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也不可低估。从国内看，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围绕本期主讲话题，深入剖析了当前经济形势的特点与趋势，并对如何以转型和改革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

① 我国经济要经历一个调整过程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根据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进一步采取了“稳增长”的措施，及时加强预调微调，5月份、6月份呈现出“缓中趋稳”态势。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仍不可低估，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对于我国经济走势判断，我认为，今年到明年，甚至延续到2014年，我国经济要经历一个调整过程，原因包括：这几年经济稳定增长面临一些深层次障碍，新的增长点和新竞争优势的形成也需要一个过程，等等。需要强调的是，这次调整虽然会比较艰难，但并非坏事，它可以促使我们真正下决心推进转型和改革。因为经济增速放缓，社会各界可能更容易达成加快转型和改革的共识。因此，明年、后年转型和改革的力度可能会加大。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好的条件，奠定好的基础。

我国经济增长正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国过去30多年来连续保持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从国际经验来看，这种高速增长是不多的，也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从转方式、调结构的需要来看，也到了该适当降低速度的时候了。更重要的是，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我国积累了许多矛盾和问题，这都需要通过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化解。

第二，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趋于下降，使我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第三，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高成本时代”。过去我们主要利用低成本竞争优势，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竞争力。但是现在开始进入到“高成本时代”，包括土地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环保高成本、物流高成本、交易高成本等。“高成本时代”到来意味着企业和产业发展面临的约束越来越大，使高速增长受到了限制。

第四，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表现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阶段又可分为上半阶段和下半阶段，目前正处于上半阶段向下半阶段转折的阶段。重化工业阶段上半阶段是量的扩张阶段，对GDP贡献较大，下半阶段则是质的提高阶段，对GDP的贡献相对下降了。

第五，从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城镇化正处于加速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城镇化水平达到30%至70%时属于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未来10多年，我们的城镇化仍处于加速阶段，直到70%之后才逐步稳定下来。但是未来的10多年和过去的10多年相比，我国城镇化的速度可能有所下降。因为城镇化加速阶段的前半段是量的扩张阶段，后半段是质的提高阶段，城镇化虽然还将继续向前推进，但是速度会有所下降，这也会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

第六，从国际环境来看，外需受到的影响比较大。受国际经济形势还将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面临很大压力，这也会制约我国经济增长。

② 转型和改革是应对挑战的关键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程，制度变革是我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增长动力中，需求侧有“三驾马车”，即出口、投资和消费。另外，还有供给侧的“三大发动机”，即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用这“三大发动机”来解释。具体说来：一是制度变革，也就是体制机制改革。我们通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调动了每个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二是要素升级，也就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加和信息化等。所有的要素升级都能直接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制度的优化，技术、人力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三是结构优化，也就是工业化、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结构优化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优化，提升生产率。比如城镇化，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化率不到20%，2011年已超过50%。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是一个效率提升的过程，其劳动效率和收入水平可大大提高。所以，结构优化实际上是效率提高的一个重要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之一。

当前，我国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在我看来，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带来的挑战最根本的措施还是转型和改革。

转型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改革就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从政策层面来看，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短期比较见效的政策是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政策。当然这些都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来实施。而长期的根本性对策是供给政策，即经济增长的“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要素升级、结构优化。其中，制度变革又是最关键的举措。

制度变革主要是要推进政府的职能转型和机构精简，要加快推进要素市场改革，如，加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改革。此外，还要加快企业改革，如，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总之，要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比如，政府要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转型，企业要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转型等。

要素升级就是要实实在在地通过“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技术进步，大大提升国家的人力资本，为我们发展高附加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或者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供良好的基础，通过要素的升级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结构优化就是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工业化最重要的是推进品牌型工业化，一定要发展品牌产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通过品牌来提高附加值，通过品牌来提高竞争力。同时要推进新型城镇化，最重要的是解决农民进城的问题。还要继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化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提升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③ 与时俱进推进改革要有新策略

现在的改革与过去30多年的改革有很大不同，外部环境、技术环境、改革对象、改革范围、改革目标都不一样了。在这些新的背景下，我国未来改革将面临如下挑战：资源能源紧张、环境保护压力加大使改革面临新的约束；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等为改革带来了外部“紧约束”；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就业压力加大、“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等为改革带来了内部“紧约束”；政治体制改革等改革“硬骨头”也将挑战我们的智慧等。其中，最大的挑战是既得利益的阻挠。我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其他非经济改革相对滞后。不管是政治体制，还是文化体制，或是社会体制，虽然都在过去进行过一些小的改革，但都未触及深层次问题。新的改革将触及既得利益阶层的权益，触及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改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提高，社会阻力加大，难度和风险增加。

在新的挑战面前，我们一方面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高扬改革的旗帜；另一方面必须在对过去30多年改革进行认真总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改革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与时俱进制定新的改革战略，包括明确改革新目标和方向，形成改革新动力，制定改革新策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