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楷第:还不清的满身债
我当文学研究听所长之后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我们的研究所满身是债。一次政治运动，欠了一笔债，三、四十年来，运动连绵不断，债也连绵不断，到了此时，可以说是“负债累累”了。
幸而在改革，在平反冤案错案，也就是在还债。但偿还到我当所长时，还是满身债。这不是我个人的债，但我作为国家学术机构的负责人，觉得有一份责任，应当继续还债。建国之初，就把俞平伯先生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笔债已欠了三十多年了。因此，就召开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八十五周年纪念会，借此给俞平伯先生重新评价。还债不容易，要还俞先生的债，就必须否定“最高指示”和否定许多大小人物的“义正辞严”的批判，而涉及到领袖的指示和全国性的批判就是大事，自然必须层层请示。为了写纪念会(实际上也是平反会)的报告，虽仅三千字，却必须阅读俞先生的著作和许多批判文章，又花去两个月的时间。
读了俞先生的著作和批判他的文章，我的感觉并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是感到可惜。真可惜，像俞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在批判之后的三、四十年中，几乎没有写什么诗文。精神金子的流失，人们是很难意识到的，一旦意识到，就会觉得异常可惜。由于感到可惜，更觉得应当还债，以免在日后长久的岁月中再造成新的流失。于是，又想到应当偿还孙楷第先生的债，偿还锺惦棐先生的债，偿还王叔文先生的债，除了政治债之外，还有经济债、房子债、出版债，例如吴世昌先生政治上虽早已恢复名誉，但是，他的著作因太专深，老是压着，总得想办法“解决”。幸而另几位被打成“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学者，早已调走或早些时平反了，否则债就更多了。至于被当成“白旗”拔过的或被当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讨伐过的，就算不得债了，时过境迁，谅解就行。反正，“白旗”已不像先前那么臭了，正如“红旗”也没有先前那么香了。
有些债实在无法偿还，恐怕只能永远欠下了。至今还使我不安的是孙楷弟先生的一笔债。他是一个驰名海内外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他的著述，资料之丰富是世所公认的。这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酷爱书本的藏书家，拥有一万多册非常宝贵的书，其中有许多珍本和善本，他读书勤奋，在许多书中都有眉批，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后，于一九六九年被送到河南五七干校改造。那时，他虽已是七十高龄，但对于下乡改造还是诚心接受的，不过，也提了一个很低的要求，就是房子上交后请“领导同志”拨一间小房让他“堆”书。但是，当时主持社会科学院工作的工、军宣传队，立即给予拒绝，并要他把书卖掉，然后收回他的房子。下乡的号令非常紧急，来不及多考虑，他只好把这些贵重的书，以每斤几分钱或几角钱的价格卖给中国书店和废纸收购站，因为他的书数量大，竟卖了四佰多元人民币。下干校两、三年之后，没想到，时局和政策变了，他和其他老少知识份子们又回北京了。回来之后，他分到了一套有两间小卧室的房子，屋里空空荡荡，一本书也没有，此时，他才感到巨大的失落与虚空，顿时坠入书的“苦恋”中，想书想得发呆。他面对墙壁，手里拿着一张白纸死死盯着，硬是要从空白中读出文字来。然而，他只能久久面壁长叹。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去看他时，他已病卧在床。见到他时，他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再复同志，他们对我太不人道了。”我把他说的这句话转告给当时主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邓力群，他回答说：“我们过去做的不人道的事太多了。”我在当所长之前，就为找回孙先生的书努力过，但没有成功。当了所长之后，我仍不死心，想了结这笔债，但是想来想去，还是毫无办法，革命的强大风暴早已把他的书籍全部扫进造纸厂了，谁也没有挽回之力。孙先生晚年，一直苦恋着他的书籍，一直面壁哀叹，直到一九八七年临终的前一刻，他还在自己的手掌心上写着一个“书”字，在他逝世前的半个小时(在恊和医院的小病房里)，我在他的身边。他的夫人对我说，这十年他就念着一个“书”字，这个“书”字也就是他的全部遗嘱。他去世后，我和他的夫人按照孙先生生前的意愿，把他的骨灰撒到他的母校北师大的校园，并在上面种了一棵小树。骨灰是他夫人撒的，小树是我种的。当时，我心里除了有一种刻骨的凄凉感之外，还有一种负疚感;我没有力量和社会一起还给孙先生这笔债，是书债，也是心债。他写在手心中的“书”字，是永恒的请求和永恒的呼唤，这是瞬间的遗嘱，也是永恒的遗憾。这个“书”字，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总是挥之不去。
内债还没有还清，又有许多外债提到面前。当文学所所长还必须兼任《文学评论》主编。这才记得我们的刊物批判过许多作家、诗人，先不用说胡适、林语堂、梁实秋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就是无产阶级文人，如冯雪峯、胡风、邵荃麟、邓拓等等，也够头痛的。一个严肃的刊物，总得面对真理和面对自己的错误。巴金早已写文章偿还胡风的债了，我们的刊物能不还吗?于是，我们又连忙组织了一批还债文章和召开一些还债座谈会。每一次座谈会的结果，是觉得还了一点债，却发现更多未曾还的债，与会的学者们提醒说，别忘了，就是像张资平这样的作家，也不能简单地扣个“堕落文人”就完事。想想，觉得有道理。又有些朋友提醒说：别忘了，就是贵刊没有专门文章批判，但扣下“反动”、“叛徒”等等帽子，是非摘不可的。想想，觉得也有道理，此时，才觉得真是负债累累。
现在我身居海外，只想到个人尚有些私债，但已不必再想到永远还不清的公债了，于是轻松多了。看到别人正在批判自己，其中自然有许多肮脏的文字，但我总觉得自己良知是清白的，因此也就轻松，因为我知道，这是别人在欠债。历史总会有一些愚蠢的重复，我很明白。此时我只私心祝愿别的一些被污辱的朋友，不要沉重，而应当继续思索与写作，别像俞平伯先生那样，在被批判后数十年几乎搁下了笔，让智慧的金子悄悄流失，让后人感到惋惜。
(选自北京三联《师友纪事》)
(二)吴世昌：直声满学院
吴世昌先生太不善于沉默了。这个印象，我在三十年前就很强烈。一九六三年，我刚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新建设》编辑部工作不久，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他的发言，其态度之坦率，其声音之正直，确实令我惊讶。当时他直呼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名字提意见说：我尊重陆定一同志，但不同意他的“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的观点，难道连文化精华也要爆破掉吗?那时还没有文化大革命，敢如此对宣传部长提出批评，真属“空谷足音”。听到他的发言后，编辑部的一些朋友议论：吴先生刚从英国回来不久，对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不了解，而且他是周恩来总理亲自请回国的，应当宽容一些。这以后，我又在几次座谈会上听到他言他人所不敢言，正直之声真是布满社会科学院。
人们尊重他，也许是他毅然回国投身社会主义事业。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就受英国的牛津大学的聘请，任该校的高级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散文史、诗歌史及甲骨文课。到了一九六二年，他已功成名就，担任了该大学东方学学部委员，还兼任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委员，并出版了英文版的《甲骨文研究与中国文化》、《卜辞旁注考》、《红楼梦探源》等著作。这么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在一九六二年国家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包括教授也很难吃饱肚子的时候)回国参加文化建设，其精神是值得敬重的。即使有尖锐的批评意见，也属口快心直，难以计较，所以，每次听到吴先生替大家讲一些早已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都非常痛快。
可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浪到来之后，对他可不能不计较了。那时连元首元帅都揪出来，还怕你这么一个洋学者吗?他自然是属于“牛鬼蛇神”之列。吴先生大约也没想到，回国才四年，就被带上高高的、尖尖的纸糊的帽子，享受和当年湖南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一样的“待遇”，而且还外加在胸前挂个“反动权威”的牌子，和俞平伯、孙楷第先生一起站在批斗台上示众。因为他脾气太倔强，头不愿意低下去，被狠狠地按了好几回。到河南“五七”干校后，我见到他在绵绵细雨中踩着泥泞蹒跚走路，一颠一簸地朝着锅炉那边去打开水。看到这位在西方装满洋墨水的老学者返回故国后却在这个淮河边上的穷乡僻壤里迷惘地徘徊，心里真难过。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人胡乔木、于光远等在历史研究所的小礼堂召开了一个学者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我也在场，又一次听到吴世昌先生响亮的声音。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下乡劳动改造，怎么苦我都不怕，但老是搞政治运动，让我们讲假话，我受不了。我紧跟不上呀，跟不上潮流。他还说，“封、资、修”“名、洋、古”这六个字，天网恢恢，谁也跑不掉。国民党统治时，我还能跑掉，现在可跑不掉了，跑了之后，哪里去要粮票、布票，怎么活?吴先生这次发言真是激动。在座发言的吕淑湘等学者也非常激昂。可是，吴先生最后又说，我回国之后尽管被带高帽，但也不后悔，即使我早知道回国会有这样的遭遇，还是要回国的，我爱这片土地呵。听到吴先生这几句话，我又是一阵难过。
我当了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就到他的家里去拜访他。那时他已当上人大常委，过正常日子了。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胆子真大!”当时我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话。他对文学所太了解了。所长这个职位，真是一个陷阱。一旦陷入，就会弄得满身污泥。在学术“文明”的殿堂里，并不那么干净。这是我想不到的。当所长后，我重读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才了解到其中的一点意味，那位州长在选举前被视为最纯洁的人，而一旦参加竞选，便成了十恶不赦的众矢之的，几乎要被吃掉。政治，有正直的政治，然而，在政治里，通常不仅无情可言，也无理可讲。我后悔太晚听到吴先生的话，竟无知而胆大。否则，我就不会那么愚蠢地充当那个“所长”，那样把自己放在“绞肉机”里被绞了好几年。我庆幸一九八九年夏天之后，甩掉了“所长”的重担。
像吴先生如此坦率如此喜欢直言的学人真是少见。所里有人说，吴先生在政治上总是那么天真幼稚。听了这话，我总是辩护说，一个学人和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呢?其实，他们几乎注定是不成熟的。不成熟才可爱。他们的心思和才智无法用到政治上，对于政治，只能凭良知的直觉说话。吴先生的那一点天真幼稚，正是他不懂得政治算计。我就喜欢他的这种天真，到老还心存清泉般的一片天籁。
吴先生逝世前的日子，住在北京的恊和医院，当时常守在他身边和看护他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研究生施议对，一个就是他的外甥鲍彤。在吴先生弥留之际，社会科学院没有领导人去看望他。为此，鲍彤真的生气了。因此，在八宝山和吴先生的遗体告别时，他向习仲勋告了一状，为此，习仲勋对着院长胡绳发了一场脾气，他拍着沙发的扶手大声地说：“连吴世昌先生这样的学者你们都不关心，还说什么关心知识分子。”可是，他不知道，我们研究所的孙楷第先生逝世前后比吴先生冷清得很多很多，如果不是我写信去请求年轻朋友，即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李辉，发了一条火柴盒面积大小的新闻，谁能知道他已告别人世。
吴先生生前从未向我提出过什么要求，唯有一次，他的夫人对我说：吴先生就想把他的《罗音室文集》继续出版，现在只出了第一集，第二集出版社就不接受了，他们要我们“补助”，我们哪来这么多钱?听了这话，我立即就和几个出版社的朋友交涉，希望他们帮帮忙。可是所有的朋友都脸带难色，支支吾吾，只有文联出版公司的总编辑答应可以继续出版，但研究所必须补助每一集的出版费一万元。可是，这一万元对于研究所并不容易。文学所有十几位全国著名的老学者，九个全国政协委员和一个人民代表，他们也想出版文集，但如果个个都补贴出版费，工资就发不出来了。然而，我还是下决心，想募点钱给吴先生出书，可是，后来八九风波到来，我自身难保，也顾不得老先生的心愿了。不过，此时我怀念起吴先生时，总觉得还欠了他一笔债。这笔债不是一万元人民币，而是一个老学者一辈子的心愿。这个心愿，这笔债，至今还压在我的心头。怎么也抹不掉。
(选自北京三联《师友纪事》)
(三) 孙冶方：从科学门口到地狱门口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包括其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二、三十年，看到很多人间世态、儒林面目，本应当对社会绝望的，但是，我不轻言绝望，因为我看到另一面，这就是不管社会怎么动荡，总有一些信念坚实、精神卓越的人格存在着。负载这种人格的生命有的已经消失，但他们的影响却奇怪地在我身上发酵，只要想到他们，我就有力量。他们的名字简直像魔术一样，可使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高墙绝壁中看到广阔的土地。一九八九年夏秋之际，我被推入黑暗的谷底，但是我很快就重新对生活展开微笑，并很快地开辟了新的生活，其中有一个秘密，就是我得到一些死者名字的支持，这些名字中有一个名字就是孙冶方。
孙冶方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资深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之初，他就是著名的远去苏联取火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中的一个。在五、六十年代之交，许多身居要位的共产党内学者，都面对反右派和反右倾的残酷现实而噤若寒蝉，不敢直言苦谏，而孙冶方则不然，他初衷未改，继续直面真理，对当时一味强调政治挂帅、一味迷信意识形态的潮流进行批评，并大声呼吁：一个国家，如果不顾经济价值规律，只知政治意识形态，将会导致崩溃性的灾难。但是，他因此而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就开始整他，把他作为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批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等则想一举把他置于死地，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他送入秦城监狱。而且一进就是十年，孙冶方后来说：做梦也没想到，我这样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最后走进了自己共产党的监狱。
孙冶方的名字给我力量的还不仅在于他入狱前敢于面对真理敢于反潮流，还在于他被投入监狱之后，竟然还奇迹般地继续追求自己的信念。那时，他得了严重肝病，常常发烧，而牢狱暗无天日，令人窒息。疾病、饥饿、黑暗、委屈，每一样都足以把他杀死，他也感到死神之手已经紧紧地掐住自己的咽喉，但他却决定“不能死”，他必须告诉自己的祖国一个经济学真理。那时他一天仅仅分到六两窝头，还有几根咸菜，但他一口一口地咬，一点一点地嚼，一根咸菜掉到地上，他也捡起来吃。他说在那个特殊的时刻，多一根咸菜就多一分营养，也就多一分活下去也让真理活下去的希望。他还说：“死不足惜，名声毁掉了也不要紧，但我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形成的观点不能丢，我要为真理活下去。”他命令自己：一不能自杀，二不能神经错乱。即使在放风的几分钟里，他也快步走到院中，争取多吸几口新鲜空气，多吸收几分阳光，那一瞬间，他想到的也是这一分空气与阳光对于信念的意义。
更使我难忘的是他在牢里没有任何纸笔的时候，还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构思了一部长达一百八十三节、百余万字的著作《社会主义经济论》。他面对冰冷的四壁，一遍一遍地给这部著作打腹稿，一行一行地默念，一章一节地“写”，“写”到他把牢底坐穿重见天日时已“写”了八十五篇，就这样，他在牢狱中实现了一次艰苦卓绝的精神征程。这是我在社会科学院目睹的一次生命奇观和信念的奇观，并且是深深地影响我此后人生的奇观。我对自己说：铭记下这一奇观，给自己的生命积淀下新的磐石与钢铁，有了它，还有什么荆棘险途不能踏破。在孙冶方临终的前几天，我的两个好友、帮助孙冶方整理狱中腹稿的林青松和林泉水就守在孙冶方身边，他们把我赠给孙冶方的一首散文诗录音放给孙冶方听。在这首诗中，我礼赞他为祖国寻找经济杠杆而自己却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告诉他，我从你身上才真的明白科学的门口真如同地狱的门口，有心踏入真理之门的人是不应当害怕落入地狱之中的。这首散文诗的最后一段写道：
刻在你心中的是那句名言：科学的入口处就像地狱的入口处，于是，在科学的门口，你抛弃了胆怯、懦弱、彷徨……当危难像暴风雪打击你的时候，你未曾背叛过真理，你说你不是“气候学家”，不懂得随风转向，当你被邪恶抛进了牢狱，痛苦与饥饿压迫你的时候，由于你身边有一个不朽的伴侣——真理，所以你并不寂寞。你和真理凯旋了，但你并不去享受占有真理的光荣，只顾解剖自己，向着真理更高的境界追求。而我们这些后来者，终于懂得真理的代价。为了真理，必须随时准备踏进牢房。
我真的从孙冶方的身上中得到这一信念，从那之后，再也不怕地狱。这几年，我一想到孙冶方，这种信念就在我身上燃烧，即使在此时此刻写作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也感到自己的笔下充满热流，这是相信自己有力量在崎岖的山路上继续前行的热流。
最近几年，我常常在回忆社会科学院的生活，觉得在院中的日子没有白过，它使我看得那么多，那里固然有卑鄙者制造的许多谎言，但也有卓越者献身过的真理。在那里我看到僵尸和泥泞，也看到民族的脊梁和思想的柱石。在孙冶方的故事里，我虽看到了荒唐，但也收获到信念。
一九九五年九月五日于科罗拉多
(选自北京三联《师友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