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追求自身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同时始终致力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始终坚持党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强调对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科学判断，始终着眼于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始终高举为世界担当尽责的道义大旗，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合作相协调，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国际斗争相统一，在引领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正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展现了作为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与担当。面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带来的新挑战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继续奋力谱写中国与世界风雨同行、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  党的领导  民族复兴  世界大势  和平发展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和人类发展进程中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①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初心使命，根据不同历史阶段世界发展的主题主线以及中国面临的形势任务，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在引领国家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正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积累了极为宝贵的外交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中国人民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时发出中国声音、不断提出中国方案、努力贡献中国智慧，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展现了作为世界最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责任与担当。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和世界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全面回顾党对外交往的百年探索，认真梳理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基本经验，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始终坚持党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服从组织、听从指挥、令行禁止是中国共产党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正是通过严明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中国共产党确立起强大的政治权威，动员亿万民众实现了对传统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胜利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对外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不断强化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唯有始终坚持党中央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才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始终牢牢把握外交外事工作的正确方向……才能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节点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临危不惧、勇毅前行……才能在面对各种复杂局面和艰难险阻时通盘谋划、统筹协调，凝聚各方力量和资源打赢对外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才能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更宽广的战略视野推进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取得新的更大成就。”②

在革命早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党的组织建设和集中领导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广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③这样一个政党必须要有严密有序的组织体系，以确保对革命事业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古田会议进一步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一重大原则。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强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我们今天极端严重的任务，成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④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又通过《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将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向中央做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文件，建立起严格的报告制度，强化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⑤这些重要制度和举措为顺利开展包括对外交往在内的党的事业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下的外事工作体制机制初步建立起来，并培养了一批从事外事工作的干部。当然，由于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此时的对外交往旨在争取国际社会和进步力量对中国革命事业的理解和支持，还没有建立起正规化的外交机构，专业性的外交人才也较为缺乏。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交往成为党的中心工作之一，主要任务是维护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争取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并为国内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机构设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握最高决策权，其运作方式是通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外交战略、外交方针以及突发事件等重大问题集体做出决定。⑥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中央外事小组，以协调各涉外部门之间的关系。中联部、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等负责具体的对外交往，执行中央的外交决策并就重大外交问题向中央报告。在队伍建设上，新中国从各个战线抽调人员组成了一支以军人为主的外交官队伍。周恩来对外交人员提出了明确的纪律要求，他指出“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⑦“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⑧这样，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得以有条不紊地推进。当然，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极“左”思潮影响，新中国外交工作也曾出现一些波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发生了深刻变革，朝着更加制度化、专业化和民主化的方向转型。就制度化而言，中国外交决策和运行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一方面，传统的外交部门进行了新的机构设置和职能整合；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大大拓展，涉及经济、科技、环境、教育和文化等方方面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家部委均建立起处理涉外事务的职能部门。就专业化而言，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人外交官不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队伍主要是职业外交家，他们“大多属于外语、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科班出身，普遍具有全球视野和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⑨就民主化而言，党和国家在外交决策时越来越重视学界、智库、行业代表和社会舆论的意见，提升了外交的民主化、现代化、科学化水平。不过，伴随着涉外部门的增加、外交议题的拓展以及多元化社会角色的影响，外交的统一性有所弱化，步调不一的现象时有出现。

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强调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他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对新时代重大的对外风险挑战，外交工作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⑩需要指出，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各环节的统筹协调，这就要求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不断改革完善对外工作的体制机制。正如杨洁篪所言：“我们要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国家总体外交，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11)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就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安全问题复杂化、多样化的总体形势，统筹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有助于完善中国国家安全体制，顶层设计新时期的国家安全战略，以更好应对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旨在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地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要求。无论是中央外事工作小组升级为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还是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和国家移民管理局，都是推进中国对外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大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党对外交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优化了涉外部门和机构的职能权责，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始终强调对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科学判断

形势判断是政策制定的前提和依据。只有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推动人类朝着和平与进步的方向前行。相反，误判形势会导致战略制定偏离正确航向，影响党和国家实现奋斗目标，无助于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对时代主题和世界大势的科学判断，并以此为指引制定和调整对外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善于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12)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正是顺应当时世界发展大势的结果，这个大势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兴起。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迅速发展，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进步的同时带来了日益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特别是资本无节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带来了普遍不公，引发空前尖锐的阶级矛盾。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规律和深刻弊端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成为推动人类解放和世界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西方列强在内部资源稀缺和产品过剩的情况下依靠武力和殖民将广大亚非拉地区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被压迫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由此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17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从一个理论形态转变为成功的社会实践，为深受外部列强压迫和内部反动势力统治的国家和民族找到了实现独立解放的现实路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由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13)中国共产党正是诞生在这样的世界发展大势下，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进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随着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从世界争取独立自由和中国人民抗日救亡强烈愿望的大势出发，超越狭隘的阶级范畴寻求在国内外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法西斯主义。早在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分析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时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脱离了过去的孤立。世界革命是中国革命有力的帮手。同时中国革命现在就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伟大因素，将来则要以全民族的雄伟阵势帮助着世界的革命。”(1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中进一步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15)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联合一切反对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和民众作为同盟，充分调动国内外各种力量资源，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新中国的成立和巩固也是顺应时代大潮的产物。从内部看，蒋介石凭借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政治威望意图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无意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参与的民主联合政府。在做好军事进攻的最后准备后，国民党当局不顾社会大众对和平建国的强烈呼吁全面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依靠广大人民顽强抗争，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从国际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极大鼓舞了广大亚非拉地区反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与此同时，在苏联的成功示范和积极推动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形成了与资本主义阵营分庭抗礼甚至“东风压倒西风”的气象。新中国正是在亿万中国人民追求翻身做主的历史呼唤、世界反帝反殖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壮大的时代东风中诞生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对外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支持亚非拉国家外争国权、内争民主的崇高事业，使得新中国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巩固和壮大。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世界形势正在出现深刻变化。从和平角度看，美国与苏联的军备发展达到了相互确保摧毁的程度，双方都没有能力和意愿率先挑起大规模军事冲突和战争。包括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内的其他世界政治力量也都希望维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从发展角度看，这一时期第三次科技革命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产业结构和生活水平上全面领先，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百废待兴。“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6)在这样的背景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冷战结束前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以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严厉制裁，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战略定力，认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对外方针，逐步扭转了被西方国家制裁的外交被动局面。21世纪初，面对“9·11”事件和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等重大国际事态，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提出中国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应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总体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趋势，顺应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步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引领“中国号”巨轮继续破浪前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继续向前发展，世界相互依存空前加深。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历史性变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体系和规则加速变革，“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17)另一方面，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沉渣泛起，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贫富差距空前拉大，民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逆流横行。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和繁重发展任务，中国共产党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对内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外全方位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国的国际影响和全球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进入动荡变革期，为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带来了更多风险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使得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出现断裂与重构，各国人员往来经历大面积停摆，国际金融风险不断累积。更重要的是，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通过“全政府”战略全方位打压中国，中美较量异常激烈且呈现长期化趋势。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战略竞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个层面的策略竞争，必然是中美双方关系的主导力量”。(18)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强调要辩证认识和正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既树立底线思维，努力应对好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又保持战略定力，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正是为了应对全球形势的重大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势而为，适时调整中国的发展战略，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战略主动的重大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了新的优势和机遇。

三、始终着眼于通过改变自己影响世界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巨大、人口众多的国家，具备影响国际格局的巨大能量。近代以前，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辉煌璀璨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注入了丰富内涵，四大发明为近代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动力。近代以来，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在因循守旧中逐渐走向腐朽没落，欧洲则因抓住了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强势崛起，凭借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以空前的屈辱进入现代国际体系，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全球殖民扩张的重要受害者。过去一百年，中国开始从历史谷底向上不断跃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而且深刻塑造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可以说，“中国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内部变革，而不是通过某种外部行为来改变中国与其他国家乃至与整个世界的关系。中国依靠自身不断的革命性变化改变着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19)

中国对世界的巨大影响首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得以体现。鸦片战争以降，在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至暗时刻，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面对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亡图存道路，但因为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和难以克服的阶级局限均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诞生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在长达28年的浴血奋战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北伐战争打击反动军阀，依靠土地改革赢得亿万民众支持，在抗日战争中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在解放战争中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这一伟大胜利不仅使世界1/5的人口获得了独立和尊严，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内部一盘散沙、分裂割据，对外任人欺凌、倍受奴役的局面，而且极大鼓舞了广大亚非拉地区人民为摆脱殖民枷锁而进行的斗争，加速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依靠侵略扩张构建起来的国际殖民体系走向终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使东方古国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不仅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收拾好国民党统治时期留下的烂摊子，而且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彻底改变了旧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车都不能造”(20)的落后局面。政治上，中国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系列重要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1)国防上，中国积极发展独立的尖端国防力量，特别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粉碎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有力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社会上，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压迫和剥削，在社会平等、教育普及和医疗保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探索也出现过波折，但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屈辱挨打的被动局面，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发展壮大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显著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仍然立足于通过自身的发展来改变世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是硬道理”，一个综合国力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国家是难以对世界产生正面效应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把自己的发展看作是对人类贡献的问题，是保证世界和平的问题。我们要为人类做贡献主要靠自己努力。”(22)在这一战略判断下，中国对内大力改革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对外全面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推动国家和社会的面貌更加焕然一新。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大力推进减贫事业，数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走向新生活，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中国依靠自身比较优势成为“世界工厂”，通过向世界各国出口物美价廉的产品提升了人类的总体福利水平。中国长期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没有输出战争和革命，是世界和平稳定的基本盘。可见，在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飞跃中，中国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建设性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性任务，以全面深化改革为重要动力，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障，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综合国力稳步提升，使得中国成为塑造国际格局、引领世界潮流的战略性力量。经济上，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进一步强化。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持续的科技创新投入，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质量效益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多年维持在30%以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通过有效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和政策刺激“组合拳”使得经济迅速反弹，成为全球率先实现复苏的主要经济体，为世界经济避免从急剧衰退走向全面萧条发挥了重要缓冲作用。民生上，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脱贫攻坚的历史性任务已经全面完成，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多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伴随着民众消费的能力增强和内涵升级，中国将释放出广阔的市场需求。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23)这无疑将为世界各国对外出口和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空间。政治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成熟定型，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顶层设计能力、改革纠错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充分彰显，不仅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行稳致远，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本身就是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当前，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后，中国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将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建设继续为人类发展和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展望了2035年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远景目标，届时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建成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24)中国的现代化面临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追求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追求和平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更多的约束条件和更艰巨的历史任务。从人类近代历史进程看，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时几百年，最终能够达到现代化水平的总人口仅10亿左右，代价却是无数的对外殖民和战争杀戮、被严重破坏的世界生态系统以及内部难以弥合的贫富差距和社会裂痕。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必将创造比西方国家时间更短、规模更大和质量更高的现代化奇迹，彻底改写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图景，显著提升人类的总体发展程度和文明水平。

四、始终高举为世界担当尽责的道义大旗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它“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25)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体现在对普遍平等的不懈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建设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并最终达成“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懈努力。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看待中国革命，将中国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封建反动统治的斗争视为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主张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平等。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世界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大对立阶级，作为压迫民族的帝国主义列强既是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关键，也是导致全球动荡不安的根源。因此，中国革命“要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足以增加革命的效力”；(26)“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的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27)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着眼于国内的发展状况和阶级力量，团结带领广大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也注重国际联合协作，通过自身革命的胜利支持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正义事业，以最终实现世界民族自决和永久和平的远大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追求建立一个以平等为核心、没有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中国将社会主义阵营视为和平、民主和正义的力量，因而积极发展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成员之间的友好关系，坚决抵制和反对美国的对外侵略行动，把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斥为谋求国际主导地位和推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工具。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逐渐走向破裂，这表面是两国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主导权之争，实则是双方关于如何构建世界社会主义秩序的道路较量。在中方看来，苏联逐渐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偏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正确方向。此后，中国在外交上“两个拳头打人”，既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又反对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目的仍然是要构建一个基于国家、阶级之间完全平等的理想世界秩序，这反映了“中国摆脱苏联控制，在两大超级大国之外探索独立外交路线和国际秩序目标的合理性”。(28)在此基础上，中国坚定站在广大亚非拉国家一边，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给予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大量支持，为恢复自身在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中的合法席位积极抗争，“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为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所作的真诚努力”。(2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继续致力于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在全球层面，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治理机构中的合法席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重要多边安排，并签署了大量国际公约与条约，实现了从国际体系之外的激进革命者向国际体系内建设性参与者的重大转变，在国际维和、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金融危机等重要全球议题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地区层面，中国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通过谈判方式解决边界争端和海洋纠纷，依托中国—东盟(10+1)合作等机制推动区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积极应对“三股势力”、朝鲜核问题、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为中国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还始终坚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立场，在明确不结盟、不当头的前提下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全方位务实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担当尽责的意愿进一步上升，更加注重超越个体利益和局部视野，通过参与解决各国普遍关切的全球性问题更好地维护人类的共同和整体利益。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30)在这一总体要求下，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方位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国际秩序转型、推进全球治理变革，将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推向全新高度。特别是习近平着眼于人类共存共荣的国际现实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具体而言，政治上，中国倡导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通过制度规则来规范协调各国关系；安全上，中国坚持共建共享，呼吁超越零和博弈和安全困境，以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来缔造长久和平、实现普遍安全；经济上，中国主张推动世界均衡发展、共同繁荣，克服日益扩大的南北差距和发展鸿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机会和正当权益；文化上，中国强调交流互鉴，反对将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反对将自身的文化制度强加于人，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共生；生态上，中国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倡导共同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实践层面，中国共产党以对外交往的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发起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的互联互通进程，为世界经济增长和新型全球化建设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改革，合作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使得国际金融格局和治理结构更加均衡合理。中国加大了对联合国维和事业的支持力度，“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预算摊款国和经常性预算会费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31)并通过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为联合国维和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调停，在解决巴以冲突、管控朝核与伊核危机、推进阿富汗和平进程等安全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包容性、可持续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架构。中国积极对接并全面履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度，帮助提升其自主发展能力和工业化水平。中国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和公共卫生等全球问题的治理，明确向国际社会承诺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中国全力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向有需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包括专家指导、资金援助、物资出口和疫苗供给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还积极开展政党外交，加强与世界主要政党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共同探讨人类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回答好“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凡此种种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负责任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也为高度不确定的世界注入了巨大的确定性。

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合作相协调

近代以来，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威逼，旧中国政府频频割地赔款，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因此，中国共产党格外珍视独立自主，坚决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和控制，坚持用中国办法解决中国问题。“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32)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外合作，为国家的独立、发展和复兴争取国际支持、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力量弱小，面临的国内外敌人十分强大，不得不借重国际力量来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也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由于远离中国实践，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共产国际的一些错误决策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正是基于对城市中心暴动失败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旁落的深刻反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独立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推动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呈现燎原之势。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党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声音，毛泽东科学分析和估计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批评了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确定了参加对日作战的正确战略战术，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和发展壮大自身指明了正确方向。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又排除了外部势力的干预，做出了用革命手段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及其背后的美帝国主义的战略决策，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是“恢复中国在世界上的合法地位，争取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直被剥夺的大国地位，并力图重振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33)这就需要废除旧中国政府同外国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和影响。为此，新中国明确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取消了西方列强在海关、驻军、内河航运与领事裁判等方面的特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拥有的企业、房产、机构以及在华长期享受的所谓“国民待遇”也依法得到稳妥处理。至此，中国人民真正做到了以独立和平等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对外政策上选择对苏联“一边倒”，通过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合作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获得了经济恢复和工业化起步所需要的外部援助。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对派。”(34)正是由于坚持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新中国才能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各种枷锁，才能够从中国自己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能够抵制苏联将中国纳入其分工体系和战略安排的企图进而建立起独立的工业和国防体系，也才能够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现实利益需要推动中美和解进而构建起中美苏战略大三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存在巨大差距，坚定不移地融入了现行国际体系，以开放心态学习借鉴世界先进的经验做法，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争取到宝贵的外部技术、资源和经验。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关系，使得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联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不过，中国在持续扩大开放的过程中仍然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并通过四项基本原则设定了改革开放的政治底线。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特别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35)中国共产党对独立自主的坚守使得中国能够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身对外政策立场，赢得了国际上广泛的支持和信任；也使得中国在对外开放合作中维护了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妥善处理了香港、澳门回归相关事宜以及同有关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纷争；更使得中国经受住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考验，既没有回到过去那种体制过于集中、思想高度僵化的老路，又避免了不少后发国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照抄照搬甚至全盘西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21世纪。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开放与自主之间的战略平衡。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不可逆转的背景下，中国将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促合作。基于此，中国着眼国际合作新格局和自身发展新优势，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进程中拓展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空间。具体而言，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全面提升，进一步减少了对外贸易中存在的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并通过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实施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国内产业对外资开放的力度，依法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继续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以重点地区、重大项目为牵引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全方位互联互通，增添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坚决维护国际多边贸易体制，呼吁世界贸易组织稳妥改革，加快双边多边自由贸易谈判，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等治理机制发挥引领作用，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此外，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合作必须与独立自主相协调，始终把握好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以有助于实现中国的高质量发展和治理现代化为开放的重要原则，该开放的、能开放的我们坚决开放，不该开放的、不能开放的坚决不开放。习近平强调：“随着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多变，大家认识到必须处理好自立自强和开放合作的关系，处理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关系，处理好利用外资和安全审查的关系，在确保安全前提下扩大开放。”(36)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美国战略打压和民粹主义泛滥等全球变局，中国共产党日益意识到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必须把发展的战略基点立足于国内，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尤其要通过不断攻克科技和产业上的关键核心技术，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进而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37)

六、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与国际斗争相统一

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大国崛起往往导致对外扩张、殖民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劫难和无尽的创伤。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我们同样经受了战争之乱、分裂之痛和动荡之苦。正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和自身遭遇的深刻体认，中国共产党深知和平与稳定的价值，将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追求作为中国外交的不变底色和鲜明标识，致力于走出一条中国复兴与世界进步并行不悖的大国崛起新路。然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和平并非理所当然，更不会自动获得，“以斗争求和平”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对外交往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将追求世界和平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并为维护和塑造和平进行了不懈探索。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势力的统治视为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认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才能实现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真正和平，为此不得不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将全面抗战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38)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采取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39)国民党及其背后的美帝国主义便成为和平的最大威胁。正是因为认识到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和战争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将争取和平作为外交的重要任务。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40)1954年通过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一步确认：“在国际事务中，我国坚定不移的方针是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努力。”(41)为正确处理国家间关系进而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周恩来在1954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通过《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不侵犯、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一原则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概括了最根本的国际关系准则，因此具有长久的普遍意义。”(42)另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延续了革命主义世界观，认为斗争仍然是通向和平的正确道路。从对苏联“一边倒”到“一条线、一大片”，从争取“两个中间地带”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在不断进行调整，但出发点都是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和平。这一时期，面对外部势力的挑衅和威胁，中国共产党通过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对印度等的自卫还击来达到维护和平的目的，在维护自身安全的同时有力捍卫了世界和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世界和平的认识进一步深化。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变化让邓小平意识到“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43)1985年6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44)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5)冷战结束后，面对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和国际战略力量的分化组合，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在这一战略判断的指引下，中国明确提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选择这一道路是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继承坚持和对新中国和平外交理论的继承发展，顺应了国际社会追求和平合作、开放融通的时代潮流，同时也契合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追求互利共赢的战略思路。在实践层面，中国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国际关系的亲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外交关系；注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霸道做法；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拓展与国际社会的利益交汇点，持续壮大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力量；积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当然，在强调和平发展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没有忽视国际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胡锦涛曾指出：“推动构建和谐世界，决不是说在国际上不讲原则、放弃斗争，既需要通过对话和合作来促进，也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来争取。”(46)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中国发展需要进一步丰富了和平发展理念。从世界和平与中国发展的关系看，习近平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47)反过来，中国需要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从世界和平与各国发展道路的关系看，习近平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48)这意味着维护和平不是中国一家的事，而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只有同心同德，才能汇聚起推动持久和平的强大力量。从世界和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看，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9)如果我们为了和平就在国家利益问题上无原则地退让，只会助长侵犯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加速和平局面的丧失。相反，如果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立场鲜明、敢于亮剑，则可以提高侵犯者的成本，遏止危害别国的举动，从而更好地保障和平。因此，我们在台湾问题上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在涉港、涉疆和涉藏等问题上开展有理有据的斗争，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中国内政的无端攻击和肆意抹黑，坚决反对有关国家对他国企业实体搞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有力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面向未来，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50)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推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合理管控大国之间的争端分歧，为国际冲突和地区热点的解决贡献智慧力量，为深化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机制的改革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为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反贫困与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议题提供力所能及的全球公共产品，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昂扬的斗争精神，坚决回击各种破坏世界和平和危害中国利益的言行。习近平明确指出：“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51)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与时俱进地处理和平与斗争的关系，使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开展对外交往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具有全球视野和人类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把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各国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追求自身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同时始终致力于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在百年辉煌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引领时代和历史进步的潮头，始终着眼于中国发展复兴和世界和平进步两个大局，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探索，同危害中国主权独立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坚定不移地前行，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展望未来，世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下正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也迈向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世界之变与中国转型相互影响、彼此联动，将为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历史机遇和更大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将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继续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坚定不移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奋力谱写中国与世界风雨同行、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17页。

②杨洁篪：《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外事工作的光辉历程和远大前景》，载《求是》，2021年第10期，第41-42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79页。

⑤吕晟、孙秀民：《中国共产党百年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载《新视野》，2021年第1期，第20页。

⑥宫力、门洪华、孙东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变迁研究(1949-2009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11期，第46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第56页。

⑨赵可金：《中国外交70年：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6期，第7页。

⑩《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载《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

(11)杨洁篪：《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深入推进新时代对外工作》，载《求是》，2018年第15期，第3页。

(12)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7期，第1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6页。

(1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1-194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4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17)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4日。

(18)张杰：《中美战略竞争的新趋势、新格局与新型“竞合”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2期，第15页。

(19)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8页。

(20)《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1)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17—118页。

(22)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0页。

(23)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5日。

(2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25)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18年第10期，第5页。

(2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27)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08页。

(28)刘贞晔：《新中国70年外交哲学进路——革命、平等与引领》，载《国际展望》，2019年第5期，第37页。

(2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60页。

(30)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页。

(3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64页。

(33)徐中约著，朱庆葆、计秋枫译：《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531页。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1页。

(3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6)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第13页。

(37)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第14页。

(3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3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728页。

(40)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4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http://www.npc.gov.cn/wxzl/wxzl/2000-12/26/content_4264.htm，访问时间：2021年3月19日。

(42)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4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4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7页。

(4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5页。

(46)《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5页。

(4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页。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49页。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249页。

(50)《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9月23日。

(5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