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韩毓海新著：《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只有马克思可以救中国
我们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有用，是因为马克思是解释和改造我们身处的世界的指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的著作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简单、平常的问题，下述即是一例：
人们辛勤劳动，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织网、蜜蜂在忙碌着建筑蜂巢。那么，人类的劳动与忙碌的蜜蜂和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康德和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与蜜蜂和蜘蛛不同，人类总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从事劳动，而且，他们还要使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法则与社会价值标准。
因此，人类的劳动与蜘蛛和蜜蜂的活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创造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蜜蜂和蜘蛛只是生产，它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再生产；而人类的劳动，则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
上述这个观点，即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筑蜂巢”与人类的劳动加以比较的是康德。他说：蜂巢之所以不能叫做艺术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法则生产出来的，即它不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创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支配，即他们是在由“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标准”和“法则”的支配下进行劳动，而这就是织工的劳动与蜘蛛的活动的不同，是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巢的不同。
人们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却根据既定的社会标准，根据既定的社会法则和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劳动作出评价。人们劳动，他们挥汗如雨，这不仅仅是为了换取口粮，而且是为了赢得“社会评价”，并以这种社会评价来换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分配。只是他们总是忘了问一问：这个“社会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于是，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从而就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①]。
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发现，它以无比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而当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试图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走近马克思了，你也就离《资本论》第一卷不太遥远了——或者说，你就开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生产—社会再生产原理，进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察中国与世界，而从今往后，你或许会被人“攻击”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现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今天，中国生产了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钢、一多半的水泥，中国的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电话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发达国家超市里日用品的70％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2008年“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果却是这样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 940美元，中上收入国家为7 878美元，高收入国家为39 345美元，世界平均为8 613美元。
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世界工厂”，3．75亿中国劳工（主要是农民工）作为支撑世界经济的群像，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和评价标准，中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穷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是以“美元汇率”来评价的。这就是因为，那个作为普世价值、普遍标准的“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外在于挥汗如雨的中国劳动者的荒谬尺度，而在这个外在的、荒谬的价值尺度的支配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②]
实际上，比“美元汇率计算法”更离谱（违背常识）的“观念”还多着呢。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是当今世界最具支配性的价值评价机构，它们将华尔街制造的垃圾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却将中国的金融机构、融资信用评为3B级，于是，今天就出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3A级的欧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机，竟然需要信用等级很低的“3B中国”来救助——而前者还绝不承认后者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其实是个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以吓人”的“观念”罢了。但是，由于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西方承认，按照“巴塞尔协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为零，而中国国债的风险则为100％——换句话说就是，那种认为美国国债是白条、两房债券是垃圾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因为许多精英人士坚持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的理由，绝非像“愤青”们指责的那样简单，即他们“不爱国”乃至是外国奸细，而是因为：按照“OECD们”制定的标准，中国国债的风险比美国的垃圾债券还高百倍呢！
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说过的那些话，包括：“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③]，“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对自己的惩罚一样，正像他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④]。“物质生产的领域”是怎样为“社会再生产的领域”所支配？实体经济为什么会被虚拟经济所支配？而这就是因为：既定的社会价值尺度和法则支配着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一切生产领域，而发达国家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恰恰是通过占领人类社会再生产领域、垄断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方才实现了对于人类劳动的剥夺，完成了对于世界的统治。
因此，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并不是由市场那个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所决定、所能够轻易左右的，因为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由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定者们来决定的。
但是，某种经济学却告诉我们说：市场是理性的，消费者是理性的，因为他会“用钞票来投票”，这迫使社会生产那些能够“满足大多数人需要”的产品，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一般观念。
而对马克思来说，这样的一种学说只是达到了幼儿园的水平而已。经济学教科书里所说的那种“抽象的消费者”也仅仅是个观念而已，它并不存在于现实社会里。在现实社会里，消费和消费行为都是分裂的，富人是具有最大能力的消费者，但他们的消费却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即为了通过消费彰显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权力，劳斯莱斯、联排别墅不是社会的真实需求，但是，它们却反映了现实社会一小撮最具消费能力者的“品味”（商品社会中人表达信仰的特殊方式）和价值尺度，而这就是商品“拜物教”，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逻辑的实质。
马克思说，商品并非简单的“劳动产品”，商品的“价值”也并非劳动和劳动者所赋予的，因为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垄断者即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的制造者们赋予的。所谓商品的“二重性”是指：一方面，商品是各种不同的社会劳动的产物，它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商品又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表现为植入人们头脑中的社会法则和价值尺度，是人们头脑和精神的产物，是现代人的宗教信仰和价值依托，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
作为价值，作为与生产劳动相对立的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商品中并没有凝结着什么“社会一般劳动时间”。商品中所凝结着的，乃是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就是指资本的支配地位。由于资本法则统治着社会、分裂着社会，并与劳动和劳动产品相对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扩张的速度，消费永远不可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需求，它只能扭曲社会需求，它反映的是一种扭曲（异化）了的社会关系。
今天，中国是世界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中国有3亿左右的人口是世界品牌的热爱者，他们消费名牌，其实就是真正地在彰显“西方普世价值”，并通过这种价值来昭示自己的社会权力和地位，而不是追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即他们消费的只是观念。他们崇拜名牌如同教徒崇拜圣物，名牌商品是他们在这个价值虚无的世界上的护身符，可惜，这些“虔诚的商品拜物教徒们”恰好都比较有钱、有消费能力，这3亿左右的人每年的消费支出占全国人民消费支出比重的50％以上，即在每年13万亿多元的消费品零售中占了7万亿元，如果他们中30％的消费是买了国际名牌和服务，其中一多半的钱用于买了“牌子”，那么就有1.5万亿元被无形拿走了。而中国有钱人出国购买的“品牌服务”和“国际品牌”已经是世界第一，每年在外花在“牌子”上的也约有1万亿元。这加起来应该有2.5万亿元，也就是说，仅这两项，每年中国就贡献给西方“虚拟经济”、“普世价值”2.5万亿元。[⑤]更不要说“成功人士”投资移民、稍微有点钱就要自费出国留学了，如果这两项再加起来，那么中国每年起码又贡献给发达国家7 000亿元。
“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⑥]如果没有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凭借今天流行的那种经济学，我们恐怕也就永远不能解释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为什么中国人均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一半以上，但实际享受的财富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6。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对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主要制造国中国与代表“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二重性”——“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对立。它雄辩地印证了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真理性：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⑦]
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正如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各社会阶段一样，由生产领域和社会—文化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法则。这正像马克思在“商品的二重性”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劳动的产物，受商品的价值法则所支配，而后者和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取决于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抽象法则。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对立，是现代世界分裂的真正根源。
如果没有卡尔·马克思，我们就永远不能解释在挥汗如雨的同时，人类被压迫、受奴役的真正根源，也就不能解释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
正是从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今天，中国共产党人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改造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关键，就在于坚定不移地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使金融体系更好地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胡锦涛主席指出：
坚定不移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世界经济健康稳定增长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务之急是落实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中方赞同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源，提高其应对危机和紧急救助能力，以更好履行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职责。我们应该提高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遴选程序的透明度和合理性，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我们应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使金融体系更好服务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完善国际货币体系，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使用并改善其货币篮子组成，建立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⑧]
这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当代世界局势作出的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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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⑤] 参见杨松林：《做大蛋糕重要，还是分好蛋糕重要》，载《香港传真》，2011-10-18。
[⑥]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⑦]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50～5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⑧] 胡锦涛：《稳中求进共促发展——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七次峰会上的讲话》（2012年6月18日），见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