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媒体报道，广东省纪委日前召开全省预防腐败工作座谈会，总结省市两级预防腐败机构成立以来的各项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预防腐败工作任务，其中提到的“出台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公示”引人注目。
早在今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就曾提出，要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彼时，会议上提到的“一把手监督”和“财产申报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就让人眼前一亮。如今，数月已过，该省财产申报公开的制度建构似乎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有地市在成立预防腐败局时，提出相关的工作设想，如肇庆市预防腐败局提出要探索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中山市近日亦提出将探索实行党员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党内申报。尽管有新闻提出，这些地市均未将“公示”列为探索目标，但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几乎铁板一块的当下，任何一个地方“试水”的勇气都值得肯定。至少，在客观上，它形成了呼吁制度建构的声场，体现出制度改良的诉求与诚意。
而且，从此次广东省自上而下的制度推行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一种突破。那就是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并没有像过往那样，让基层成为制度推进的急先锋，最终陷入步履维艰，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通过上层制度设计与政策推动，在地市级逐步试水。这一点，无论是此前的“阿勒泰模式”，还是“慈溪模式”，恐怕都难以比拟。
被誉为“破冰”之举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官员财产申报，曾在媒体上掀起舆论热潮，现在却几乎湮没无闻，其实正是因为缺乏“上层支持与法律支撑”。这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官员财产申报及公开之所以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或者从轰轰烈烈的财产公示最终变成悄无声息的“私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利益博弈进入深水区时，由于缺少上层制度设计与支持，一旦主政者离任调任，改革就陷入了进退两难、后劲不足的境地。
这些实例其实也说明，改革措施不能止于基层先行。对此，曾有社会学学者指出，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不是取决于制度制定的技术性过程，而是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阻止既得利益的能力。
如今广东在官员财产申报公开上，不再局限于以往最高不过地市级的试点，也不再满足于小范围的申报公示，而是将这项政策纳入一省的范畴内，力求用上层的设计与推动，突破官员财产申报瓶颈，扫除改革障碍，用诚意与魄力去探路，这让人很期待。能否突破官员财产申报瓶颈，是检验改革诚意的试金石，我们乐见这项制度能够真正在上层推动下从申报走向公开，成为制度反腐的突破口，从而为国内更大范围的财产申报公示提供范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