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认为，这表明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已经完成了大概62%。秋风先生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一文中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这种方法反映了当前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当中存在科学主义的弊端，“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偏颇”，这种偏颇是“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

近日，国家发改委研究员杨宜勇根据他构建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测评体系，发布了他的一个研究成果：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杨宜勇认为，这表明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已经完成了大概62%。秋风先生在《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一文中对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批评：这种方法反映了当前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当中存在科学主义的弊端，“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偏颇”，这种偏颇是“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

对杨宜勇先生的研究结论，我也存疑，但对秋风先生对其问题的分析和诊断，我更不能苟同。

综观全世界，社会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科学化，而一切问题科学化的基础就是数据。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一场以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为核心的思潮席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社会问题的治理和政策效果的评估不再是拍脑袋的简单过程，也不是宏观大论或权谋学，而是立足数据、着眼细节，运用统计学、运筹学、博弈论、管理学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推演的过程。近年来，得益于计算机技术和海量数据库的发展，我们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的能力不断增强，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在真实世界的社会行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记录，这种记录的细度很小、频度很高，为社会问题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数据。举个例子，政治新闻的跟帖、视频网站的下载记录、微博平台的互动记录等都为政治从众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因为能测量得更准、计算得更加精确，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正在全面兴起。

在这种趋势和大潮之下，我认为，中国社会治理领域的问题恰恰不是科学主义导致的偏颇、不是数据迷信，而是科学主义严重不足、缺乏用数据来说话的理性精神。

我们不妨从秋风先生为了证明“数据迷信”列举的案例说起。他认为，地方政府强调GDP增长，不顾环境污染，坚持引进一些项目，最终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其中的原因，正是因为GDP在数据上清晰直接，而污染对于民众的影响难以量化。

我认为这个例子是不成立的。GDP固然容易量化，但环境污染同样可以通过空气、水、土壤、森林、噪声等各式各样的指标进行量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结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GDP数据得到了决策者更大的加权，而污染指标却被忽视。这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过程科学性不够、理性不足，远远谈不上迷信“理性和数据”。相反，现实情况往往是，决策者没有合理使用数据，同时又受制于错综复杂的理念和利益之争，从而罔顾事实，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

回到民族复兴大业的命题。我认为，通过制定科学的指标，这项宏伟浩大的工程是可以量化也是可以监测的，这对现在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根本不是难事。秋风先生在文章中指出，62%的比例引起了民众的哄笑，原因在于，有一些指标如法律体系的公正性、对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开放性等“简直没有办法测量，即便测量，也可能出现严重偏差”。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其实一份设计合理、取样科学的调查问卷，就可以很好地量化某项法律在老百姓的心中是否公正。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需要在决策制定和政策评估的各个环节推行民意调查的科学方法。

至于文化方面是否自信和开放，那指标就更多了。不妨设想，当我们能够每年向全世界输出10部票房大片的时候，当我们能每年向全世界哪怕贡献一部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也拥有苹果、谷歌之类的本土创新型企业的时候，我相信，不仅中国人会认同这种复兴，在这些指标和数据面前，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都会朝我们竖起拇指。

面对“62%”的结论，民众哄笑的主要原因是这个数据和个人感受相差太远，这是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足造成的，而不是如秋风先生所言，是过度迷信理智和数据而造成的偏颇。民众的哄笑，也可能说明大众对如何在社会治理中推进科学的评估方法还相当陌生甚至无知。考虑到我们长期重理念、重概括、轻逻辑、轻数据的传统，这并不意外。这又证明，中国社会其实非常需要普及在社会治理中科学应用数据的知识。这是一种启蒙，这种启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也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来源: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