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围绕钓鱼岛冲突的迅速升级，正在使两国政府的选择余地变小。从本意上，双方都不希望因为钓鱼岛而发生一场代价巨大、而收获甚微的战争，但冲突的性质以及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又决定它们都很难从自己的原有立场上退步，紧张对峙的结果将可能是一场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大规模的惨烈的局部战争。
人们再次关注110多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那场战争开启了中国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惨遭日本蹂躏的历史。虽然历史不可能原貌重现，但甲午战争引出的政治问题却再次原样奉回，来到了我们的现实中。
一
中日在钓鱼岛的冲突已不仅是领土问题的争执，而是也是两个大国之间的意志较量。
在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国家核心利益中就包括了南海和钓鱼岛的领土利益，在南海和钓鱼岛问题上，它最希望的局面就是保持现状，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中国方面要的是它们在名义上属于中国版图。但这只是一相情愿。既然承认了争议，那争议就很难永远搁置；既然可以开发，就总有据为己有的可能。等待的只是时机。
这个时机来了。中美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加剧和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地区，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菲律宾首先向中国在南海岛屿的领土权利发起挑衅，搅动了本来还算平静的南中国海。越南加紧同美国建立军事联系，目标指向南沙群岛的岛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同时与东盟多个国家处在了产生纷争的位置上，并形成“一对多”的博弈格局。而中国，它的政府则要花越来越多的力量放在国内维稳上，极大地牵制了它解决外部冲突的行动能力，这一点，在同菲律宾就黄岩岛的对立中表现明显。日本方面，同中国在钓鱼岛的纠纷开始采用新的应对手段，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宣布由他私人“购买”钓鱼岛，日本政府则在9月11日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使钓鱼岛不但在实际上、而且在法律上为日本所占有。
从黄岩岛到钓鱼岛，从黄海到东海，产生了连锁反应，中国方面都是被迫应对。今年是中国最高权力的交接之年，平稳过渡是本政治年度最大的目标任务，不想却成为了多事之秋。年初的王立军事件引发了一场暴露在世界面前的高层权力危机，若不是那历史性的一耳光，被民间所称的“西南王”带进最高权力圈的斗争将在多大程度上冲击既定的权力秩序很难预料。日本政府的行为把中国政府逼得无路可退，它在同菲律宾的领土冲突中已经显现被动，对日本的进逼丝毫退让，带给中国的就将是在东海、南海的全面失守。
国内政治不允许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像在黄岩岛那样被动。反复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向远隔重洋的对手在国内组织抗议，其实不会给对方造成任何压力。20多年中，对民众的游行和聚集从来都施加强力压制的国家，却有几次不同寻常的针对外国的激烈的民众街头抗议活动。在钓鱼岛事情上组织对日本的全国性抗议，它可能会唤起国民对日本的仇恨意识，但政府也会发现，对日本的仇恨已不能转化为对自己的支持，游行队伍中出现了表达对国内政治不满的苗头，这是前两次组织的民众抗议活动中所没有的现象。不难预测，政府如果在同日本的冲突中失利，被激发出来的民众的民族情绪和民众长期以来对腐败的深恶痛绝有可能合成一股洪流，变成失控的政治抗议。同日本的过招，政府再也输不起了。
中国民众也输不起了。自甲午战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有太多失败的记录，虽然在1945年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现在对日本的受降仪式上，但中国仍很难满足这种胜利，它虽说是中国的胜利，但更是盟国的胜利。在今天，中国民众普遍认定了中国的大国崛起和世界强国的事实，他们更渴望在下一次对日战争中用一场完胜来洗刷历史之耻。
日本是一个在亚洲国家面前，尤其在中国面前极富民族优越感的国家，这种优越感使它在不断激化的中日矛盾中不会退让。二战后，由占领国美国主持制定的日本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力，不保持陆海空及其他战争力量，于是日本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和科技，以满足其大国雄心。日本企业代表着世界一流的质量和高科技水平，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虽然目前被中国超过，但它的人均GDP却是中国的10倍有多。日本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内成为世界的加工厂，也成为了一个山寨之国，日本的创新能力遥遥领先，虽逊于美国，但名列世界前茅。它的政治民主，政府廉洁，人民自由而富裕，社会安定而有秩序。在各个方面，它都表现优良。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科技大国，也有很强的军事大国潜力。
日本绝不会放弃钓鱼岛，但日本不想就钓鱼岛与中国进行一次生死的战争较量，它是该岛屿的实际控制者，掌握着对它的主动权，为一个小岛而进行一场战争有所不值。但如果向中国就范，或者失去已然在其控制之中的岛屿，它不会。它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
二
中日政府目前都采取了紧盯对方的防御态势。
在日本极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石原慎私人“购岛”后，中国民间人士登岛“保钓”，日本政府拘留登岛的中国人，在中国政府表现出强硬的外交姿态后被迫释放。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中国国内掀起有组织的激烈的民众抗议，砸日系车，冲击日本在华企业；日本政府要求中国赔偿在华企业的损失。中国方面组织上千艘鱼船在海监船的护送下前往钓鱼岛周边海域捕鱼作业，日本海上保安厅则在同一区域武装巡逻，日本船只和中国渔政船互相向对方喊话，宣称对方侵犯了本国领海。中国军舰被日本政府首次确认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
相互紧盯的防御战术容易导致冲突升级，加剧紧张局势，而双方近距离“接触”的防御又极易出现意外走火的情况。这类情形并不少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国家在错综复杂的利益争夺中由于相互戒惧，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任何一处小的危机都将是对立的集团危机，不但危机点骤然增多，而且危机的爆炸性猛然增强，终于，萨拉热窝的枪声——纯属偶然的事件——把德奥同盟和英法俄三国协约拖入了全面战争中。
驶往钓鱼岛的中国千艘鱼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远离岛屿250海里的水域上进行作业，但如果它们一旦靠近钓鱼岛，日本军舰拦截，双方对峙，发生冲撞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当然，中日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刻都会努力避免战争，国际社会也将加紧斡旋。一般情况下，只要当事双方中没有一方处心积虑地想挑起战争，要避免战争是不难的。或者一方先行作出让步，或者双方都作出妥协，最终都是使事态回到原状，结束危机，即日本继续控制岛屿，中国继续声明对钓鱼岛的主权，等待下一次危机到来。由一方先行让步，这个一方只能是日本政府，它宣布放弃钓鱼岛的“国有化”，代价可能是本届政府垮台，但对于政府本来就频繁变换的日本，这无关大局；如果中国政府先行让步，虽然政治代价可能只是舆论哗然，但伴随的却是政权合法性的流失，政府很难承受。
尽管中日战争只有在意外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但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在增加。一旦战争爆发，它就不只是一场夺岛之战，更是一场国家荣誉之战，一场带有深刻历史记忆的战争，两个国家都会将全力投入战争，战争规模将迅速扩大，而不会是毛泽东时代的中苏在珍宝岛的那种小规模战事，也不会是邓小平时代中国对越南的教训式战争。在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冲突中，苏联实力处于绝对优势，但北约集团的存在和美国态度鲜明的反对，使它最终不敢铤而走险扩大战事。至于同越南的战争，中国政府完全掌握了主动权，战争规模和时间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今天的中日冲突没有一方占据着完全的主动权，它们都既主动又被动，都对自己的实力有相当的自信，战争机器只要发动就难以停息，但战争会受条件所限，不可能发展成为追求彻底征服对手的登陆作战，中国不可能去“征服”日本，日本也永远不可能再有征服中国的野心。这将是一场虽然在地域上限于局部、但各自集中全部力量进行的海空大战。
在可能的中日海空作战中，在双方力量的对比中，质量远胜于数量，科技远胜于人力，还有，军事人员的素质关系重大。单从数字上看，中国军队250万人，日本自卫队仅25万人，中国一年的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为全球第二。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中国2011年的军费支出是1430亿美元，日本为593亿美元。美国权威的《外交政策》杂志在今年的一篇题为《2012中日海战》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海军装备在数量上远超日本，但装备和人员素质远逊色日本。该文认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持续高密度地进行单独或海上联合军演，而中国海军活动寥寥，所以日本拥有人员优势，文章还认为，中国海军之所以不透明，正是为了掩饰自己装备的缺陷。俄罗斯专家分析中日两国的空军装备和个人素质，也认为日本优势明显。
当然，第三方的观察和分析也不能全信，就如甲午战争前夕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大都肯定地认为中国优势明显，事情的结果与事前的预测完全相反。但是，最近中国军方人士频繁放言，不把日本的军力放在眼里，则是十分浅薄的低级错误。狂妄自大和对形势的误判从来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一些事件可以看成是中国实际军力的某种呈现。今年7月11日中国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南海巡逻时意外搁浅，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军舰质量的猜测，虽然一家党报发表文章对此使用了极为夸张的欢呼，认为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但也难消人们心中的疑问。关于美国提出的在美国最关键的武器系统中采用了中国的伪劣电子零件对中国的指控，一度在国际上沸沸扬扬，印度在8月份称将彻查其进口的美制武器中是否含有中国的伪劣零件。人们自然会问，那些伪劣零件由于腐败原因是不是也大量进入了中国的武器系统中？
在国家间的战争中，外交也是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中国只能单打独斗，日本的身后却站着美国这个盟国。要求美国会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是不现实的，即使它可能在不必要的时候不卷入战争，但在必要的时候它一定会担当起盟国责任，不会看着日本失败。与日本的同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一环，除非它主动放弃自己的全球战略。
三
历史能够为我们思考当下的现实提供某些线索。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只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度原因。
先看近因--在甲午之战的过程表现出来的制度因素。对此，我们只要对几个简单的事实加以归纳：
一，日本联合舰队的实力，无论在吨位，还是舰速和新式舰方面，都超过北洋海军。到甲午战争之前的6年（这正是世界海战技术快速发展时期），清国已没有再添置过先进的铁甲舰，在此期间，重修颐和园花去了数量巨大的白银。虽然李鸿章知道日本正在致力于购买更加新式的战舰，但他却苦于经费不足，无力扩充舰队。1894年的战争中，北洋海军还是1888年建军时从德国购买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在甲午第一战的丰岛海战中，负责掩护运送清军的运兵船是洋务时期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自制炮舰广乙号，与日本军舰一交战，它就在对方的压倒性火力下遭受重创，在退却途中又遭搁浅，绝望中只得纵火自沉。
二，人员素质低下。甲午战争总指挥丁汝昌担任海军统帅已14年，当时人就认为他“难胜统带之任”。舰艇军官在战争中居然不会正确使用炮弹，本该用的开花爆破弹，却使用穿甲弹甚至训练弹。陆军指挥一样糟糕，日本取得黄海的控制权后，孤军深入，长驱陆路作战，采用从后路抄袭的战术，攻占了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旅顺港，两个月以后，日军竟然又以同样的战术从后路抄袭它的另一个基地--威海卫，整个北洋舰队就此覆灭。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清军都乏善可陈，从朝鲜战场到中国战场，从海战到陆战，中国没有获得一次重要的胜利，整个战争中北洋舰队没有击沉一艘日舰。而日本陆海军的协同作战给国际观察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示了现代陆战和海战的所有方法”。从表面看，两国军事上的许多做法都相同或相似，日本派军官到西方学习军事，中国也派军官到西方学习军事；日本军队请了外国顾问和外国教官，中国军队也请了外国顾问和外国教官；日本建立了军事学校，中国也建立了军事学校。
三，腐败无处不在。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头没有装炸药，有的炮弹的弹药掺了泥沙，有的炮弹引信不起作用，虽击中敌船却不能爆炸，伪劣的武器弹药使日本军舰一次又一次逃脱了致命打击。将官无能是用人腐败的结果。甲午之战的朝鲜战场由李鸿章的亲信叶志超统帅和指挥，在日本人的攻势面前望风而逃。负责海军军需供应的将领是李鸿章的外甥，向海军供应劣质弹药他负有主要责任。从生产伪劣弹药，到供应伪劣弹药，从企业腐败到军队腐败，从朝廷腐败到将官腐败，联手完成了毁灭中国海军的任务。
再看远因--军队建设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制度因素。日本的陆海军现代化革新是同日本整个社会的现代化革新同步进行的，它的军事教育、军队建制、后勤保障、陆海军协同作战等都按照西方模式作了全面改进，比清朝军队的现代化有更高的效率。日本已经在1872年实施了现代征兵制，中国还是由湘军和淮军--两支地方部队作为国家的主要作战力量，北洋海军在管理上依然保留着湘军的勇营制度，还把绿营的术语杂糅其中。
更进一步从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造成中日巨大差距的制度原因就更是无人不晓了。1860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后，中国政府开始搞经济体制改革，在“自强”的旗帜下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技术。在日本，1868年一批年轻的爱国主义者--下级武士和浪人--推翻德川幕府的军事统治，恢复天皇统治，建立明治政府，新政府目睹了中国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决心学习西方制度，开始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办兵工厂、购买西方枪炮船只和制造设备开始，发展到创办民用工业，组建公司，模仿西方企业。日本明治政府成立不久就组织大型使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政治制度，1879年正式启动关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的程序。中国政府和官员利用种种手段如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对商人资本进行控制，把企业当作捞取个人利益的好地方，安插亲信担任公司要职。日本政府在最初的直接创办和管理企业后，很快发现政府的干预和控制使企业无利可图，于是转而积极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中国官办企业普遍经营不善，大量滋生腐败，产品价高质次，亏损倒闭严重。日本民营企业如三井、三菱等代迅速成长，兴旺发达。棉纺业同是两国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1878年李鸿章筹划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厂，但在1890年才建成开工，这一年，日本棉纱已开始向中国出口。日新月异的日本现代工业迅速超越中国。
如果不是甲午战争，人们一直会说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洋务运动创造了中国现代工业的诸多“第一”，国家在不断自强壮大。甲午战争的失败，撕开了原本看上去很美好的中国现代化的堂堂仪表，让人们都很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落后，而它的落后一切都根源于制度。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一派从西方立宪政府的理想中寻找出路，主张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进行变法，启民智，兴民权，开议院，推行“公举法”。但中国政府和那些达官贵人还要继续装糊涂，认为中国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不容改变，它要等到1905年在中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束、东方的日本战胜西方的俄国，才承认立宪政体优于专制政体，因为这一年，中国政府首次派使团出洋考察西方的政治制度。
这一年，也是中国改革发生转折的一年，既是政府转向君主立宪的一年，也是革命力量实现联合的一年。结果，政府的立宪是假的，革命不断迫近却是真的。
四
今天中日一战能雪洗前耻吗？我们只要对比分析今天的中国与110多年前的中国在制度上的异同就不难得出初步结论，如果它的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进步，那么对战争前景可以期待，但如果旧疾未改，那最好还是不要轻言战争，更不能轻启战端，去冒险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没有国内的政治清明和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外战争取胜是天方夜谭。奇迹虽时有发生，却从来不会违背事物的逻辑而发生。战争冒险不但没有意义，不能带来荣誉，而且可能带来新的耻辱。对当前的中国，最有意义的事就是革新内政，使国家跟上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对于人民，他们最危险的对手不是来自国外，而是身边胆大妄为的权力。外国政府既不会对他们的生命形成威胁，也不对抢夺他们的财富，身边不受约束的权力却在时刻威胁他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
对中日之战前景的审视和评估，与其说发现了我们正在返回甲午战争时期的原点，毋宁说我们一直就没有离开过那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宪政。
当局主动政改不会是从一次特定的重大危机“倒逼”开始的。清政府历经多次战败之辱，割地赔款，京城失守，朝廷西逃，都没有使它下定决心改革政治，而并没有遭受入侵和失败耻辱的明治政府却很快顺应世界潮流，改革政治制度，使日本成为第一个非西方的发达国家。危机并不是改革的条件，爱国主义精神才是改革的动力。如果把维护个人和集团权力视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危机只会使他们投入更大的力量维稳；对于一个真正的爱国政府，任何时候都是启动宪政改革的好时机。爱国不是让他人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而是自己为国家利益做出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