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31号
今天是特殊而丰富的一天，不仅见到《墓碑》的作者杨继绳老师，而且还和任教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老师不期而遇，不仅见到久闻其大名的钱理群老师，而且还生平见到这么一大群的韩国学生。
杨继绳，湖北黄冈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早在80年代，就曾取得记者中的最高职称，退休后进入炎黄春秋杂志社任副社长，而社长则是新中国第一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中共元老杜导正先生。在中国当下的名人之中，杨继绳这三个字虽不是最响亮的，甚至还由于受到当局的有意封杀而不为普通人所知，可是，在众多名人之中，能够青史留名且为后世所敬仰的人物却少之又少，而杨继绳绝对是其中之一。每当谈起杨继绳老师，无论海内外，但凡有些知识积累的人物，特别是那些有良知的著名学者和国外媒体，既会对其竖起大拇指，又必定会提到一本传世之经典——《墓碑》。
自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凡是跟共产党有关的历史，除了那些夸张的光荣史实以外，都变得非常模糊不清，甚至有意让国民遗忘。而在这些本来就是非不清的历史之中，三年大饥荒又是里面不容触及的敏感禁区，以至于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那场饿死几千万人的人祸。可是，历史是不应该被后人忘记的，否则悲剧很有可能重演。正是怀着为历史负责的精神，杨继绳耗尽多年心血，广泛搜集资料，躲避来自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压力，终于为世人奉献第一本全方位反映和揭露三年大饥荒的巨著。正如徐庆全老师所言，《墓碑》之所以能够成为传世之作，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墓碑》的出现，添补了一段惨痛历史的巨大空白，二是《墓碑》为将来的研究者树立一杆高高的标尺，成为一种典范。
可惜的是，中国政府总是过于“奇葩”，明明天天在宣称实事求是，背地里却一直在压制各种实话，使得《墓碑》一直无法在大陆出版。不过，《墓碑》在香港出版后，迅速在海外掀起一股讨论浪潮，引起各方面热烈关注，从而带动国内地下出版商的私下追捧，使其得以借助盗版形式，流行于国内部分人当中。在目前国内市场出现的《墓碑》，无一不是盗版的，甚至连作者本人杨继绳老师都只好用盗版《墓碑》来送给各位朋友。可见，有的书是强权无法封锁的，哪怕是头号禁书，都有可能通过各种途径流行于社会。
一方是让人高山仰止，足以载于青史的高人，而另一方则是来自落后大学的不知名学生，可是，在徐庆全老师的极力鼓励下，又加上老乡的缘分，我和骆屹钊决定还是厚着脸皮前去拜访。
上午，我和骆屹钊穿过人民大学，搭上公交，一路雨水倾盆不止，等我们赶到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时候，身上湿透不少。一进大门，碰到正好待在门口的谷老师，问清楚我们来干什么后，他问我们是否预约，如果预约好了，就给我们传报一下。我回答，我们是杨老师的老乡，是徐老师让我们来拜访的。他听后，当即表示过会为我们传报，并告诉我，经常有外国大型媒体记者扛着照相机来采访杨老师。
在谷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社长办公室门口。经过简单的说明，杨老师连忙招呼我们进去坐着，给我们倒好开水。交谈之中，三双眼睛相对，虽不至于“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可毕竟有几分亲切感，特别是杨老师这样富有学者风度的人物。和每个前来拜访的人一样，我必定会问杨老师关于《墓碑》一书的事情。对于这本传世之作，杨老师很谦虚，微笑地说道：“我只是想说几句真话而已。”聊着聊着，杨老师准备送我们两本自己打印的《墓碑》，可是在找书的过程中却突然发现《墓碑》早已送完了。当我们谈到农村孩子读大学的时候，杨老师将这一问题概括为抽象的社会分层，并立即找来两本他去年再版的新书《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事实上，这本本来已经遭遇不少删减的书在出版的时候屡经阻挠，最后还是杨老师直接写信找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理论才得以出版），签上自己的名字，一人送一本，留作存念。
杨老师毫无疑问是当代最著名和最富良知的记者，漫长的新华社高级记者身份，又加上个人的非凡理论和采访能力，使其得以和不少中共领导人（包括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打过交道。而这些年交道的结果就是，杨老师不仅了解许多高层内幕，而且还对高层的政治路线有着清晰认识。正是缘于杨老师的独特而敏感身份，我大胆问了一个问题，即高层对于未来中国前途的真实看法。听了这个问题后，杨老师平静地说道：“目前对于未来中国的前途，高层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回到1954年宪法之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持此看法的主要是刘源（刘少奇之子）这些人。第二种看法，走上宪政民主的现代国家道路，持此看法的多为知识分子，只是缺乏实权。第三种看法，不搞自由民主体制，保持原样，慢慢寻求改变，冠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持第三种看法的人，放在高层，是占主流，握有实权。对于高层而言，目前还难以接受宪政民主，主要原因是自身利益问题。”
大约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杨老师接到一个电话，听说话口气，似乎过会有人前来拜访。挂完电话后，杨老师转身对我们两个说：“是王友琴要过来拜访。”王友琴？怎么觉得这个名字仿佛有些熟悉，哦，想起来了，我对杨老师说：“我听说过王老师，以前在爱思想上看过他的文章，写得挺好的。”“那你们想不想见见她？想的话，就在这里等会，她大概还要20分钟到。”我当即说：“好的，老师你先忙，我们就看会你说的那篇文章。”随即，我便拿出手机上网，想多了解些关于王友琴老师的信息。进入王友琴的信息之后，我猛地一惊，原来王友琴老师不是先生！想不到之前我完全搞错了，一直还以为研究那段沉重历史的王老师是个先生，却不知竟然是一位女士！不过还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对于那些富有成就的知识女性，还是可以尊称为先生，例如诗人冰心就一直被称为先生。
查完王友琴老师的一些资料之后，我开始阅读今年杨老师发表在《炎黄春秋》上的《试答“何方之问”》。何方是一位老革命家，16岁赴延安参加革命，一待就是60多年，今年虽已经90岁，却时常在思索中国近现代史的悲剧命运。
何老曾在《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中写道：“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当年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反思？”
是啊，曾几何时，当我一个人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时常有着和何老类似的思索，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我没有那些传奇而又惨痛的经历。遥想当年，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以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诞生，而后又天天举着反独裁的旗帜来对抗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可是谁曾料想到，等共产党执掌政权后，大刀却向昔日的同志砍来，自由民主的理想顿时荡然无存，以至于时至今日，自由民主都成为当局眼中的反动代言词，如此之史实，能不悲剧吗？对于何方之问，杨老师在这篇文章中试图给出一个解释。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期待更多的国人来思考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巨大悲剧。
后来因为路上的原因，王老师并没有按时赶到，而是在接近一个小时后到达杨老师这里。王老师刚一坐下，杨老师便介绍我们互相认识，并让我们先和王老师聊会。而当时，我想只见一面就可以，毕竟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为好，况且王老师还有事情找杨老师。因此，大约过了十来分钟，我们就提出先行离开。走之前，杨老师问我下一站游学想拜访谁。我答道：“下午就去拜访钱理群老师，因为今天钱老师要在北京师范大学为韩国学生办一个讲座。”得知我们下午要见钱老师，杨老师和王老师让我代他们向钱老师问个好。
离开炎黄春秋杂志社后，我们赶回人大，吃个中饭，稍作休整，便又坐地铁来到北京师范大学。钱老师的讲座是在三点半开始。可是，钱老师让我三点过来，因为他也好三点过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先私下交流下。于是，早在两点半，我和骆屹钊就赶到钱老师开讲座的那栋楼，守在大门口，等候钱老师的到来。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每过几分钟，我就会拿出手机看下时间，因为心里很期待看见钱老师。作为北大“十佳教师”之首的钱老师，是当代中国颇负盛名的人文学者，曾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学生，像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余杰正是钱老师的学生。
对于我个人来说，茅老、钱老这类德高望重的大学者，能够见上一面，看到他们好好的，自己心里就会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和君子典范的代表。然而，时间已经到了三点，钱老师的身影却还没出现。于是，我决定先一个人去讲座教室看下，而之前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满教室都是韩国学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我到了教室门口，虽然有近视，却隐隐约约看见一位老者坐在前排位置。因为怕认错人，我准备戴上眼镜再看一看。可是，我刚戴好眼镜，正准备往里看的时候，那位老者却直接走向我，问道：“你是邓峰同学吗？”“是的……是的，钱老师，刚才实在不好意思，近视没有认出您。”我赶紧答道，内心却十分惭愧，竟然让钱老师先认出我。
随后，我就简单介绍下自己，说明这次来京是为了游学。跟着钱老师一起出来的那位韩国教师不懂游学是什么意思，于是钱老师便告诉他，游学是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学者的一大传统，无论古代的李白、杜甫，还是近代的梁启超、毛泽东都曾进行过游学。简单聊了几分钟之后，我告诉钱老师，自己有一个同学在外面，是跟我一起过来拜访您。一分多钟后，我找到骆屹钊，再次来到钱老师面前。
进入阶梯教室后，整个大教室只有我和骆屹钊是中国学生，心里难免会有些害羞，可是还是硬着头皮坐在右边第二排，准备听钱老师的讲座。在接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钱老师滔滔不绝，妙语连珠，哲理层出不穷，总是能够给人某些启发，不愧为大学者！
钱老师指出，今日中国的改革有三种声音，一种是曾经的权贵希望借改革之名来恢复自己的权势，一种是此刻的权贵则渴望通过改革来保障乃至扩大既有利益，一种是底层人民渴望公平正义的改革。钱老师所言十分在理！在改革成为全民共识的今天社会，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改革，甚至连一些权贵和臭名昭著的极左派都在为改革摇旗呐喊。那么，在这些名目繁多的改革中，究竟是哪一种改革才是真正有利于绝大多数国民的利益呢？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心存谨慎，因为权贵们最擅长将自己的私利转化为国家利益，进而推行有利于自己既得利益的改革。
在谈到大陆出版自由的时候，钱老师曾以自己的书为例，说道：“目前大陆还不存在真正的出版自由。作为个人来说，我是比较特殊，还能够出版不少书。之所以能够让我出书，原因很简单，除了考虑我的身份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他们（当局）可以对外声称连钱某人都可以出书，那么中国还是有出版自由的。不过，我要说明一点，哪怕我能够出版不少书，但是每一本书在出版的过程中都遭遇删减……这次《我的精神自传》韩文版正式在韩国出版，里面就有不少大陆版本见不到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出版时都特别标明过。大家在阅读的时候，可以有意看看那些标明过的文字，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中国特有的政治环境。”
除此之外，钱老师还特别给大家讲述毛泽东和鲁迅的关系，其中还披露出一份鲜为人知的资料。在共产党执政的大多数时间里，鲁迅都被有意捧得很高，给予过相当高的评价。毛泽东曾用“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来形容鲁迅，并称其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可是，时间到了1957年，毛泽东前往上海小住，遇到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罗稷南先生曾向毛泽东大胆问了一个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泽东深思片刻后，认真答道：“以我的估计，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上面这些，一般人不仅都知道，而且还清楚鲁迅还是比较支持和肯定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然而，鲁迅到了晚年，有一次在和老共产党员、左翼文艺重要领导人冯雪峰的一次谈话中，突然说道：“你们到来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相信这句话很多人都不知道，而我和骆屹钊也是第一次听说，怪不得钱老师认为最懂鲁迅的人正是毛泽东，而最懂毛泽东的人恰恰是鲁迅。此话实在别有一番深意！
最后，钱老师还提到，目前中国有三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第一种，越来越多的人民开始参与维权行动。第二种，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网络民主运动。第三种，大约30万个的民间组织。这三种力量的出现，代表着一种对于未来中国前途的希望。哪怕目前这三种力量还不够大，可是不要忘了，人类历史上的每一项重大改革无不首先是少数人发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更多的人拒绝与暴政为伍，当更多的人选择真实，当更多的人不再做冷嘲热讽的看客，那么希望就在前方。
演讲结束后，我和钱老师聊了会，受到钱老师的邀请，拉上骆屹钊，三个人合了一张影，只是由于时间已晚，便没有留下吃饭。向钱老师告别后，我们两个就直接回去，一路兴奋，不仅惊喜于今天的诸多经历，更为杨老师、钱老师的学问人品所折服，但愿他们能够一直身体健康，心情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