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双方将通过各种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好感情。许多中国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日本的民族性，以便更好地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涉及从社会心理学和民族学角度深入探讨日本对华态度的问题。民族性并非是与生俱来、先天难改的，而是在后天社会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日本民族性并不完全一样。日本对华政策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这与其民族性有一定关联。
关键词：日本民族性 结盟政策 嬗变 对华态度 影响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两国政府将这一年定位为“国民友好交流年”。中日双方将通过各种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与友好感情。伴随中日交往的大幅增加，特别是两国之间围绕敏感问题发生对立时，民众彼此之间的心理矛盾和摩擦也会增多。许多中国人希望能更多地了解日本的民族性，以便更好地和日本人打交道。这涉及到从社会心理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深入探讨日本对华态度的问题。本文拟就此做一尝试，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一、日本的民族性与结盟政策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或曰国民性，就像其世代相传、特有的民族习惯和思维方式一样，难以根本改变。笔者认为，民族性并非是与生俱来、先天难改的，而是在后天社会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日本的民族性，即国民性并不完全一样，不变中有变。不变的部分一般是受到自然环境、语言习惯影响的部分，而变化的部分则是受时代背景和社会思潮影响的部分。所谓民族性，是就一个民族的整体倾向而言的，具体到个人则可能有很大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在日本，不同年龄层、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会有差异；每个个体与整体在倾向上也会有不吻合的部分。因此，这里所说的民族性不可能涵盖所有日本人。
“世界上没有比日本人更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了。”这是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1914～2001年)在《日本人论》一书前言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南博认为，所谓“日本国民性”是超越阶级和时空的客观存在，“是指以日语作为共同语言，属于日本这个国家大部分国民共有的意识及行动特质”。“日本人最频繁出现的人格特质中，被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两点：第一，绝大多数的日本人对于人际关系都很敏感，不太会去自我主张，而偏向采取以他人为重的态度。正如谚语‘枪打出头鸟’所说的，不愿妥协一意孤行的人‘在日本人当中算是很稀有的’。第二，日本人不仅在面对自己同胞时呈现人际关系上的敏感，在面对外国人时，也常常存在着‘和外国人比起来，日本人是……’这种强烈的比较意识，是日本人过于意识到自我的结果。也就是说，日本人有太多的本国意识。”
进入21世纪，日本政局动荡，经济不振，民族主义伴随网络的普及而蔓延。日本在历史观问题上与中国抗衡受挫后，开始在安全保障领域仰仗美国，图谋牵制中国。21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之际，日本似乎再度进入重大的历史变动时期。2010年，日本保持了几十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让位给中国。2011年3月11日，地处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县近海发生了历史上最严重的地震和海啸，并引发了福岛县核电站事故。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社会表现出焦躁、无奈、不满的情绪与自负、敏感、好胜的复杂心理交织在一起；对中国在经济上更加重视和在安全上更加戒备的复杂心态纠结在一起。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下，尽管日本未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但对中国等外部世界的反应更加敏感，社会心理承受力与对华亲近感下降。在日本政权更迭频繁、领导中枢的权威性与决策能力下降的情况下，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必然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越发扭曲。
在上述变化中，某些与日本民族性相关的因素并未改变。例如，日本民族性的特点之一——争强好胜、尊崇实力强者。这一点在日本对外结盟政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19世纪末到上世纪初，英国是世界头号强国，日本缔结日英同盟便与此有关。上世纪50年代起建立的日美同盟之所以维持至今，也与此相关。日本决策层认为，结盟政策有两个“秘诀”，其一是不加入“弱者同盟”，而加入“强者同盟”，与世界最强者为伍；其二是即使结盟也要力避同敌对国家关系恶化。在国际政治中，和平时期不存在绝对友好的国家或绝对敌对的国家，因而不必敌视处于对立关系的国家，导致关系恶化并不明智，需要的是缓和或减少对立。
虽然中国经济总量的规模超过日本，但就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综合国力而言，美国仍然是唯一超级大国。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日本曾遭受过美国原子弹的轰炸，但日本当政者和主流民意仍支持与美同盟的政策。尽管日本国内也出现过要求与美国建立“对等关系”的声音，但在国内亲美势力和美国当局的压力下尚难形成气候。因此，中国人不能误以为只要中国的综合实力超过日本，日本就会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友好，因为美国在总体上仍比中国强大。
在历史上，日本为获取强者地位往往会利用与当时世界上的最强者结盟，向比本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发起挑战。例如，日本与英国结盟后发动日俄战争，德日意法西斯结盟后对美发动太平洋战争。二战后，日本之所以没有利用结盟世界最强者对外发动战争，主要是由于受到日本“和平宪法”与和平主义思潮的制约。此外，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东亚各国的民族独立和美国防止日本报复的占领政策等，也对日本重走历史老路形成有力的外部制约。笔者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一位日本防卫省人士：“别看日本现在总强调中国威胁，假设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日本或许就不会再议论中国威胁了，因为那时日本也许会考虑与中国结盟吧？”对方的回答是肯定的。关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从日本民族性的角度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
战后以来，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必然会受到美国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影响。因为日本与世界最强者为伍的结盟政策导致其总是处在同盟中的弱势地位，从而产生了对盟主国家的依附性与从属性。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角度观察，日本这种对美依附性与从属性的大小，往往取决于三个因素的相互影响：一是日本在同盟内实力地位强弱程度的变化；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变化；三是中国的应对与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
纵观1945年至2012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的相关性与规律性。例如，冷战时期，日本作为被美军占领的战败国，必然追随美国与台湾当局“建交”；1972年日本决定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与此前尼克松秘密访华有关；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得到当时美国政府的默许；1992年天皇夫妇访华，日本率先解除对华制裁，其背景之一是苏联解体后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经济规模相当于美国的66%、中国的近9倍；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历史认识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出现“政冷经热”，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思潮泛滥；如今，日本伙同美国在军事上防范和牵制中国则与美国战略重心重返亚太，打压中国有关。
在上述背景下，日本针对中国，将钓鱼岛问题与其防卫战略和日美同盟紧密挂钩，狐假虎威，绝非偶然。而这必然与日本在大地震后经济上更加依靠中国的“非对称相互依存关系”发生矛盾，造成日本对华政策的纠结与扭曲。
二、不同历史时期日本民族性表象的嬗变
上世纪初，日本一些人从日本所处地理位置的
角度提出“岛国根性论”。1901年，《日本人》杂志刊载了一篇题为《关于所谓岛国根性》的匿名文章。文中指出，日本是岛国，日本人具备岛国根性是极其自然之事。因为是岛国，东西南北可以任意航行，把地球当成整体，不知国与国之间的壁垒。在另一篇题为《所谓岛国与海国思想》的匿名文章中，作者更积极主张“岛国根性”的观点。要成为真正的海国必须是岛国，真正的岛国根性是海国思想的源泉。
据称，日本最早从文化角度论述日本国民性的是语言学家芳贺矢一。他在1907年发表的《国民性试论》中指出，日本人有十种特质：1．忠君爱国；2．敬家爱业；3．现世的、实际的；4．爱草木、好自然；5．乐天洒脱；6．淡泊潇洒；7．纤丽精巧；8．清净洁白；9．重视礼节；10．温和宽恕。今天看来，其中的第3、4、7、8、9表达的日本民族特性经历了100多年，至今仍未改变，今后也很难改变。
对这一时期日本国民性的概括掺杂了不少特定的政治因素。1922年，日本评论家大町桂月在《日本国民的气质》中称，敬神崇祖、忠君爱国是日本“国体之精华”，并列举了日本国民性的十项特质：1．富于冒险；2．不轻死；3．知耻；4．义勇；5．忠君；6．孝悌；7．洁癖；8．意志坚强；9．深知情趣；10．富于雅致。
其后，日本教育学研究者野田义夫指出日本国民性的十个特点是：1．忠诚；2．清白；3．武勇；4．名誉心；5．现实性；6．快活淡泊；7．敏锐；8．优美；9．同化；10．殷勤。
1934年，日本国文学者久松潜一为重新诠释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提出下列十项日本民族的特质：1．敬神；2．忠君爱国；3．尊重家；4．武士道；5．义理精神；6．真诚；7．调和与情深；8．象征与深邃；9．形式与平淡；10．尊重传统。
同一时期，日本国文学者高木武以文学为题材概括出日本国民性的十个特征，似乎在努力摆脱政治因素干扰的同时，更多地展现日本民族性优秀的一面。它们是：1．统一性与永恒性；2．包容性与同化性；3．纯真性与单纯性；4．快活性与明朗性；5．现实性与实践性；6．积极性与果敢性；7．宽容性与温和性；8．虔敬性与仪礼性；9．敏锐性与巧致性；10．优雅性与艺术性。
上述这些战争期间的日本文人对日本民族性的自我评价充满溢美之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其中提出的某些特质与战后的日本人并不吻合。因此，在战后和平环境下成长的日本年轻一代看到南京大屠杀等历史展览会觉得难以置信，想不到当时的日本人会这么残暴。这毫不奇怪，读一下日本资深中国问题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1968年在早稻田大学纪念“七七事变”31周年演讲会上的文章《关于战争责任》就会明白。
在演讲中，竹内实指出，“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源于日本人思想的深处。从历史角度看，则是根源于天皇制思想。每个具体的人会陷入那种荒谬的境地，就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这种影响。日本人都有接受天皇制思想教育的体验。由于内心具有这种思想，尽管他们也能对自己进行批判，但对天皇依旧非常尊崇。最初，他们被教育去崇拜天皇的时候，总是同时被告知，必须瞧不起那些与天皇势不两立的人，例如中国人、朝鲜人，或者英国人、美国人(过去曾有过所谓‘英美鬼子’的说法)等等。之所以必须对这些人表示轻蔑，主要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天皇，而日本人却有所谓‘万世一系的天皇’。因此，日本人称得上是世界上最优等的民族。”①竹内实还进一步
指出，“在日本，支撑天皇制思想的有两大偏见，即歧视性的观念：一是对未解放民族的歧视；二是对共产主义者(称其为‘赤色’)的歧视。”这一尖锐分析就触及到军国主义特定时代背景下被扭曲了的日本国民性。
二战后，伴随日本社会环境的根本变化，“敬神”、“忠君爱国”、“义勇”、“武士道”等过时的字眼已不再具有代表性。1979年，日本语言社会心理学家芳贺绥对日本国民性做出新的描述。笔者将其概括为新的十点特质：1．追求与自然和谐；2．喜爱清洁；3．无常而随机应变；4．靠直觉行事而欠整体思考；5．内向、阴柔；6．喜好不言而喻和弦外之音；7．感性重于理性；8．在乎他人的他者意识；9．讲究细腻而鄙视粗略；10．克己保身。上述这十点对理解当代日本民族性的特点有重要参考价值，因为比较接近于现在的实际。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元在1988年出版的《日本思想史》一书中，提出了日本人思维模式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对于现实的容忍；二是重视特殊社会关系；三是非合理性倾向。中国学者纪廷许从日本民族性对社会政治思潮影响的角度，将中村元有关日本民族性特点的论述概括成十点：1．认定并遵从社会现象中的绝对者；2．“现世主义”，即日本人注重现实生活而较少理想主义；3．文化多重性与言行不一；4．缺乏坦率的批判精神；5．国家的优越性；6．尊崇天皇；7．宗派及派阀的封闭性；8．重视和强调行动的集体性；9．非逻辑性及逻辑理论抽象能力欠缺；10．凭直感与情绪化倾向。
笔者在1995年出版的《跨世纪的日本》一书中，也曾就日本人思维方式与民族性格概括出十个特点：1．现实的、具体的；2．折衷的、融合的；3．多虑而含蓄、执着而明确的；4．好胜的、忍耐的；5．细腻的、计较的；6．从众的、集体的；7．感性的、重恩的；8．恋乡的、流动的；9．宗派的、敏感的；10．势利的、虚荣的。笔者对这些日本民族性的概括与日本人不同时期的自我认知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总体上与芳贺绥的感受较接近。
竹内实曾撰文指出，“所谓日本民众的深层心理，指的是它们中间曾经有过清晰的‘中国形象’。尽管由于受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中国形象’并非都那么简单，而是与种种复杂的关系纠葛在一起。不管哪一时代的日本人，其深层心理都曾存在过民族优越感或者忏悔意识。因为那些复杂的历史情结，早已深深地直接灼伤了每一个日本民众的个人历史与心灵。”他认为，“日本民族与中国的关系，本是一个远远超越于个人之上的重要历史问题”，“全体日本民族对中国的感受，至今仍被禁锢在沉默的大墙里边”。至今，一些日本人仍然认为，日本战败是败给美国而非中国。如果不了解这些民族文化心理方面深层次的原因，中日两国在交往中便会产生不愉快或丧失一些机会。
三、日本对华态度背后的民族性
日本对华政策变中有不变，不变中又有变，这与其民族性有一定关联。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为界，日本对华政策发生了质变，但日本历届内阁追求本国利益的原则立场未变，日本人所拥有的特定的思维方式与民族性也未变。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基调未变，但历届内阁的具体作法和风格却各不相同。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日本民族性的特点会以某种形式反映出来，有时会产生积极效果，有时会带来消极影响。以下略作分析。
(一)日本人往往是现实的、具体的
相对而言，日本人喜欢精工细作、匠心匠意、讲究细处的精致，就像日本的工笔画。中国人则擅长大构想、大战略、大框架，有点像中国画中的大写意。中日双方各有所长，但如果互不了解，在缺少彼此适应与精神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双方相处、共事会觉得很累。如果中国人总是采取抽象的、原则的方式，则双方有时就难以谈得拢。
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人通常对自己负责的业务非常熟悉，待人彬彬有礼，办事靠谱。有时中国人甚至会感到自愧不如，但有时又会觉得日本人办事繁琐啰嗦、议而不决、固执己见，缺乏变通的灵活性。而日本人会觉得中国人开朗豪爽、大度好客，但喜好夸夸其谈，强调自我，粗枝大叶，不守规矩，不懂“先约优先”，定下来的事经常被调整，不太靠谱。不过相处久了，只要牢记“与人方便于己方便”和礼尚往来的道理，双方尽量适应对方，也会彼此习惯起来，变得比较自如。这跟结婚后两口子过日子的道理差不太多。
如果认为日本人只讲细节而不懂战略，那恐怕是一大误解。其实日本人也非常重视战略思维。虽然二战后日本讳言有国家战略，但日本企业则经常谈论其全球战略。日本外交也不乏战略思维。2010年以来，日本经济新闻出版社接连出版了日本防卫省、外务省官员参与撰写的《战略的本质》、《战略原论》、《战略外交原论》等一系列专著，论述左右国家命运的大战略和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外交战略，并作为大学相关专业的教材。其中，有关战略的看法之一是：所谓战略，是指生死攸关利益的界定、形势判断和实现利益手段这三者的结合。还有一种看法是，战略包括手段、目的、计划、过程等四个侧面和国际环境、国内因素、时代精神三大要素。实际上，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确定了日本未来5～10年的国防战略。为制定这一大纲而由首相私人智囊班子撰写的前期调研报告已处于国家战略的水平。
(二)日本人往往是折衷的、融合的
日本人通常不太拘泥于绝对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或是非曲直。大多数日本人主张同中美两国都要搞好关系，你要逼其二者必居其一，除非你有足以控制其的能力。
野田佳彦在当选日本首相前出版的《民主之敌——政权交替有大义》一书中提出，日本要走“中庸”之道。他认为，“20世纪，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失败了。那么，冷战后笼罩世界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又如何呢？我们逐步明白了，放任市场作用的结果是无可救药地走向破灭的狂奔，这也不是万能的。”他指出，“民主党主张的正是既不极端地搞社会主义，也不被新自由主义的原理所左右。逐步走向中庸，才是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
日本始终是以本国利益为圆心，以同强者的关系为半径，把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囊括其中的。日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可能超出这种圆心与半径之间的范围。日本人对世界上一切有用的东西吸收起来就像干海绵遇到水，具有很强的吸收与融合力，并且会化模仿为创新，不断提升其质量，争取做到极致。在这方面，折中绝不等于差不多就行了，而是差一点也不行。在执行制度规定方面，也是循规蹈矩，很难折中的。
(三)日本人是既暧昧又不含糊的
日本人出于礼貌，为避免对方尴尬，在表达难以同意时的方式并不一定很确定，但实际上表达、传递的信息是明确的。如果你要刨根问底地加以确认，会使对方感到很尴尬。这种暧昧(日语称“玉虫色”)，在日语中通常表现为半句话后面使用“但是”，下面的话就不言自明了。这与其说是一种不愿挑明而伤害对方的表达方式，不如说是明哲保身的说话艺术。
中国孩子与日本孩子在课堂里上课，中国学生答问积极，而日本学生则消极。中国学生提前做完题会表现得很快乐，甚至脱口而出，而日本学生则不言不语。因为在日本学生看来，如果你表现得什么都懂或比别人强，会给别人造成心理压力，甚至遭人嫉妒，于是还是明哲保身为好。
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日本人什么都暧昧、含蓄，到商店购物付款一分钱也不含糊，清清楚楚的。日本右翼势力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反华文章也从不多虑和含蓄，否则就达不到煽动蛊惑的目的了。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十分明确，甚至单方面否认了中日之间“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
(四)日本人内心是争强好胜的
日本一些人不愿总是让中国揪住历史问题，使日本在外交和正义性方面矮中国一头，同时又不能不做一定克制。日本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提倡“和魂洋才”，争做世界一流。日本人深知在文化上受到古代中国的影响，但仍会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立性。“这种‘与中国不同’、‘不愿在中国支配之下’的心情，是在对中华文化憧憬的同时又拒绝被融入其中的日本民族的原点”。
战后出生的新生代没有战争负罪感，因此更津津乐道于在和中国交往中强调日本的立场和主张。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钓鱼岛及海洋权益问题上便“乐于”同中方辩论。据野田本人披露，2004年他曾作为“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受到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的会见。野田认为，“如果只是出于礼貌而谈友好没意义”，“尽管可能引起对方的不快，但彼此毫不客气地说出该说的话，是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第一步”，“对中国应该更加完整地发表看法”。因此，野田在中方主办的晚宴上主动就钓鱼岛等问题“发飚”。针对唐家璇当场的严厉反驳，野田心想，要是就此败下阵来，访华就没意义了，于是就加以反驳。野田认为，“双方该说的不说就找不到妥协点。实事求是，不行的就说不行，能协调就协调，酌情推进即可。”他表示：“正是由于油气田、领土、历史认识等严峻的问题堆积如山，所以必须有相应的思想准备。必须留心不要使对方的说法定型。当冲之鸟岛被说成是岩礁等，就要立即反驳。”他强调，外交没有后悔药好吃。
对于这种争强好胜、不吐不快的日本人，既要勇于交往，更要善于交往。在交往前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观点，做好知识和信息储备；谈话时注意不回避对方的问题，以具体事实、数据、法理知识和强大的逻辑等，针锋相对地表明态度。这样，反而可以赢得对方的尊重。即使对方不一定改变原有立场，但今后不会逢人便讲，自鸣得意，双方可能不打不成交。
(五)日本人总体是细腻的、感性的
体贴对方、在点滴的细节上表现出尊重对方和言而有信的“周恩来外交风格”，最能打动并长期感化日本人。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等日本政要，尽管政见未必相同，但他们对推动同中国的关系都抱有热情。原因之一就是当年他们曾受到周恩来的会见，至今仍念念不忘周恩来总理有关中日友好的教诲和嘱托。
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时曾参拜靖国神社，但经中方交涉后，他终止了参拜。其背后的原因是，中曾根认为，中国时任总书记胡耀邦与他很投缘。1984年中曾根康弘作为首相应邀访华时，胡耀邦曾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并特意用他喜欢吃的鳗鱼、栗子饭款待他。两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当时，中曾根提出要加强日中青少年交流，胡耀邦立即表示“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为建立中日之间彼此坦诚的交流渠道，他们商定成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这些都使中曾根康弘铭记在心。当听到由于自己参拜靖国神社可能给胡耀邦造成麻烦的消息后，他决定从第二年起停止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曾对笔者说：“日本人虽然也重视逻辑和道理，但更容易被感情所打动。有时一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比讲一堆大道理更容易让日本人接受。”有时，讲大道理不如拿出事实和数据更能让日本人理解，所以同日本人交往“宜细不宜粗”。
(六)日本人通常是从众的、集体的
“不给别人添麻烦”是日本人从小家教的重点。日本人的从众心理和行为习惯使其善于集体行动、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尽量避免个人言行给所属集体带来麻烦，但这也会造成缺乏独立思维、盲目跟随或逆来顺受的倾向。日本人这种担心离群孤立、知耻与保身的民族性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和平发展进程中都曾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日本这种从众、跟风、随大溜的民族性，在电视和网络媒体发达的信息社会也未改变。日本社会很容易形成某种特定的“舆论”，而难以接受与其相反的价值判断。例如，中国的新闻内容丰富，但日本媒体往往只注意消极和负面消息的报道，并会形成近乎一致的价值判断；日本虽然有许多不同的报纸，但往往会在同一天的头版报道同样的消息；日本不同的电视频道也经常出现同一时间播放同一话题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媒体形式上的新闻自由与特定社会气氛下言不由衷的不自由似乎总是纠结在一起的。
(七)日本人大多是崇尚权威的、盲从的
对日本来说，领袖的素质与政治导向正确与否相当重要。日本民族崇拜天皇的权威和对军国主义的盲从，曾一度走向极端，最终导致战败投降。战后，日本民族依然保留了天皇作为国家与国民统一的象征，说明在和平发展时期，日本的向心性与民族认同，仍然需要超越民主政治之上的、形式上的最高权威。
同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产生某种担心是不难理解的。尽管中国加强国防力量根本没有进攻日本的意图，日本针对中国部署防卫力量也不等于要入侵中国，但只要中日在地缘战略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日之间的安全困境就难以消失。但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出现的“中国威胁论”确实是产生于敌意，而非善意。遗憾的是，日本民族崇尚权威主义的性格往往容易接受而非抵制其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根据日本的民族性来应对日本的偏见是关键。首先这种崇尚权威主义的性格不是日本人天生或独有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其实，中国社会在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出现过权威主义性格，形成了极左思潮。那么，如何改变呢？社会心理学开出的药方是：第一，采取与有偏见者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的行为来消除偏见；第二，平等地直接接触，相互深入了解，消除先入为主的偏见；第三，鼓励形成命运、利益共同体开展合作；第四，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使人们认同并自觉遵守；第五，防止疏离或使对方感到蔑视。总之，如何促使具有从众的、集体的日本社会潮流转向对中日友好合作有利的方向，而不是反向，是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八)日本人往往是感性的、重恩的
日本人不愿“无功受禄”、欠人情债，而习惯于礼尚往来、及时行乐。日本人生活在四季分明、景色秀美、地震海啸多发的国度。他们习惯于从“亘古不变的自然与无常的人生”的对比中感悟深沉的美与某种意境。例如，日本诗人芭蕉的俳句《古池》若翻译成汉俳可以是：“闲静古池旁，青蛙跃入水中央，耳畔扑通响”。所以一些上年纪的日本人喜爱读唐诗。中国唐代诗人刘希夷在《代悲白头翁》中的名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与日本人赏樱时触景生情的心境会产生共鸣。
日本人讲究报恩还礼，办事不欠人情。日本代表团在拜访对方之前往往会首先确认对方的人数，以便备好用于彼此交换的小礼品，避免对方有礼时自己尴尬。这已成为日本人交往的潜规则。就中日关系而言，对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中国，日本大多数人曾支持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作为回报，日本经济界也愿意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日本右翼则不顾中国领导人多次对日本向中国提供ODA表示感谢的事实，指责中方没有感谢、宣传不够，恶化中国在日本的形象。也有一些日本人因蒋介石在战后对日“以德报怨”，所以对其保留着所谓“台湾情结”。
2011年3月日本发生大地震时，日本人对获得邻国的关心与安慰会有一种满足感。但是，日方对中方提供救援人员和物资的感受却相当复杂。据日本媒体人士称，中国的援助使一些日本人很感激，但另一些对中国耿耿于怀的人则感到一旦欠了人情，对中国就难说硬话。他们的对华情绪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所以对接受中方的援助态度消极。在中日关系中，这种由援助方变为被援助方的角色转换，对日本来说是很难接受和适应的。即便对日本重灾区来说援助及救援行动是需要的，但对日本中央政府来说，接受中方援助就等于承认自己的弱者地位，如果对方是美国还可以，但面对中国则很难适应。这里除了虚荣心使然之外，还有政治上的考虑。
(九)日本人往往是恋乡的、流动的
日本和中国一样，过年的时候总要来个全国规模的回老家、看父母的人口大流动，但又不会安分守己地呆在故乡。《北国之春》唱出的就是日本人最典型的恋乡情调。而作为“企业战士”，日本人通常习惯于为工作而在国外“单身赴任”。这一点有时会超出中国人的想象。生活在四面环海、山林相连、陆地狭窄国度的日本人，对海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出国旅游是日本人的一大嗜好。整团出国、整团回国，他们最爱的还是故土而非他乡。随着日本人生活环境的改善，一些年轻日本人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憧憬欧美和到海外留学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中国相比，日本岛国虽小，但由于有岛屿、山川相隔，其风土人情也各有差异。例如，东京人的矜持、大阪人的实际、京都人的优雅、山口县人的自负、北海道人的好客、冲绳人的自我认同等，都各有特色。其中有些特色因人口的自由流动等因素而相对淡化。教育的普及也使日本人的素质实现了“均质化”。
(十)日本人往往是宗派的、敏感的
大和民族讲究“和”。当今日本是总体和谐度
较高的社会。但是，日本这种“和”也是内外有别、相对的、有条件的。“和为贵”在中国主要是就对立双方而言的，而在日本则主要是对利益相关者或无害者而言的。日本式的对内“和”与对外“争”，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问题只是内外界限划在哪里，以及“和”与“争”的形式不同而已。否则，人们无法解释大和民族为何在丰臣秀吉统一后便对朝鲜和琉球征战杀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走向极端。当年，正是在天皇制下凝聚起来的大和民族内部极端之“和”，导致了对外野蛮使用武力的极端之“争”。
即便在今天，日本政界党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是这种“内和外争”的真实写照。甚至在同一政党内，例如，菅直人与小泽一郎在竞选民主党代表时的激励言辞，充满感情色彩与火药味儿。党内投票在关键时刻起作用的往往是个人感情因素。有时“恨极和尚厌其袈裟”，在内外政策方面甚至也会反其道而行之。日本人几乎都是生活在一个个小圈圈社会里的。“圈内和”与“圈外争”司空见惯，就连学术界也有所谓“学阀”。在其内部，能游走于各种圈圈之间的人或是八面玲珑(日语称“八方美人)”的处事高手，或有“泥鳅”式的本事。与彼此势不两立的菅直人和小泽一郎相比，2011年8月31日当选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则显得相对圆融，自称“泥鳅”。
野田佳彦在党内曾支持菅直人，但又尽量不与小泽派闹僵，首次组阁也照顾到包括小泽派人士在内的各主要派系的人选。在重大问题上，他还不忘请教原来同属新进党的前辈、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由此可见，在同日本人接触时，在不了解对方所属派别及对方与其他派别或个人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与对方谈论自己与其他日本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否则可能无意中在彼此之间制造“距离感”。
(十一)日本人往往是势利的、虚荣的
日本人通常很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他们对中国既有蔑视的一面，又有敬畏的一面，既信奉、佩服实力，但又不愿看到中国过分强大，处处超过日本。势利与虚荣，也可以俗称为“里子”和“面子”。日本人似乎比一般的国家更爱听到别人或其他国家的好评与表扬。如果这种表扬不是笼统、抽象的“奉承”，而是很具体、细致的，更会令对方感到受用。哪怕是你能在几年后重逢时记得起对方的名字，都会令对方感到十分愉悦。所以，日本人在得到对方恩惠或帮助后，在第二次见面或联系时，通常都会提起那件事并再此表示感谢。这一点与中国人“谢过且过”的习惯不大一样。
日本人对面子和名誉看得很重。外交是谋求相互妥协的艺术。国际关系与人际关系一样，相互尊重就是要彼此给对方面子。必要的外交礼遇、对对方提出拜会的应允等，都属于给面子。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遇到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是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邀请日本各界要人访华，之后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亲自会见，深入交换看法，求同存异，最终达成共识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可以称得上是面对面关上门“吵架”。但是，如果是公开“吵架”则表明双方已经谈崩。
从势利的、虚荣的民族性角度或许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人对很小的过失通常会立即道歉，以赢得对方或上司的原谅并显示礼貌和教养，但对国家造成的重大过失则无人愿意出面道歉或承担责任；还有，为什么在日本国内很少有人因为一点小事而当街吵架，但在国际上却与邻国摩擦不断。日本人的心态似乎变得像小孩，你要先肯定，再批评，他才容易接受。否则，即使你再有道理，他也根本不听。看来，未来不仅日本要适应中国发展壮大的现实，中国也要适应日本社会心理承受力下降的现实。日本就是这样一个难以捉摸而又非常惹人捉摸的民族。
来源: 《东北亚学刊》 201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