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11日15时，一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我正在给即将上岗的第二批世博会站点志愿者上《志愿者角色与使命》课程。在讲授过程中，我与学生互问互答，共同探讨课程中的各个问题。此起彼伏的提问和学生之间的争论让人感受到课堂气氛的热烈。面对这几百个青年学生，我不由得想起我高中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聂国彦先生。因为正是聂先生的人格魅力使我喜欢上了教师这个职业，也正是聂先生的教学语言、控堂技巧使我在中学时代就已朦胧地意识到要上好一堂课起码应该做到些什么。

一年以后，我才得知就在那个普通的夏日下午，敬爱的聂先生已驾鹤西去，享年虚岁八十有八。见到先生女儿在网上为他设置的灵堂，我只能面对电脑屏幕向他鞠礼致哀，用一柱馨香送他远行。拜祭之际，先生当年给我们上课的情景顿时涌现在眼前。

有人曾把光明中学语文教学的风格归纳为“博、严、精、活、新”，先生是教研组的骨干教师，自然身体力行。他的每一节课都堪称好演员的一台戏，每听他一节课都犹如得到一次美好的艺术享受。抑扬顿挫的教学语言、工丽峭拔的粉笔板书、舒展自如的肢体动作、机智幽默的临场插话，使得听课的同学无不凛然兴起、肃然生敬。先生的古文教学更是令人称道，先生常说古代散文经过千百年的历代传诵而不衰，说明它们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学好古文不只是为了欣赏，更重要的是要用来指导自己的作文，从遣字造句到谋篇布局都可成为写作的借鉴。对于如《出师表》、《原毁》、《六国论》、《五人墓碑记》等几篇精读的范文，先生都要求我们背得滚瓜烂熟，检查时掐表计分，超时必须重来。当时看来，要求未免有些苛刻，但此后的得益也是不言而喻的。而先生自己对这几篇范文的教学也格外重视，备课精雕细琢，结合课文不同的特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案，力求用“心”去教好每一篇课文。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讲解《屈原列传》中屈原与渔父问答的那一段，为了突出这段文字的悲剧气氛，先生把它处理成戏剧性极强的艺术表演。屈原饱含深情的答话，辅以“弹冠”、“振衣”的动作，在先生的演绎下，一个峨冠博带、志洁行廉的三闾大夫宛若就在我们眼前，先生的思想感情也隐然见于言中、悠然露于言外，虽说是在讲解课文，又何尝不是先生自己的心声？

一晃半个世纪已然过去，如今要把那些课文限时背出当然不再可能，但课文中古人的隽言懿行却已铭记在心，而且会在冥冥中指导着自己的为人处世。那时，并没有人文精神一说，但现在回想起来，先生孜孜以求的不就是今天倡导的“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的目标吗？先生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这样自觉实践，是因为在他身上传承着中国文人的人文精神。对先生而言，这种精神的直接渊源就是先生父亲的言传身教。

先生之父聂公重义，毕业于山西法政学校法学本科，历任山西第一高级分院推事和代理民事厅厅长、南京最高法院推事、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民庭庭长。聂公在任上秉持良知、严格自律，不为外物所动、不为荣辱所系，给了少年时代的先生极大的影响。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件中，聂公为主审法官之一，因在庭审中明显赞同“七君子”抗日主张，促成“七君子”无罪释放被逮捕关押，直至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驻租界，汪伪政权欲借聂公在业内的声望稳定上海局势，委任其为上海地方检察院首席检察官。聂公坚持民族气节，托病拒不出仕。抗战胜利后，聂公经人推荐赴山东潍县税务局任办事员，因不屑与贪官污吏为伍，短暂任职后仍回沪隐居。及至己丑易帜，朔风凌厉，聂公虽已去职多年，内心不免惶惶，不久便因肺疾不治郁郁而终，寿止五十。

作为“法”门子弟，先生自幼耳濡目染，懂事之初便萌生承继父业的宏愿，立志为民定纷止争、为社会弘扬正义。之后先生虽如愿以偿就读并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无奈风云变幻，先生所学竟成废物，先生理想也化泡影。于是先生凭着其厚重的国学根柢，执鞭语文教坛，从此在该园地中辛勤耕耘近一轮甲子，受益学生无数。世间少了一位好法官、少了一位好律师，却造就了一位中学语文教学大家，或许真可以说是我们几代少年学子的幸事呢。

文革甫起，按先生平日所教所授，必成众矢之的，先生负谤毁、蒙冤屈历数年，疾痛惨怛之中经常默诵《屈原列传》，以求精神支撑。先生退休之后，仍不忘发挥余热，去内地支教，帮助那里的学校提高教学质量。期间，先生成就的最大一件美事就是将自己毕生积累的教学经验心得无私授予爱徒陈钟梁先生，并且甘当绿叶，大力辅助钟梁先生撰文著书讲学。钟梁先生勤勉好学、才思出众，得先生之真传而不拘泥、仿先生之风格而不效颦，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果然不负先生厚望，成为一代中学语文教学名家，曾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华中师大、四川师大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香港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先生看到爱徒青胜于蓝，感到由衷的高兴；钟梁先生更是难忘师恩，把先生视为他一生最崇敬的人。如此一段师徒佳话，足为世人所赞叹。先生离世未及半年，钟梁先生竟也追随先生而去，令人不觉嘘唏不已。

先生兴趣广泛、爱好众多，特别注重锻炼身体，冬天常洗冷水澡，所以炼得一副强健体魄。先生平日安步当车，每天下班从学校步行到东新桥，再乘电车回四川北路武昌路寓所。他说步行化时一刻钟，刚好背诵古文五篇，既能锻炼身体，又能省三分车钱，还能提高业务水平，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先生歌唱得特好，上大学时在合唱团受过专业训练，每逢学校、班级有什么活动，先生的男高音独唱是少不了的余兴节目之一。

2003年8月23日，我们全班能联系到的约四十位同学曾聚会同庆先生八十寿诞。2007年10月6日，我们两个班级的三十余位同学又应先生之邀，聚集于先生幼女新开的西班牙餐馆，共话别后几年的各自经历。席间，先生似见我发言少倾听多，便轻声对我说：“你还是那样沉默寡言。”我打趣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不是您在教《李将军列传》那篇课文时，谆谆嘱咐我们要做这样的人么？”听罢，先生仰天开怀大笑，爽朗的笑声使我想起当年他唱《哈罗哈罗万隆》时的高亢歌喉。愿先生在天依然纵情歌唱，也许他在那里能够更为快乐、更为自由地歌唱，因为那里没有尘世的喧嚣、没有人间的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