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大学终身教授熊玠在《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从中西文明差异透视西方救赎观》。作者表示：“以财富言，美国以地理关系，土地肥沃、物产丰隆、科技发达，工商业居全球之冠。美元为世界通用之货币。富甲天下，莫之与比。”但“甚至有国会议员试图立法报复美中贸易逆差。2012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竞选人，均誓言惩治中国经济威胁作为取宠于选民之手段。换言之，以美国富甲天下，而不能容中国之富，必须尽力以除之。”而“自苏联解体20余年来，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权。美国的军事力量，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但美国当政者与一般智库，仍觉处于强敌环伺之下，惴惴不安，尤以‘中国威胁’为怀。”实乃“富不知足、强不能安”。文章内容如下：
导论
中国与西方社会在近代（19世纪以来）之汇合，以历史纵深眼光观之，本是中西不同文明之间正面相遇与对话的现象。可是，西洋人并不认为是对等的对话。而自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初的国人，由于中国历年来饱受西方欺凌掠夺而丧失了自信心，因此持有离奇自贬的看法。尤其是某些喝过洋水的年青志士(如胡适之辈)，认为中国非谦恭模效西方文明不足以提升到堪可纳入现代文明世界的水准。所以，胡适不假言辞地宣称“能作飞机大炮的文明就比那不会作飞机大炮的文明要高明”；更大声疾呼地要“打倒孔家店”。无可讳言，这是自暴自弃、欲将中国硬塞入西方文明而后快。
历史的讽刺是，一个世纪以后，在中国二次再兴起的时机，恰逢西方（包括欧洲与美国）没落，尤以2008年华尔街崩溃以后为然。反而是西方学人首先承认中国与西方之交遇，实际上是两个不同文明对等的汇合。这个认识，也是本文的大前提。由此大前提出发，本文要先将中西文明(文化)作一梗概的比较。然后，针对西方文明当前的危机作一简评，特别是表现于美国“富不知足、强不能安”的痼疾之上。最后，再来看中国文化对挽救西方文化大厦于将倾有什么可贡献之处。
中西文化梗概的总体观
在进一步讨论以前，须要对“文明”、“文化”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作一交代。不同学者对这两个名词有不同定义。考古学家更将“新石器”“文化”(Neolithic culture)定为迈向人类“文明”（civilization）的过渡，是一种特殊看待文化与文明关系的术语。另也有很多中西学者将这两个名词彼此互为定义。但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法，无异是重复而乏新解。甚至还可能造成意义上的混淆。譬如，中国文化很多时候被简称为“儒家文化”。但如果易之为“儒家文明”，则将不知所云！
严格来说，这两个名词有不同涵义。“文明”的涵义主要是一个生活方式，其中包含人民赖以生存的生计(譬如农业、渔业、工业等)、科技的进度、公众事务的管理或统治，以及互通有无与书写表达之方式，也包含度量衡的统一，甚至表现在共有的宇宙观及共同接受的神灵与民族英雄等等之上。在另一方面，“文化”则标志着人们共同的理念、哲学与思维方式，以及理性上、文艺上、与社会道德上的特质。它也可能反映人们对于共有宇宙观与宿愿的表达、甚至于面对人世间繁琐细碎事情处理的方式①。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是文明的中心主轴。可是，由于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结果，人世间的知识、科技、与物质文明几乎普遍统一。因此，如中国与西方在某些本属文明范畴而已臻统一的状况下，本文在适当语句中选用“文化”一词，而不用“文明”，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另外，就是在我引用其他学者的意见时，如他们的论述中将文明与文化用作同义词，我也不予更改。以示尊重之外，还有保存原意的考虑。
中国文明一向有5,000年历史之说。而且以前最权威的研究，认为我们的原始祖先发迹于如今中国西北部之黄土高原②。但最新出土文物已证明不仅如此而已。第一，在杭州湾1973年发现的河姆渡新石器文化，据推算可追溯至西元前4,500至5,000年。意即中国文明最早可能始自7,000年前。第二，除此以外，自1979年以来更多考古发现，证明我们原始祖先的发源地，并不限于黄土高原甚至河姆渡地区；而且散布在河南、长江中段的三峡地带等等③。
如以中国文明有7,000年历史来计算，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将持有最长久的记录。将早于古埃及文明(6,000年)、巴比伦文明(5,000年)、以及印度文明(4,000年)。而且，在全世界这些古文明之中，它是延续到现今而犹存的独一文明。至于为什么中国文明历经7,000年而不衰，是一门大学问，值得考证。我在今年四月刚出版的拙着中有较详尽的交代④。不过，在此我想引述一项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帝国兴起而国家轮廓正在定型的关键时期（汉朝），儒家思想被汉武帝（于西元前136年）定为国教（以下估将儒家思想简称为儒教）。从此中国有了一个文化统一的力量与版本。中国早自夏朝（西元前1818-1766）已有共同文字。儒教又为中国带来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共识，包含五伦的关系与道德上的规范(礼)、以及“社会和谐”之理念与精英对社会的责任（士志于道，任重而道远）。由于儒家不排斥其他各家思想（孔子曰“集大成”），奠定了中华文化包容乃大、博大精深的基础。再因国家接纳儒教以后而引来的科举制度，带动了由社会基层而来的贤达硕彦之升迁。于是“国”（政治体）与“家”（代表社会）融合为一体，造成国家结构牢固不朽。故尽管有朝代之更替，而统一的文化永存；由科举而产生的士大夫，作为国家稳定治理之栋梁与支柱。虽然科举制度于1905年取消，以后也几经革命以及内忧外患（包括日本侵略），但并未动摇社会根基之永固。由此可知中华文明能延绵不衰、而日日新、又日新奥秘之所在。正如月有盈亏阴晴，儒教也有盛衰起伏，然其深植中国社会之根深蒂固，无容否定。
相比之下，西方在早期的欧洲，基督教本可成为类似的文化统一力量，可是天主教会的兴起，是在罗马帝国之后。加之，早期基督教内部也因教义分歧而纷争不已。再有多次十字军东征所代表的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冲突，所以基督教最终未能取得相等（像儒教那样）的文化统一作用。基督教虽然对西方各国内部社会秩序稳定曾起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教会垄断了教义的解释，造成两大后遗症：第一，基督教国家对非基督教国家之歧视待遇；第二，基督教徒，除了仰仗身外的“救赎”（见下）泉源以外，缺乏内在的自我信心，再加上西方“亚伯来罕文化”承袭了游牧民族原始祖先之排他习性，种下西方人“富不知足与强不能安”的种子。殆至近代教会没落，这种毛病更深不可拔。
中西文明根源差异造成对“救赎”观点各异
为了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别，不同学者提出不同的分辨之道。钱穆（宾四）大师分西方文化为“外向性”的文化，而中国为“内向性”文化⑤。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大师诺师偌普(Northrop)教授从哲学“知识论”角度提出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西方人看世界时，好像人是跳出地球之外来由外面观看地球之旋转，而中国人观察地球，则是自身已包含在地球之内的旋转现象⑥。我以前的著述，曾以大陆性原始农民与游牧民族先民之不同宇宙观作为界定中西文化各自特殊形态之准绳⑦。现在，我要用另外一个相关的法则来审察中西文化之差异。那就是他们各自对“救赎”的看法。所谓“救赎”（salvation之泛指），意指世人心灵深处均多少缺乏安全感。至于克服这种有生俱来不安全感的需要，我们可称之为一种本能的“救赎”渴望。因为西方文化反映了游牧民族先民的感受，故如现有的水草用罄时，要找出路永远是寻求外在的绿洲（oasis）。故“救赎”的泉源永远在外。相反地，中国文化反映了大陆性农民祖先的感受；设若今年收成不好，办法不外是就地从自我努力开始，譬如修筑灌溉管道、改进土壤与种子、甚至改良施肥，以图增加下次庄稼生产有质与量的增进。农民不能轻言迁徙他地。故“救赎”永远在于依靠内在泉源，问题只是如何自我改良而已。所以不像西方人那样若不依赖外在“救赎”泉源则对自身（现处的情况）毫无安全感可寻。
由于这二者“救赎”泉源在外与在内之别，我们就可以瞭解为什么西方人下意识地永远要向外扩张，甚至非侵略他人土地与掠夺他人财富不可，而中国人则虽形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鲜有愿意离开自己家园一步者。凡此皆因各自文化差异有以致之。由此加以引伸，不难瞭解为何在心灵上西方人着重仰望在外的救世主。中国人则强调自我修养（形同庄稼修葺），这是相信“救赎”在内的表现。中国文化精髓乃在“内圣外王”的崇高理想。对于精英与一般凡人而言，其意义乃在自我修养，以期靠自己的耕耘来克服身外的苦难。在佛教传来中国以后，虽然佛的观念似乎是外在“救赎”之表现，但佛教仍然着重修行（和尚也憧憬“苦行僧”）。所以与“亚伯来罕”文化（包括基督教、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范围）绝然不同。
来自“救赎”在外的信仰之后遗症
“亚伯来罕”文化教导世人如要满足“救赎”的渴望，必需依靠身外的救世主（神或是阿拉）。因而养成一种对外在“救赎”泉源的依赖感。由此造成对自己毫无信心（已如上述）。贪婪文化之产生，就是在毫无自我信心之状况下，形成了不夺不安全的习性而来。争夺而来的财富，相当于外在的“救赎”泉源。但尽管争夺到手的财富再多，终究不能完全克服下意识的不安全感（恐惧感）。故而“富而不知足”的流弊从而产生。这是表现于个人的现象。在于政府，则更表现在虽霸权在握而犹有“强不能安”之上。
我在两年前一篇论文中，分析过美国贪婪之风已泛滥成灾⑧。小到华尔街一个巨骗名马道夫(Bernard Madoff)者以老鼠会方式引诱别人巨额投资。结果假投资真行骗，倒账五十亿美金。大到雷门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继安然公司(Enron Co.)先例恶性倒闭，吞噬了6,910亿美金的资产。政坛也不例外，居然有伊利诺州长，公然企图将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留下的联邦参议员遗缺，招标拍卖以求中饱。民间贪婪，表现于医药保险被人（包括医院与医生）虚报滥用的诸多案件。据专家估计，每年保险公司至少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还有很多实例，不胜枚举。但要指出一点，即这些例子表现的不只是贪婪而已。它们表现了一个共同的“富不知足”现象。而这个毛病的背后，正是由于美国人缺乏安全感所致，在宗教没落后，心灵深处更觉惶恐无依。正如某些人靠大吃大喝来克服不安全感一样，这些贪婪例子的表现，正是靠聚敛骗夺以填补心灵之空虚无靠。
同样这种“富不知足、强不能安”感觉，也表现在美国政府与政界的认知上，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财富言，美国以地理关系，土地肥沃、物产丰隆、科技发达，工商业居全球之冠。美元为世界通用之货币。富甲天下，莫之与比。然因用兵中东与阿富汗，军费开销过大。又自2008年华尔街崩溃以来，经济一落千丈。失业率高达8-12%，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可是，不但不知自我反躬自问，反将一切罪过推诿于中国经济威胁。甚至有国会议员试图立法报复美中贸易逆差。2012年适逢美国总统大选，两党竞选人，均誓言惩治中国经济威胁作为取宠于选民之手段。换言之，以美国富甲天下，而不能容中国之富，必须尽力以除之。诚“富不知足”也。
再者，自苏联解体20余年来，美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权。美国的军事力量，超过其他各国的总和。不仅军事基地遍布全球各主要据点。防卫性与侦察性卫星亦漫布太空。就像纽约时报（2012/3/12）社论指出，美国仍拥有1,790枚战略核武器，分别部署各地；另有2,800枚后备核武器。此外，还有3,500枚业已退役的但尚未销毁的核武器，随时可再度招回服役，以作奥援。但美国当政者与一般智库，仍觉处于强敌环伺之下，惴惴不安，尤以“中国威胁”为怀。此无他，美国上下俱无安全感也。应验了“强而不能安”之谚语。凡此一切，乃由于除了仰仗外在“救赎”泉源以外毫无自信心之弊病作祟。非有大量核武器与扩张军备不足以克服心灵之不安全感，而这些赖以暂且克服心灵需要之外在泉源，不是永久可靠。因此虽有霸权在握而仍“强不能安”也。
中国文化能起振聋发匮之作用乎
我们以上所提的中国文化精髓“内圣外王”，其中的“内圣”正是“救赎”求诸内的意思。“内圣”也者，即指内在精神修养；完善内心世界。这样的含义是指克服人间无安全感之道（救赎）不在求诸外。其后果是：内心世界完善以后，心灵不再空虚，没有必要再靠夺取外来物质财富（或强权）来填补心灵。相形之下，“外王”则是外在的功业建树，完善外部世界。按照孔子教导，在于个人而言，君子不独善其身，而须己立立人。在于一个国家而言，则须行王道而远避争夺霸权。美国以超强之地位，富甲天下之财力，犹不能安。譬如日日见中国之兴起而忧坐愁城。其故安在？一言以蔽之，只知争霸权，不知行王道也。争霸权，或许可以满足填补心灵之无安全感，但终不能服人。所以，既无“内圣”在先，则无“外王”于后。归根究底，美国要克服它“富不知足强不能安”的痼疾，最终须靠“内圣外王”之解药。这又必须先有昄依中国文化之先决条件。
其实，“内圣外王”之训，并非孔子之首创。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曰：“圣有所生、王有其道。皆原于一（道）”。“内圣”是人格理想。它表现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外王”表现为“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为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
重要的是，“内圣外王”的观念最早虽来自庄子，而最终成为儒道法三家思想共有的产物。可见它不只是儒家着重的仁人君子之专业，而是一般芸芸众生俱可奉为内以修身、外以建树的圭臬。社会成员若俱有这种涵养与抱负，则何愁世人仅知争夺与无止境扩张以填补下意识无安全感之需要。殆不至“富不知足”矣。至于超强国之如美国者，如接受“内圣外王”之感召，又何患其“强不能安”痼疾终不克哉！
（此文是作者出席尼山论坛提交的论文）
注释
①请参见Samuel P. 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 (NewYork : Simon & Schuster,1996),页41。德国学者对“文明”与“文化”也有同样的看法。
②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69)。
③CHANG, Kwang-chih（张广直）, 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3rd ed.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④本人在今年刚出版的新书对此有交代。请见James C. Hsiung, China into Its Second Rise: Myths, Puzzles, Paradoxes, and Challenge to Theory (Singapore : World Scientific, 2012-April),第一章。
⑤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页133。
⑥F.S.C.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ewYork : CollierBooks, 1946).
⑦散见于：熊玠：“从社会和谐之思想比较中西文化差异”，中国评论(香港)，2009年5月号，页33-37；及“‘文明冲突’、华尔街崩溃与全球金融秩序震荡之际看西方文化没落及中华文化复兴之必要”，一篇在2010年10月尼山会议上发表(但并未出版)的论文。
⑧熊玠，“‘文明冲突’、华尔街崩溃与全球金融秩序震荡之际看西方文化没落及中华文化复兴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