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双方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已初告建成。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在一超多强的基本格局下，各力量中心在不同领域进行合纵与连横。合纵主要是指中国和印度同时作为新兴经济体，在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和进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时互相配合，坚持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立场；连横则指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仍然积极拉拢印度制衡中国，构建对华包围圈。中国和印度对彼此“阵营”身份的认识，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且近年来中印关系的互动，也被渲染上了两种发展中国家崛起模式之争的新内涵。

［关键词］ 新兴经济体 ；中印关系 ；合纵 ；连横

目前学界对“新兴经济体”并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经济蓬勃发展，成为新兴经济体，是相对于美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英国《经济学家》将新兴经济体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称“金砖四国”；第二梯队包括墨西哥、韩国、南非、波兰、土耳其、埃及等“新钻”国家。毫无疑问，中国和印度同处于新兴经济体的第一梯队，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和印度经济总量大，人口众多，发展速度较快，在新兴经济体中占有重要地位，起到领头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和印度双边关系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意义不断上升，而作为相互毗邻的亚洲大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中印关系与国际格局的互动程度也在不断加强——中印关系既受到国际格局的明显制约，也在推动后者的变化。中印对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双方共同强调亚洲和世界要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中印共同崛起。[1](P.37)笔者认为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印要在现有国际体系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为两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之后，中印都已具备一定的实力，在本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中印都具备在将来“有所作为”的雄心。

事实上，中印关系的国际大背景已经日益清晰，即“一超多强”格局越来越呈现出合纵与连横相交织的局面，前者原指“合众弱以攻一强”，在这里还包括“合众弱以防一强”的含义，因此可以引申为是中印联手以抵抗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集团的某些压力，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国际事务话语权。而后者本义“事一强以攻众弱”，可引申为美国要拉拢中印两国中的一个来制衡另一个或者拉拢其他力量来制衡中印，在这里主要是美国拉拢印度来制衡中国。本文就将从上述两个方面，对

21 世纪以来的特别是近期的中印关系进行简单述评。

一、中国和印度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合纵

合纵是指“合众弱以攻一强”，指的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的兼并。战国时期苏秦游说六国实行纵向联合，一起对抗强大的秦国的攻势。在这里，对合纵的含义进行扩大，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和抵抗以美国为首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而且包括对这些国家所把持的国际话语体系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中印关系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波折甚至爆发了短期的战争，但是在各自把注意力都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以后，双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绝大的成就，成为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双方处于类似的发展阶段，都要为自己的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一个有利因素。两国目前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在巩固现有国际体系下的既得利益的同时，两国也在力图影响乃至改造特定的国际机制，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为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向前推进铺路。这就为双方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因此最近20 年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的中印关系总体发展良好。双方的政治关系密切，高层往来频繁；贸易往来明显加强，互相投资数额增长迅速；军事关系有所改善，结束了某种意义上的军事对峙，双方互信显著增强。而更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双方在很多的国际问题上互相支持，彼此合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平台为中印在共同目的下的合作提供了方便，例如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八国集团（G8）的“8+X”机制、“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和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一系列国际谈判。在这些机制中，中印的合作集中在两大领域，第一是在经济与金融领域，推动对现有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适当调整。第二是在气候变化领域，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既要做出贡献和承担责任，也要量力而行。当然，政治考虑也一直交织在整个进程当中。

在经济金融领域，中印在 G20 和“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上都表达了增强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的愿望。首先，在 2009年的首次“金砖四国”峰会上，中印就在会后的 16 点联合声明中做出过要推动国际金融管理机构改革的表述。在 2009 年 9 月的 G20匹兹堡峰会开幕前夕，俄罗斯副财长也证实四国将在峰会上“抱团”。[2]最终，中印在 G20

匹兹堡峰会上与俄罗斯、巴西等国携手，成功使得发达国家做出承诺，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至少5% 以上，在世界银行的份额提高至少3%，[3]而后者已在 2010 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春季会议上兑现。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从之前的 2.77%提高到 4.42%，位列第三 ；印度也从2.77% 上升至2.91%，位列第七。[4]其次，“金砖四国”抱团的强大威力，使得 2010年在巴西召开的第二次四国峰会上四国领导人在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气候变化、“金砖四国”对话与合作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流。胡锦涛发表题为《合作开放互利共赢》的重要讲话。他提出要从战略高度明确四国合作方向、推动四国合作进程。我们要以政治互信为基石，坦诚相待，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以务实合作为抓手，重在行动，为合作注入新动力；以机制建设为保障，加大合作力度，拓宽合作领域 ；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优势互补，最大程度分享合作成果；以开放透明为前提，增进同各方沟通和交流，体现合作的开放性。最后，2011年的峰会在中国三亚举行，中国正式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四国”变成“金砖五国”。印度总理辛格访华并出席峰会，使得峰会作为中印之间的常规沟通渠道的意义不断上升。金砖国家领导人就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进行磋商，并且对利比亚局势等关乎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更加完善，讨论的议题从经济发展逐步扩大到国际安全问题。可以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金砖国家已经正式进入全球决策的中心。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合作态势更加明显。首先，在 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印的合作同样令世人印象深刻，中印与巴西、南非组成气候谈判中的“基础四国”联盟，并且在会议的关键时刻，温家宝和辛格总理还举行了单独的会谈，被印度媒体称作“前所未有的举动”。[5]事实上，印度主流媒体都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视为中印关系改善的标志性事件，尽管有个别媒体宣称是印度“拯救”中国。龙象共舞成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一大焦点，大会最后通过的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也基本体现了中印的利益诉求。事实上，中印对“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解读是很默契的，即发达国家应强制减排，发展中国家自愿采取减缓和适应行动，这明显区别于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也必须承担减排的强制性义务的立场，同时前者要为后者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同为处在经济快速发展期的中印，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在气候变化问题领域利益的主要代表，以中印为中心的新兴经济体在这个问题上的“大联合”局面正在形成。其次，在2011 年德班世界气候大会上，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为了推动谈判议程，在接受一个 2020年后全球减排协议法律形式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很大的灵活性。国际社会对以中国和印度为首的“基础四国”的立场非常肯定。有一个具体细节，在 2011 年 12 月 11日上午，谈判最为胶着的关键时刻，中印两国的谈判代表会晤了近一个小时，统一了双方在法律形式等问题上的立场。中国谈判代表解振华在会谈结束时说，无论如何，我们与印度完全站在一边。

中印都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繁荣，所以中印立足于改良而非一定要建立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中印不会在短期内直接强势挑战美欧的经济霸权，而是要力争从它们的既得利益中挤出一部分来。这些新增的话语权，将是中印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之一。同时面对美欧的各种遏制与压力（例如在气候问题上），中印也必须适当地“推回去”，以减轻在现阶段本国经济发展的阻力。正因为中印同时意识到对方是“合纵”必须争取的对象，才会使得中印之间的合作慢慢也具备了功能主义者所强调的“溢出”效应：在 2010 年 4月的金砖四国的峰会上，辛格就在会见胡锦涛时表示，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印度愿意维持边界地区和平安宁，不使此问题阻碍两国关系发展。[6]笔者认为，这近似是辛格的一个承诺性质的表态，如无意外中印边界短期内应该会进入相对平静阶段。这表明，以“经济论坛”起家的四国协调机制，其功能也正在往政治领域“外溢”。

二、中国应对美国对印度的连横

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即为随从强国进攻其他弱国，是指战国时期秦国拉拢一些国家，共同进攻其他的一些弱国。战国时期秦国谋士张仪，先后游说六国，主张小国应依附大国才能存活，要六国共同服从秦国。在这里，由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实力并不均等，双方的政治制度完全不同，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和遏制对象，因此美国主要是拉拢印度制衡中国，而较少拉拢中国制衡印度。因此，本文中连横引申为美国拉拢印度加入它组建的反华联盟，去制衡中国，孤立中国和包围中国。至于美国联合其他力量制约中印，则主要体现在美国与欧洲一道，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特别是金融秩序。

当下讨论任何国际关系领域的话题都绕不开美国，中印关系也不例外。自二战以来，美国牢牢确立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自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由于深陷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美国感到来自世界秩序多极化和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压力空前强大，以至于奥巴马在上任以后的首份国情咨文中高呼“现在中国正全力改善经济……印度也没有（停下来），这些国家都不想排名第二……我也不接受美国位居第二。”[7]可见，中印成了被奥巴马点名的国家，也是美国“连横”政策的两大重点关注对象，这对中印关系来讲主要还是一个不利因素。美国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之际，迅速把中国锁定为未来主要竞争对手，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忙于拼凑反华联盟。由于印度是中国近邻，又是发展中的新兴经济体，拥有一定的实力，美国急需把印度拉拢过来，成为遏制中国的一枚重要棋子，将印度变成对华包围圈的重要一环。

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的时候是亲自实施，但在许多场合下，美国退居幕后，由其战略盟友在前台实施。在近几年的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背景下，日本和澳大利亚更加紧随美国的步调。因此，美国的“连横”政策在很多场合是由日本和澳大利亚具体实施的。

在此，笔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及其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在中印间进行的“挑拨离间”式的外交 ：

第一，2006 年 6 月，印度总理辛格以印度仅是观察员为由，没有出席在中国举办的当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而 3个月前小布什刚刚访印，与辛格达成了民用核合作协议，当时协议正待美国国会两院批准，而美国国内有反对印度参与该次峰会的强大声音，印度的选择恰恰证明了对美关系在其外交中的优先性，[8](P.3-9)而且，该协议被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为将印度发展为制衡崛起中的中国的一大力量的一个标志。[9](P.20)

第二，2010 年 6 月 1 日至 4日，美印举行首轮战略对话，两国将此前国防部下属官员的对话级别提升到了国务卿——外交部长级，而且，战略会谈还“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包括中国的反卫星能力，[10]美国一方面似乎要将印度“升级”为等同于中国的对话伙伴，一方面又营造美印借此探讨遏制中国的氛围，拉拢印度制约中国的心态表露无遗。

第三，在 2011年德班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利用“基础四国”内部的多样性和分歧来瓦解“基础四国”的统一立场。事实上，美国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奏效了，这也就出现了中国和印度在谈判最胶着的时候，需要紧急召开会议协调立场的情况，而南非和巴西无疑与中印的立场距离更远了。看似团结的“基础四国”，在国家利益冲突的内因和美国“连横”政策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已经出现了分化。

第四，2011 年 12 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访问印度，日本以两国合作开发项目“德里 -孟买间产业大动脉构想”的基础设施建设为诱饵，加强印度与日本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拉拢印度加入美国和日本构筑的对中国的包围圈。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盟友，其外交姿态是在美国的授意和支持下做出的，目的是遏止中国进一步扩大海洋权益。

第五，2011 年底，澳大利亚外长陆克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澳与美印缔结安全条约一事值得研究。这是在 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洲，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建立军事基地，并纠集东盟共同对抗中国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的动向。美国和澳大利亚都在极力拉拢印度加入反华联盟，但是印度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一贯外交政策出发，回绝了参加反华联盟的邀请，依然严格地在双边基础上与他国加强防务合作。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明确表示，虽然印度与美国建立了全面防务关系，但印度并未制定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建立针对中国的三边或四边战略轴心这种更为宏大的计划。

美国对印度的拉拢并未完全奏效，但是对中印关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得中国的国际环境趋于恶化。原本奉行“等距离外交”的印度和“独立自主外交”的中国，对美国的用意并非没有警惕，也决不甘心成为美国的棋子，奈何美国的连横战略有两大现实基础，一是中国和印度两国都高度重视对美关系，甚至把各自与美国的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此其他的双边关系可以暂时居于次要地位乃至做出一定牺牲；二是中印目前的互信仍旧相当脆弱，特别是印度从精英到普通民众对中国的敌意仍然十分明显，“中国威胁论”乃至“中印再战论”均拥有广阔的市场，笔者甚至认为，除非印度政府对公众进行再教育，澄清关于

1962 年是“中国入侵印度”谎言，否则中印关系难谈突破。[11](P.19)这使得双方无法放松对对方的戒备，从而为美国的作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需要强调的是，近年来中印关系中又出现了一个新命题，即所谓“印度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2009年3月底，印度总理辛格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这样比较中印两国的发展前景：“中国人拥有某些优势：但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从而使得关于中印“模式之争”的讨论进一步升温。[12]然而，印度的政治制度这些年来并没有重大的改变，为何最近才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呢？笔者认为这与美国突出美印在“价值观”上的共性有直接关系——正如同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题为《美国和印度 ：21 世纪的合作伙伴》中直言不讳地讲的那样 ：“（美印有着）自由、民主、贸易和机会的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并且共同面临来自不具有这些价值观的国家的威胁”。[13]这两句话可以理解为美国一方面强化美印作为“世界上最强和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理应密切合作，另一方面也在强化中印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隔阂。总之。“价值观外交”将是美国长期借以分化中印的一个有力工具。

中国面对美国构筑的对华包围圈，面对美国对印度的极力拉拢，没有必要恐惧和害怕，而是要积极地应对。首先，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到，印度应该成为我们合纵的主要对象，因为印度也不希望这个世界由美国主导，并不甘心成为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枚棋子，它同样希望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自己和中国都成为多极中的一极。中印对国际行为准则的认识具有共同性，比如都反对美国武力干涉等。其次，中国应该告诫印度，如果印度加入美国构建的反华联盟或者参与实施美国主导的对华遏制战略，一旦美国遏制中国的阴谋得逞，美国下一个全面遏制的对象很可能就是印度。印度现在的所作所为可能为自己埋下苦果。最后，中国应该对印度采取主动的外交攻势，进一步改善与印度的关系。站在全球战略高度，从大的国际格局来处理中印关系，妥善地处理好西藏问题、边界问题和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的小三角关系，增强双方政治和军事上的互信。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经济贸易往来，进一步加强双方经济上的互相依赖程度。此外，还要增加对对方崛起的包容性，因为双方的矛盾和摩擦绝对没有发展到对抗的程度上。

三、总结

笔者认为，对中印所处“阵营”身份的认识，将成为影响中印关系走向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当中印同处于新兴经济体阵营时，双方的合作密切而默契；但当双方被认为分属“民主”和“非民主”阵营时，又会构成对双边关系的重大制约。中国和印度之间拥有合作的坚实经济基础，现在急需建立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互信，双方应该着手建立一种长期合作机制，为各自的发展营造更好的国际环境和更大的战略空间，甚至亚洲地区的长期稳定发展都依赖于两国的密切合作。但是，从经济基础到政治和军事互信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何况还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连横破坏。

冷战之后，以前那种以东西阵营划线、“非友即敌”的国家关系已不再是主流，而像中印这样，在不同的议题上结成暂时性同盟或者采取暂时性对抗将会成为更多国家的选择。因此，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美国努力连横而各国各自合纵，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一大特点。中国固然很难阻止美国凭借其实力优势针对中国进行的连横，但一定程度上联合其他力量的合纵，尽可能抵消来自美国的压力却是可能的。同时，中国想要推进中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容易入手的方法就是要把印度作为合纵的争取对象，多找一些共同的阵营身份，多创造一些像“金砖四国”这样的合作机制，努力把印度留在新兴经济体的阵营，防止其投入美国反华联盟的怀抱，从而尽可能为中国的发展营造更大的战略空间。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宏观的外交思路，在具体举措上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没有更具体可行的建议，这应该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们正在反思理论过度依赖西方思想的现状，出现了很多主张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声音。可喜的是，祖国大陆和台湾许多学者和政治学专业学生的国学基础十分深厚，可以信口引用诸如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类的古文来解释软实力的作用。笔者在最近阅读《史记》中《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过程中，对合纵和连横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产生了将战国时期的思想用于研究当今国家间关系的想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不亚于当代国际关系，司马迁同情苏秦，否定张仪；同情东方诸国，而谴责强秦暴力的思想倾向是一目了然的。[14]在当今世界“一超多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就像东方诸国中最有希望挑战暴秦的大国，急需合纵，拒绝连横，从而实现共同崛起。本文希望能借用我们民族先贤的智慧，为中印关系提供一种虽不全面，但或许有益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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