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思想，通常有三种表现形态：不为他人所知的自我意识活动，人与人之间的言论交流，文字符号的排列组合。思想，是无形的，但却是是人类赖以存在发展的根本。思想的力量，是不易为人察觉的，但却是巨大的，令人敬畏的，正如罗素曾经宣称的：思想，“是世界的光明，是人类的主要光荣”（罗素《论教育》）。在历史长河中，正是许多萌生于某些聪慧大脑的思想，在悄悄地设计着未来，改变着现状，塑造着人性。思想的本质特征是：自由性、批判性、革命性与创造性，因此，极易与现存秩序、文化传统形成对立，乃至导致迫不得已的兵戎相见的血火较量，而世界，又常常是在对立与较量中得以改观。当然，思想运行的最佳境界是：建立有效的社会机制，保证先进思想的自由交流，在欢歌笑语中推动社会的发展。而这一境界，尚有赖于全人类智慧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一、思想的力量
思想，是引领人类走向理想世界的火炬。真正的思想家，总是以挑剔与怀疑的目光透视现实，观察人生。他们不仅敢于指陈时弊，而且常常不惧大逆不道、异端邪说之类恶名，反叛流俗，放言无羁。人类的智慧是宝贵的，但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就发出了“智慧出，有大伪”的不同声音，判定“智慧”有时其实不过是“狡诈”的同义语。这自然可以警示人类，防止智慧的畸形发展。人类曾经相信，自己是高贵的上帝之子，是万物之灵，而达尔文则宣布人不过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高级动物；弗洛伊德则通过精神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本能欲望”的层面上，人与动物其实并无什么本质区别。这类思想，无疑有助于人类认清自己的本真面目，使之既设法遏制自身本能的过度泛滥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又能启示人类调整文化策略，尊重人性的自然欲求，使人类生活得更为自由幸福。
在人类历史上，另有许多思想成果，不仅深刻地揭露了社会弊端，同时亦描画出了灿烂的理想，指示出人类前行的方向。19世纪欧洲的欧文、圣西门、傅立叶等人，出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不满而创立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受其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基础上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虽然不无浪漫色彩，但其反对剥削压迫、反对贫富不均，呼吁社会公正、人人自由平等的思想基点，是人心所向的；作为人类生存秩序的设计，是美好的。虽然，迄今为止，在实践的道路上尚未获得真正的成功，但毕竟已在多方面影响了人类的政治选择，比如目前某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中，似亦不无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因素。而且，可以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必会以其不同形式，继续影响人类的未来。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逐渐兴盛的生态伦理学，在尖锐抨击迅猛发展的科学生产技术对地球环境急剧破坏的同时，也在重构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家园。目前，这类设计，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在阻止着地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思想本身是不具物性动力的，但却在导引着物性运动的方向。如果失去了思想之光的的导引与照耀，人类社会必是混乱不堪，陷入一片黑暗。
思想，是人类社会各方面变革的重要动力之源。思想之于社会的变革，首先是通过改变人的心灵而实现的。福柯曾经这样反驳人们对他所从事的思想工作的贬低：“说这些工作无用是错误的。你难道会认为，二十年前人们对精神病与心理状态的关系、监狱问题、医学权力以及两性关系这些问题的看法，会同今天一样吗？”（《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１页）这不一样的看法，自然必会影响人们的行动，使之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进行新的调整。
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革，往往都是由思想开始的。如今，除了历史与宗教方面的专业学者之外，也许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在13世纪的英国，有一位名叫威克利夫的牛津大学博士，最早从人性自由的角度，对天主教教条提出了公开的批判，他大胆地斥责关于弥撒教义中所谓吃下献神的面包就会变成基督真实肉体的教导是荒唐可笑的。当时的英国人，惊恐不安之余，自然不可能意识到，在这反对愚昧盲从，敢于独立思考的怀疑批判中，闪现出了欧洲现代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此后的捷克学者约翰.胡斯、德国牧师马丁.路德等人，正是沿着威克利夫的思路，对天主教教义的虚妄以及压抑人性的教会体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反叛。一直到15世纪开始的以“人本主义”为旗帜的文艺复兴运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从内在衍变轨迹来看，也仍不过是上述宗教批判思想进一步扩展的结果。从思想资源的累积过程来看，可以说，如果没有13世纪开始的威克利夫、约翰.胡斯、马丁.路德等人对天主教教义的怀疑与批判，也许就没有西方现代意识的觉醒，甚至就没有西方的现代化。同理，如果没有1978年以否定“两个凡是”为发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之提供强劲的原动力，也许就没有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事实上，不论什么时代，什么民族，一旦失去了思想活力，社会也就停滞不前了。世界上那些至今残存的原始部落，之所以“原始”，一条重要原因是，在那些部落中，是没有什么思想轨迹可寻的。
思想力量之于社会变革的作用，当然不只体现于变革的引发，更体现在保证改革的成功进行。在已开始的改革中，一旦思想动力窒息，或思想能源告謦，改革就极有可能因为失去方向而功败垂成，或僵滞不前。如前苏联的初期改革，之所以一度陷入混乱，代价惨重，便是因为，引发改革的思想力量虽然强劲，但却缺乏充分的后续思想的支撑。中国清末“戊戌变法”的失败，重要原因之一即是思想能源不足。中国20多来改革历程中出现的曲折及目前面临的诸多艰难，亦是与至今未能形成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方向明确的科学化的改革思想体系有关。表面看来，我们虽然不乏思想，但不是空洞的策略性口号，就是西方思想的简单照搬，或是传统思想观念的改装。这样的思想背景，是难以支撑改革大业的。
思想本身，不是刀枪，不是炸弹，但先进的思想，一旦被人们认定为真理，经由长期的积存，就会形成一座看不见的火药库，到了适当时机，就会势不可挡地为某种因素所引爆。于是，原本看不见的思想，就会化为街头上愤怒游行的队伍，全副武装的士兵，不惜生命与旧势力决一死战的民众。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1916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都是储存已久的一座座思想火药库爆炸的结果。
与动物不同，人本身是肉体与精神和双重存在，思想是无法扼杀的人类天性。与之相关，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思想的力量无处不在，又正如福柯曾经指出的：“思想存在于话语的体系和结构之上。它经常被隐藏起来了，……甚至在最愚蠢的制度中也存在着思想，甚至在沉默的行为中也存在着思想。”（《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１页）。因此，任何忽视思想存在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任何压制封锁思想的企图，都是背离了起码的人性精神的。而正确的选择是：解放思想，利用思想，推进人们社会的进步。
二、思想与社会转型
人类社会的进步，常常以社会结构的转型为突出标志。而社会转型的实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暴力革命，二是和平变革。某一转型方式的选择，是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从根本上来看，往往是与政治家对人类先进思想的态度有关。
当已为社会广泛认可的先进思想设计遭到自私或短视的政治家的拒绝，迫使民众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予以实施时，这便酿成了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之于历史的前进，往往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革命，虽然以建设新的社会秩序为目的，但首先是破坏，是社会动荡，是刀枪相逼，是流血牺牲，是经济衰退，是仇恨积聚。因而从大多数民众的内心意愿来说，是不肯轻易赞成革命的，所以才有“动员民众”、“发动革命”之类说法见之于革命过程。革命的组织与发动，也常常是如秦时的陈胜、吴广那样，是不得以而为之，即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仅就革命胜利后的结果来看，是否实现真正的社会转型，亦仍有赖于夺得政权之后的政治家是否守护作为转型动机的思想资源，是否切实将其融入到新的社会形态。人类历史上的革命，胜利之后不外乎以下两种结局。
1、革命胜利之时，即是新贵登基之日。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次农民起义，串演的便是这样的轮回故事。其它性质的革命，亦不乏如此的结局。由于人类的权欲本能，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社会体制时，那些革命的领袖与功臣，往往极易滋生“打下江山坐江山”的自私心理，于是，旧瓶装新酒，城头徒换大王旗。或如袁世凯那样，公然皇袍加身；或如蒋介石的“党国”那样，虽然冠冕堂皇地高举着“三民主义”的旗帜，而实际上奉行的仍是封建专制。
2、建立合于新思想的新秩序，并制定相应法规，确保新秩序的长盛不衰。这就需要，革命成功之后，由革命家转换而成的政治家，能够坚守革命时的思想路向，出以公心，造福众生，还政于民，而不是论功行赏，封官晋爵，拥权自重。18世纪美国的独立革命，堪称是这样一种理想结局的典范，只可惜在人类的历史上，这样的结局并不多见。这样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富有权威的最高革命领袖的高尚人格，只可惜在人类的革命史上，像华盛顿那样的伟大人格寥寥可数，而更多的则是说做不一，权欲熏心，借革命以谋私的伪君子。实际上，将革命的理想结局寄望于个别领袖的人格，这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因为权力与自尊是人性的本能向往，在新秩序尚待建立的革命胜利之初，通常是没有什么办法遏制领袖人物的权欲本能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革命本身就具有冒险性。
与暴力革命不同的是，政治家能够充分重视并接受已为民众广泛认可的先进思想资源，通过正常秩序，予以实施，这便是和平变革。历史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重要原因之一是：清醒的政治家能够与敏锐的思想家结成同盟，敢于利用手中掌控的权力资源，顺应民意，将先进思想转化为国家意志，果断实施社会体制的改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政治家，不失时机地站到先进思想的阵营，充分利用了反抗个人专制、人身迫害，反抗“以阶级斗争为纲”，向往解放生产力等一系列先进思想资源的结果。
与暴力革命相比，和平变革是先进思想力量发挥作用的最为理想的方式；能够防止暴力革命，而又顺应时代潮流改革社会的政治家，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但必须高度警惕的是：和平变革的实施与成功，同样不能过分地倚重于某些政治家的个人德行与智慧，而应确立能够不断改革的社会机制。否则，当某个国家，某个时代，面临诸多危机，而又缺少能够充分重视并能接受已为民众广泛认可的先进思想资源的政治家的时候，这个国家，这个时代，就是危险的了。
三、思想与实现机制
思想，毕竟是一种精神活动或精神成果。无论如何先进，如何正确，如何美好，要化为现实，尚须科学而又严明的保障机制。
在西方思想史上，基督教的天国梦想，不可谓不美妙，所以至今仍为无数人所向往；基督教之教义本身，也有诱人之处，所以至今仍为无数人所信奉；罗马教廷，力图在全世界实现宗教的公正统治，以保持全球的和平的意愿，也不能说不高贵。但在中世纪，基督教不仅窒息了社会生机，且犯下了镇压人民起义，摧残科学，凶残地处死布鲁诺之类的累累罪恶。其重要原因，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韦尔斯所分析的：“教会的神甫和主教们愈来愈成为受信条、教条和固定规程所桎梏的人；到了他们成为红衣主教或教皇时，他们一般都是老人了，习惯于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不再能有纵观世界的眼光。他们不再想看到天国在人们的心中建立，他们已把这件事忘却了；他们所想看到的是教会的权力，就是他们自己支配人们的权力。他们甚至准备同人们心里的仇恨、恐惧和贪婪、讨价还价来保障这个权力。正因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大概暗地里也在怀疑他们庞大和精致的教义结构是否统统健全，所以他们不容别人加以讨论。他们不能容忍别人的提问或异议，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于所信仰的宗教有深切的信心，而正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为了政策上的种种原因，他们需要人们的顺从。”（《世界史纲》下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87页）那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视为上帝代言人的教皇及红衣主教们，毕竟也是肉眼凡胎，由于教会体制缺乏对这些人的制约，他们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自然就会随意泛滥，从而酿成社会的灾难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曾经激荡全球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深陷低谷，这固然是与其作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某些历史局限有关，但更为关键的原因，亦正如韦尔斯所分析的基督教那样：在一些曾经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国家，比如在一度自视为共产主义领头羊的前苏联，政治领袖们虽然自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但实际上不过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个人权力的工具而已。在这些国度里，马恩所向往的人民民主，早已变成了个人崇拜，独断专行，阴谋权术；马恩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早已被置换为权势者对无产阶级的专政；马恩所痛恨的社会公仆成为主人的现象，不仅未能消除，反倒更加盛行。所有这些，均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无关。也就是说，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绝不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过错，而应追究的是那些披着马克思主义漂亮外衣而实际上早已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官僚政客。诸如罗马尼亚人民对齐奥塞斯库这样的共产党领袖的审判，亦决不应被视为是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审判，而正是对为马克思主义所痛恨的反动独裁者的审判。
思想是有力量的，思想的力量又是有局限的。思想，必须在相应的科学机制的保障下，才能转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的进步。否则，无论如何美丽的思想之花，也不可能结果。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思想之花惨遭侵蚀，则极有可能结出有毒的恶果。当年，马克思曾经借用海涅的诗句，不无预言意味地宣称：“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实际上，如果缺乏科学的保障机制，无论播下什么样的思想龙种，收获的，也只能是跳蚤。
四、思想与主义
人类的许多重要思想，有时会衍变为一种“主义”。而思想一旦衍变为“主义”，就很值得警惕了。因为“主义”化了的“思想”，在本质上已成为扼杀人的思想的工具。更为严重的是，无论多么伟大正确、辉煌灿烂的思想，一旦被“主义”化之后，亦极有可能与罪恶连为一体。
思想本身是鲜活的、动态的、富有创造性的，而“主义”，则往往将丰富灵动的思想简单化、抽象化、教条化、僵滞化、片面化、实用化了。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本是善的正确的思想，亦正是因其被凝固化为一种“主义”，而丧失了生命活力，甚至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比如在被简单化地抽象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本原思想中的“人性”内涵，竟长期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禁区。比如在认识事物方面，重视事物的客观性是对的，但“唯物是从”的“唯物主义”，便会掩抑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践经验是重要的，但唯经验是从的“经验主义”，则会使人陷入相对主义与不可知论的泥潭；结构关系的视角，有效地丰富了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但将其归纳为“结构主义”，就不无僵死之弊了，这就是为什么在结构理论方面卓有贡献的巴尔特、福柯等法国思想家，几乎没人愿意接受“结构主义”这个标签。另如，在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方面，科学思想是有巨大贡献的，但不顾及人文价值及其它后果的 “科学主义”，则会为人类带来新的灾难。如当今地球生态的急剧恶化，人类物欲的恶性澎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出现，便与“科学主义”不无关系。
思想，是理性的言说，是冷静的分析，是清醒的论述；而“主义”，则往往将思想推向极端，使之成为喧嚣的旗帜，煽情的号召，盲从的信条。在“主义”的旗帜下，难免会鱼龙混杂，在“主义”的浪潮中，常常是泥沙俱下。比如，民族自尊意识是必要的，但由此衍化而成的民族主义，就隐含着导致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或者傲视异族、以强凌弱的危险。前者曾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后者则成为帝国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根源。反对贫富差别的财富均等思想是合理的，但不顾人的贡献大小及其它条件的“平均主义”，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了。
“主义”的实质，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本身就有封闭性、排他性与欺骗性。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这样一种“主义化”的“意识形态”，尤为令人不安。它不仅会造成人的头脑简单，视野狭窄，偏执盲从，使之沦为某种政治工具而不自知，而且极易为某些不无个人目的政客或某个政治集团所利用。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化的“主义”之蒙蔽，不知有多少人，虽陷邪恶，却坚信自己所从事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事业，是在“替天行道”，是在“效忠党国”，是在“献身于革命事业”。于是，谎话说得振振有词，作恶作得心安理得，杀人也杀得豪情满怀。
１９３５年，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在访苏日记中，曾经这样剖析过当时的“克格勃”头子雅格达否认苏联邮政检查制度的心态：“不能说雅格达一面撤谎时，他的头脑中还装着另一种解释；首先，他得试着去说服自己对自己的谎言深信不疑说服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必要的，不管他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罗曼.罗兰进一步指出，雅格达及其他“克格勃”成员，在滥用权力，在对政治犯或准政治犯采用一系列丧失人性的措施时，表现出来的正是执行指令的奴才们所具有的典型的性格（《莫斯科日记》）。而这样一种“丧失人性”，丧失了自我的“奴才式”的典型性格，不正是某种“主义”培育的结果吗？
曾是国民党特务头目的沈醉，在回忆录中谈到，当年他亲手指挥的特务张鹄、张静甫、陈宝琪等人，在凶狠地残杀了杨虎城父子及宋绮云全家之后，曾多次向他详细地讲述杀人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这些杀人凶手们，在手举屠刀，连两个八九岁的孩子也不放过的时候，他们脑子里闪现的也许是：“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戴笠组织的国民党特务训练班班歌，见九州图书出版社《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一卷１９９８年版）在他们的意识中，自己的凶狠残忍，或许早已被认定是“革命青年”应有的“刚强沉着”；他们惨无人道地狂挥屠刀，那是在“为党国效忠”、“为三民主义革命”而战斗啊！时过几十年之后，在中国大陆上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打砸抢的红卫兵们，有许多人，不是也曾真诚地相信他们是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吗？在辽宁省监狱，那些同样惨无人道地切断了张志新喉管的刽子手们，肯定也会认为，他们是在奉行捍卫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神圣职责啊！
思想本身，自然是有善恶之分的。至于世界上那些本身就是邪恶的思想，一旦凝固为某种“意识形态”性的“主义”之后，就会为人类造成更为可怕的灾难了，如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主义”，造成奥斯维新大屠杀惨剧的“反犹主义”等等。
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我们必须守护思想。为了思想的自由创造，我们也必须警惕那些由思想凝固而成的“主义”。为了人类的幸福，我们更要抗拒那些由邪恶思想凝固而成的“主义”。
《青年思想家》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