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前政府的对日决策还有没有合法性？
目前，中国人的反日情绪空前高涨。从表面上看，这是针对日本的。但是，日本政府虽说小动作接二连三，并没有什么突如其来的大举措，安南赞成日本“入常”，也不好说目的就是支持日本“反华”。从深层看，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是针对中国前政府的，是要出一出六十年来一直被政府压抑着的人之常情。这里所说的中国前政府，不仅包括中华民国政府，也包括三代“核心”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六十年前，中国作为世界“四强之一”战胜了日本，满洲和台湾回归祖国，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光荣、国际地位最高的一刻，至今尚未被超越。但是，由于美苏冷战、国共内战随即爆发，中国人始终没能痛痛快快地品尝到胜利者的喜悦。
在1944年的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罗斯福总统对中国代表顾维钧表示，他主张将中国列为“负责维持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即所谓“四警察”之一。美国国务卿赫尔说的更清楚：“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1945年10月，美国以公文形式致电国民政府，约请中国派一支5万人的军队协助美军占领日本，国民政府指定第67师赴日担任中国占领军。1946年6月初，国民政府国防部发布命令，占领军先遣队进驻日本；6月中旬，先遣队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率领抵达日本。可惜的是，半个月后中国大规模内战就揭开了帷幕，第67师没能去成日本，于8月下旬被粟裕领导的新四军部队歼灭在苏中战场。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秩序的机会转瞬即逝。
中共取得政权后，是在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基本格局下处理中日关系问题的。1949年7 月，斯大林对前来商讨建国大计并争取苏联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的刘少奇耳提面命：你们应当与日本共产党建立密切的联系。日本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人的情绪不应该成为你们争取日本的阻碍。但日本的上层还有一批反动分子没有被打下去。今后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很好地帮助日本共产党及其他进步势力打击日本反动分子，以便能够把日本争取到你们这方面来。由于“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所以两国人民应当联合起来一致反美。于是，“南京大屠杀”不再提了，反而是中国政府每年派人去日本纪念“原爆”，陪着日本人掉眼泪。
斯大林死后，按说“强人”毛泽东可以为中国人讨回公道了，但是他作为新的“万岁”，已经和老百姓想不到一块儿了。在与南乡三郎、黑田寿男、佐佐木更三等人的多次谈话中，当客人就日本侵略表示道歉时，毛泽东一再表示：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在他决定实行与日本和美国“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后，他不仅不把钓鱼岛主权问题当回事，而且还决定帮着日本向苏联讨要“北方四岛”。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时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日本战争赔偿的问题，在中方草案中是这样写的：“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对日本国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由于日方反对，正式文本的第七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在这里，中国政府宣布放弃的不是依据国际法所拥有的“权利”而只是单方面的“要求”，退步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复出，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首先做的事便是与美国建交、与日本缔约、与越南开战。他在访日时说：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1979年5月31日，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又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
“六四”以后，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极为孤立，为了打破外交困局，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了日本天皇访华。天皇的正式访问，被认为是历史问题得到解决的标志，正因为如此，他的访韩至今尚未实现。当时日本有不少人反对天皇访华，理由是担心天皇在政治上被中国利用；再一点，就是怕中国逼天皇就过去的战争问题道歉。结果经过两国外交当局的运作，1992年10月23日，明仁天皇在江泽民的欢迎宴会上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国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以口头道歉取代了书面道歉。据日方称，在此次访问中，双方认为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历史翻开了新的一章。
从目前网民言论和群众性抗议行动中的标语口号来看，有许多中国人不能接受中国前政府的对日决策。这就给中国现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还承认不承认上述决策的合法性。
承认其合法性，自然是有理由的。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都是获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合法政府，他们鉴定的条约、声明、公报等均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中国政府固然有权废除自己签署的任何条约，但在依法废除之前，这些条约仍然具有合法性。如果现政府一方面承认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信誓旦旦地表示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一方面又鼓动或放纵“自发”的“群众”在下面攻击与破坏，这就是慈禧太后当年的做法，就必然要两面不讨好，两面不是人，并有可能酿成新的“拳乱”。
不承认其合法性，同样是有理由的。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在作出对日问题的决策之前，都没有经过学界舆论界和最高权力机构的充分酝酿，更没有征询民意，而且可以说，其决策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决策，当然就没有正当性可言。如果现政府准备与其前任在对日问题上彻底划清界限，可以作以下三件事：第一，正式宣布废除过去的双边协议与单方声明；第二，就对日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第三，由资深政治家、外交家组成对日谈判代表团，谈判中日新约，并同意民间成立对日外交顾问团和国民外交后援会，作为政府谈判的后盾。
事实上，外交是最高级的行为艺术，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妥协的结果。我们不赞成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两分法。无论是彻底否定还是全盘肯定以往的对日外交，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都难以做到的。因为政府既要面对民众的压力，又要面对外国的压力，其中也包括有美国第七舰队撑腰的日本舰队的武力。现政府要缓解民众的压力，比较容易的是先采取一些补救的措施。譬如说，立即向国内尚存的日本侵略受害者发放国家补贴，然后由国家公派律师代理受害者向日本法庭提出赔偿要求，……
最重要的是，中国现政府必须向国际社会和本国民众明确自己在对日问题上的正式立场，对于前政府的对日决策，该继承的要向民众解释理由，该抛弃的也要向民众亮明态度，担起责任。如果把蒙在鼓里的民众作为外交或内政的筹码，先把你煽乎起来，达到目的后再把你镇压下去，这可是一个极大的冒险。现在的领导人远没有毛泽东当年的威望，现在上街游行的老百姓也不是六十年代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各单位职工”。政治家们应当牢记“玩火者自焚”的古训。
二、为什么既要“反日”又要“谢日”
（一）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之间有如下的一段对话：“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在毛泽东的字典里，“中国”和“中国人民”均应当读作“中共”。）
在与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谈话时，毛泽东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毛泽东“谢日”言论刚刚登网时，其真实性曾受到广泛质疑。许多读中国历史教科书长大的网友，不相信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盖世伟人会讲出这么令人作呕的话。其实，他们只要读过一两本严肃的历史著作，就不会对毛泽东的由衷之言产生怀疑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不许杀蒋介石，中共和张杨不得不放虎归山。回到南京后的蒋介石，虽然答应同中共谈判，但在谈判中提出了严苛的条件。在与周恩来的庐山谈判中，蒋介石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各自推出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由“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红军改编为三个师，不设总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出来做事”。中共中央迫于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压力，于1937年6月25日决定作出重大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意“以蒋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之权”，对“国民革命同盟会”替代中共与第三国际发生关系“不加反对”；同意由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的一人担任陕甘宁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为副长官；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毛泽东原则上“不拒绝外出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期托故不去”。7月7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带着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飞抵上海，准备参加新一轮谈判，就在当天夜里，“卢沟桥事变”发生了。这时，蒋介石忙于调兵遣将，既要组织华北抗战，又准备一举围歼驻沪日军，没有精力与周恩来扯皮，就让张冲在与周恩来谈判时放宽了一些条件，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并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参见李新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如果没有“卢沟桥事变”的适时爆发，中共的党政军权力统统都要交给蒋介石了（这是斯大林旨意和蒋介石压力的共同产物），三十年代末的毛泽东有可能成为十年后的张澜，甚至有可能成为六十年后的魏京生（国民党方面曾要求朱毛像杨虎城那样留洋）。由于“卢沟桥事变”中放第一枪的人至今没有查清，日本方面怀疑是中共地下党所为，根据历史的逻辑性来分析，是讲得通的。当时谁最需要中日战争，当然是毛泽东。
戴晴在她的书中指出：1937年8月22日，中共在红军指挥部所在地洛川县南90里的一个村庄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都主张红军要配合国民政府坚决打击侵略日军，只有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共名义上的领袖张闻天）反对红军“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的路线在党内占了上风。日军也对毛泽东投桃报李，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已经有史料披露，日本人、汪精卫、毛泽东三方面在战争期间曾经有过不少私下交易。在“潘汉年工作”有成效的新四军地区，日伪军在“清乡”时，大多会先向中共通风报信。在“皇军”的眼皮底下，中共的军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成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政权的本钱，毛泽东完全有理由“感谢日本军阀”。
（二）
正如有的网友所说，毛泽东通过“反日”、“谢日”的一套组合拳，固然是坐上了金銮殿，可以随心所欲地看京戏或者“搞运动”，却让中国现代化至少倒退了二十年。可悲的是，毛泽东的政治传人现在又想玩这套把戏。
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一步步地被瓦解，亚非拉美大洋洲诞生了一大批新生国家，最后，苏军占领下的东欧各国也获得了真正的独立。到冷战结束时，民族主义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消极作用开始凸显出来，波黑、科索沃、车臣、卢旺达……的悲剧都是极端民族主义惹的祸。当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主要批判对象时，在中国却再次交上了好运。
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民族主义宣传品出笼好几年前，就有一批智囊献言：“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强化人民国家民族利益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是反对‘和平演变’。目前，舆论比较强调的是‘和平演变’的阶级斗争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和平演变’还有另一种更为重要的性质。在当前国际市场空间日益狭小，资源日益紧缺，世界仍然以国家和民族的形式划分的时候，‘和平演变’还意味着西方国家为了保住对于国际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权，而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遏制瓦解战略。新时代的国际形势演变，已经将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从国内转化为国际间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在反对‘和平演变’时，如果突出这一方面，其效果会更好，它更能唤醒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卫心。”十多年过去了，智囊们的策划开始收获果实了。
鼓吹民族主义首先需要有敌人。当中国还有日本租界和日本驻军的时候，不需要“树敌”，敌人就在眼皮底下。当日本政府长期贷款和企业直接投资被中国地方政府当作宝贝一样争抢时，“敌”就需要“树”起来。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有三个备选的“敌人”：美国、台湾当局和日本。经过反复的掂量与实践，日本最终成为首选。据消息人士透露，反日已经成为既定的方针。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是中国外交当局为了打破“六四”之后的国际围堵，花了大气力、付出大代价才促成的，在这个时候“反日”显然是不明智的。因而中国民族主义选定的第一个敌人是美国。毛泽东经常说他喜欢美国的右派，但有一句话他没说出口，就是他还有点怕美国的右派。杜勒斯只承认三海里领海权，用第七舰队挑战毛泽东刚刚宣布的十二海里领海权，毛泽东也只好忍了。事实上，鉴于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也没有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不怕美国尤其是它的右派。霍梅尼那么牛，在卡特当政时就是不放美国人质，里根刚刚宣誓就职总统，美国人质就回家了。因此，小布什主义的得势，加大了以美为敌的风险性。“911”之后，中国当局决定悬崖勒马，大幅度地与美国改善关系，结果颇见成效，美国政府现在成了勒住“台独”这匹野马的一根缰绳。
台湾当局是继美国之后的第二个敌人。但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兄弟阋于墙”，总是没有“外御其侮”叫得响。即使是一名“愤青”，“核平台湾”、“台北大屠杀”多少有点说不出口，“核平日本”、“东京大屠杀”则可以振臂高呼。而且，树敌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还需要有对方的配合。笔者早就和朋友打过赌，陈水扁“总统”第二任期内将会缓和对大陆的政策。人家找上门来向你表示善意，你总不能为了树敌而故意激化矛盾吧。
这样一比较，“反日”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日本既没有氢弹原子弹，也没有航空母舰，“斗”了也不会“破”，顶多在经济上受点损失，在日资企业中工作的中国职工不过几百万人而已。也不用担心对方让步妥协，日本右翼正方兴未艾，中日越对抗，右翼越张狂，越有机会打击亲华派在政坛和舆论界的势力。所以说，毛泽东的传人又要感谢日本右翼了，即使多数日本人早已告别了军国主义，但只要有一小撮右翼分子在，他们就可以有充分的“反日”理由了。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反日”是毛泽东传人手中的一个宝贝。“反日”要长期化、可控化、无害化，这就需要熟练运用毛泽东式的“辩证法”。对于从内心深处“反日”的人来说，收回钓鱼岛将是一个永远的梦。俄国从中国抢去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要不回来，印度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九万平方公里要不回来，越南和菲律宾实际占据的南海诸岛要不回来，仅仅要回一个邓小平已经表示同意搁置主权归属问题的钓鱼岛，怎么可能呢？独岛是处在韩国的实际管辖之下，钓鱼岛则不在中国的实际管辖之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明知连中国海军都做不到的事，还是鼓励热血青年去喊打喊杀，这是“阴谋”还是“阳谋”？对于“亲日”的中国人来说，也不要希望中日关系能够通过妥协而迅速步入坦途。即便小泉答应不再以官方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了，找一个反日的新理由还不容易吗？只要“和平演变”一天没有被遏制或者实现，“反日”就是一个利大于弊的精明的政治选择。
笔者认为，日本欠了中国人民的血债，这笔账到现在还没有还清。但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专制统治妨碍了中国人民向日本讨债。王小东说：我们由于不是国际社会所公认“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中吃了太多的亏。挤不进“民主国家”的行列，中国的“软力量”永远是个负数；中国永远不可能和“民主国家”在道义平等的基础上打交道，永远是国际社会中的“贱民”，更不用谈什么“纵横捭阖”了。因此，真正爱国的中国人，首先要爱民主，使中国能够以民主国家的身份与日本打交道。现在除了同病相怜的南北朝鲜，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中日争端中站在（极权专制的）中国一边。日本欠的债，已经拖了六十年了，如果由于中国民主化的滞后，再拖上二三十年，那就真可能要不回来了。中国的爱国者们，要深思啊!
三、在实践中学习公民政治
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群众运动，可以分为两类：政府运动和国民运动。前者如慈禧插手的后期义和团运动，袁克定之流炮制的拥护帝制市民游行，五六十年代“反帝反修”的一系列百万人集会游行，以及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后者如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1946年反对苏军在东北暴行的学生运动，以及1989年的民主运动。尽管近期发生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游行的背景比较暧昧，不乏政府试图加以利用的种种痕迹，但仍然可以将其列入国民运动之列，是五四运动的后继者。正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群众性反日运动背后有袁世凯政府操纵的影子，却不能将其列为政府运动。
五四运动之后，梁启超曾撰文对国民运动进行总结并提出希望，他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国民运动发起者和参与者来说，仍然是具有启发性。
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进行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因此，他希望把这一运动扩大起来，把方向转到内政方面。因为“内政上局面不转变，争外交决无结果。外交主张，是要政府去办的，国民不能努力建设一个象样的政府，而拿许多话哓哓向人，在自己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没有“半内政”性质或者紧接着“向内的”运动的“纯外交的”群众运动，通常是“无结果”的。他提出了真政治运动（国民运动）的七项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
梁启超曾说：“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但是，国民政治运动首先还是要论成败的，成功的国民运动是要能够争得某种“应得而未得的权利”或处分“应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其次，不同的运动在“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的政治教育上的程度与方向也是有差异的。用梁启超的国民运动观来衡量，眼下的反日运动是低级的国民运动。
第一，梁启超最寄以希望的是“对内的”、“内政的”国民运动。他高度评价了“国民废兵运动”，认为这个运动比五四运动有所进步，因为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外交问题较简单，容易把多数人的感情烧起来；内政问题较复杂，要转几个弯才能了解。”“外交问题的运动，和国内专权的人没有什么直接触犯，危险程度较少，多数人乐得附和。内政问题，任提何件，都是和目前盗国殃民炙手可热的人短兵相接，危险程度甚大，稍微计较一下瞻顾一下，便不肯上前了。这两件，我确认为内政的国民运动不能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我以为今后运动方向，非由外转到内不可”。“以后我们若不打算做国民运动便罢，若还打算做，决然应该把方向转变，从外交方面移到内政方面。”他又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第七，要分段落。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八十多年过去了，国人还在做“简单”、“容易”的运动，还没有“把运动方向转变”，这充分反映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迟缓。
第二，即便是围绕外交问题的国民运动，也应当含较多“督责政府的意味”，否则，“在人家看来，完全是一种戏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作秀”。试问，六十年代反对“美帝”的示威和火烧英国代办处，对于美英两国的外交政策，真的起到过什么作用吗？对外的国民运动，也应当是针对本国政府，反对专制的，绝不能是针对本国人民，反对自由的。让我们依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一下眼下反日运动的两大举措。
一个举措是反对日本“入常”的千万人大签名。其发起者准备把签名递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这是搞错了对象。安南又不是中国的选民选举产生的，哪怕上亿中国人签名，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国人的签名应当针对自己能够施加影响的对象——由自己选举产生的中国政府。签名信所要求之事项应当是“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的事项，譬如说：指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在日本“入常”表决时投反对票，撤回驻日大使，废除1978年《中日友好和平条约》，中日断交，等等。总之，国民运动的主要目标是反对本国政府在外交问题上违背民意、独断专行，而不是向外国政府施压。能够向日本政府施压的是日本人民，中国人如果想要越过日本人民，直接向日本政府施压，甚至以威胁在华日本人和日本企业利益的方式向日本政府施压，起到的更可能是反面效果。
另一个举措是号召抵制日货。这纯属是针对本国人民和反对公民自由的反动愚蠢之举，只会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笑掉大牙。号召抵制日货的人常常想到的只是手机、数字照相机、化妆品之类的，而忘了大宗的化肥、钢材、机械。像笔者这样的城里人，当年都穿过用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缝制的衣服，更不用说农民兄弟了。大学里和IT业的青年“骄子”，根本不会想到上千万向日本出口农产品的农民和几百万日资企业中的“打工妹”、“打工崽”的切身利益。从军事上说，“伤敌一千，自损三百”还可以接受，“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就不能接受了，更不用说“伤敌一千，自损三千”了。请注意，在贸易战导致同样GDP损失的情况下，由此造成的失业中国将是日本的十倍。历史上颇有一些群众运动是反对公民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运动，譬如说二十年代的“反基（督教）”运动、三十年代的抵制日货运动。基督教徒虽然是中国的少数人群，但你今天同意“反基”，明天就要同意“反穆（斯林）”，后天就要同意“反佛”，大后天就要同意“反无神论”，因为现在一些有势力的人正在酝酿“儒教”的国教化。今天你同意抵制日本的物质产品，明天就要同意抵制日本的精神产品与文化，后天就该取缔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了。小说和电影《林家铺子》反映了小商人在当年抵制日货运动中的种种苦楚，今天，已经开始有一些日本轿车的车主品尝到类似的痛苦了。
无庸讳言，眼下中国正在发生的国民运动是非常不符合梁启超的国民运动理想的；但是，理想的国民运动只存在于书本上，现实中的国民运动从来都是有缺陷、有瑕疵的，甚至与正确的方向有着几十度的偏角。譬如说，台湾的民主化运动就与“台独”运动裹在一起。民主派面对眼下反日运动的尴尬，类似于共产党当年面对“黄色工会”运动的尴尬：参与吧，运动是“黄色”的，不参与吧，又没有其他的工人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民主派的抉择也应当是类似的：参与进去，才能有助于遏制其消极因素，发挥其积极因素，并推动“方向的转变”。
正如梁启超所说，像五四运动那样的对外的国民运动，同时具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双重含义。现在的当权者是要利用其中民族主义的成分，为自己“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服务。民主派则要更多地发扬运动中的民主主义成分，让国人在游行示威活动中学习公民政治，学习当理性负责任的反对派。
梁启超指出：“这种运动，在人类政治生活上有什么意义呢，依我想，最重要的有三件。第一，使多数人懂得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懂得什么叫做政治问题。”“第二，使多数人认识且信任政治生活之‘改进可能性’。……信得过这种种事业有‘可能性’，自然政治生命常带活气。”“第三，使多数人养成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国民运动虽然也需有指导的人，但他的性质，纯是多数共动，不是一人独动。……要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断不是靠口头提倡所能办到，总须找些机会，常常作实地练习。国民运动，是拿很松很宽很暂的团聚试行协同动作，做过一次，那习惯兴味技能便长进一次。所以致密坚强之民治组织，非经多次运动而且常常继续运动不能成功。”第三个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曾发生过一次罕见的“内政的国民运动”，但是由于国人普遍缺乏必要的“习惯和技能”，而丧失了大好的历史机会。现在当局既然给国民运动开了一条窄门（参见附录），就应当利用好这个机会，作“养成互助协作的习惯和技能”的“实地练习”。从网上登载的上海416游行的两个游行通知（《关于在我市组织群众反日游行的实施细则》和《上海地区抗议日本右翼活动的详细说明书》）——里面的一些口号是我们不赞成的——中不难发现，只要是真正的国民运动，就能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提高技能，就能够促进警民之间、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良性互动，就能够起到逐渐地“养成公民”和“养成政治家”的作用。
200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