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上, 第71页, 该次会议为纪念“七七事变”暨反 (对) 美 (国) 扶 (持) 日 (本) 座谈会, 于7月7日在华中大学礼堂召开, 有学生代表200余人, 会上决定成立学生联合会, 并发表《武汉地区大专学生“七·七”11周年纪念大会告武汉父老兄弟姊妹书》。

73朱家骅 (1893—1963) , 字骝先、湘麟, 浙江湖州人, 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 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担任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 时任教育部长。

84据姚达三《“八·四”事件和“民青”在国师的活动》 (中共武汉市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编《武汉城工史料·中共鄂豫三地委城工部史料专辑》109页) , 作法院起诉25名学生。该事件的起因部分参考了姚文及贾修龄《回忆国立湖北师范学院》 (武汉文史馆编《武汉文史》1989年, 第86页) 。

91据《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参见《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 (上) , 第72页。8月11日, 国师学生自治会曾组织绝食抗议, 其后, 外校学生组织了“武汉地区大专学生抗议教育部无理解散国师联合会”。

102张难先 (1873—1968) , 爱国民主人士, 湖北沔阳 (今仙桃市) 人。谱名辉澧, 号义痴, 字难先。建国后, 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

113李书城 (1882—1965) , 湖北省潜江市人。爱国民主人士, 曾追随孙中山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1921年前后, 又支持和帮助胞弟李汉俊在上海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 支持和掩护共产党人进入武汉, 做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工作, 被称为解放武汉的功臣。

124孔庚 (1873—1950) , 又名照焕, 字文轩, 号雯掀。湖北浠水人。清末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 1905年加入同盟会。民国时曾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1938年起任国民参政会第一至四届参政员。

135何成濬 (1882—1961) , 字雪竹, 湖北随州人。民国二级陆军上将, 被誉为天才的说客和杂牌军的领袖。1929年即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省长,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任湖北省议长, 人称小孟尝和湖北大家长。

141白崇禧 (1893—1966) , 字健生, 广西桂林人, 回族, 当代作家白先勇之父。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 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 指挥过诸多著名战役, 是中国近代军事领袖, 著名抗日英雄,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民国国防部部长, 亦属桂系首领, 有“小诸葛”之称。时任华中军政长官。

151李品仙 (1890—1987) , 字鹤龄, 广西苍梧人, 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保定军校毕业, 靠着和白崇禧的同学关系稳步上升, 在桂系中的排名仅在李宗仁、白崇禧之下。时为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62原稿谓该会于1948年底举行, 根据《武汉教育百年大事记》上第73页, 这次会议于1949年3月11日举行。应为作者误记。

171胡克实 (1921—2004) , 湖北武汉人。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8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建国后任中国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182宋一平 (1917—2005) , 男, 原名田道文, 湖北省石首县裕公垸 (现划归公安县) 人。建国后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