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是刘瑜新书《观念的水位•自序》的篇名，所以说是新书，而不是新作，因为其中许多篇目都早已见诸报章杂志。现今作者将她们结集出版，我又都重读了一遍，感觉岂止是作者所说如“‘小团圆’的喜悦”，应该说是一种“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式的对作者观点立场认识的整体把握。

五年前，刚在《南方周末》专栏上读到刘瑜的文字，就觉得不一般，女性的观察细腻兼具学者的见微知著，读来别有一番风味。纵观她的文章，用词、语气都很平和，不看作者，即知是女性所写，但柔中却见一种刚强。2010年，刘瑜回到国内，文章自然以反映本土的问题居多。正如她在《自序》中称，那些文章试图传递的信息是对三种现象“说‘不’”。或者是出自对强权的恐惧，或者是如同普通人一样麻木，或者是对文人朋友的抹不开脸，能这样“说‘不’”的文章确实也不多见。当然，好些年前，确有一些“说‘不’”的，还有一些什么“不高兴”之类的书籍充斥于坊间。这些书籍貌似激昂大义，但问题是对谁“说‘不’”，对谁“不高兴”。自己家里连连爆出家丑，却迁怒于邻居，对邻居“说‘不’”，对邻居“不高兴”，岂非大谬？前些天见到有小贩将这些书成捆地连同一些只能哄骗小女生的“心灵鸡汤”类的书籍吆喝着论斤出卖，足见广大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秤。

尽管作者毅然对某些现象“说‘不’”，然而，作者毕竟不同于愤青，她作为一个理性的思想者而“不认为中国人具有某种胎记式的国民性”，因而对前景表示乐观。乐观的依据之一是对人性的信心。人性善抑或人性恶，本是一个古今之谜，却是创设不同政治理论的逻辑起点。翻开西方的政治学教科书，开卷第一章无不从人性开始讲起。作者虽也谈人性，却避开难解的人性善恶之辩，而谈人性的共性即人人追求快乐，这是作者的智慧所在。因为无论是持性善论的还是持性恶论的，都不能否认人人追求快乐。虽然快乐也不是抽象之物，张三认为快乐的东西，李四未必，反之亦然，但“快乐”这个词毕竟是人人心向往之。追求快乐，必先有选择的自由，然而选择的自由在当今中国社会，可谓难矣。难在何处？最大的障碍无非是权力的滥用。元旦过后不久，最高领导层即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承诺，民众的反应犹如三九寒天感到和煦春凤的吹拂。可见，作者的乐观决不是梦想，而是有着它的现实基础。乐观的依据之二是对情境的判断。作者说：“有朋友在读清末民初史的时候感慨，一百年了，中国并没有真正的进步。”所谓的“没有真正的进步”，我相信作者的那位朋友也是指政治而言，指制度而言。因为清末的预备立宪和北洋时期的政治自由着实让我们这些后人对当时的世道羡慕不已。而其他诸如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的变化，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也不会视而不见。

诚然，一个更好的制度决不会随着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国际环境的变化而自动降临，关键在于民众观念的变化，民众观念的变化又依赖于知识的传播与价值的澄清。这就是作者所说的“启蒙”。可是，“启蒙”一事又谈何容易哪！想当年，王元化先生创办《新启蒙》丛刊，触痛了某大人物的神经，面世三期，即告夭折。自此，学界对“启蒙”二字噤若寒蝉，再无人敢提。沉默大约十年后，方有人重提，谁料那时权力市场经济的后果已初露，有人乘机将此归咎于“启蒙”的重提，企图扼杀命运多蹇的“启蒙”。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启蒙曾经是美好的，但在今天却处于四面楚歌，八方受敌的困境。当今世界与中国的许多问题，都被认为与启蒙的负面有关”。然而，只要人都是理性的，只要许多人的理性被蒙蔽，揭开蒙蔽的行动就始终不会停止，即使不以“启蒙”冠名。写到这里，想起一件往事。前些年，办公室里风行投飞镖比赛，一位同事成绩极不稳定，有时可得冠军，有时却名落最后。有人问其原因，他答道：“投飞镖时，我只要默诵‘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共产党人就最讲认真’，我就会投得很准，否则就投不准。”讲这话时，他一脸认真，丝毫没有调侃的意思。我也理解他讲的确实是真心话，因为该老兄上世纪六十年代曾供职于某一流军事院校，那可是个宣扬个人迷信的重灾区。重灾区出来的，果然是个“中国病人”。凡事认真去做，就有可能做好，如不认真去做，必然做不好，这个连小学生也懂的浅显道理，一个年近六十的老教师至今仍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只有领袖才能掌握的“洞见”，非要用领袖语录来指导才能办好事情，不令人感到悲哀吗？。我也更深切体会到作者所说“我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事实是他只能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此话的不虚。一开始，我纳闷的是作者为何要用近乎绕口令式的句式来表达康德对“启蒙”下的经典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思考再三，我才领悟到这似乎是作者的一种修辞手段：用反复来表达康德随后的说明，即“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我招致的”。所谓“自我招致”，就是某种观念他是知道的，却被蒙蔽，以为自己并不知道。如果我当时能斗胆向那位同事大喝一声“认真做事，才能做好，这个道理难道只有领袖才懂，你自己不懂吗”，兴许我做的就是“启蒙”同一性质的“义举”了，因为这好歹也算是“对被蒙蔽理性的擦拭”吧。但是我也知道，“告诉他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观念”，并不比“告诉他人他们所不知道的观念”来得容易。要不，再有六年，就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了，可我们还在谈“启蒙”，甚至还在为理直气壮地谈“启蒙”而呐喊。可见，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要使观念的水位上升，有多么困难。也正是如此，刘瑜的新书才显得弥足珍贵，虽然观念的变化“不是一本书可以做到”，但毕竟“努力是往这个方向”。

读罢《自序》，掩卷长思，封面折页上印有作者近影，微笑如同春天阳光一般灿烂。今冬奇寒，且多雾霾。祈愿春天阳光早日普照，驱散雾霾，温暖大地，让歌词“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不再虚幻，而成现实。

说来也巧，收到刘瑜新书时，正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随笔集《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于是，信手拈来，套用一下，聊作篇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