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在辞职时指责坚持各自立场的诸国，他认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须携手说服叙利亚领袖改弦易辙，接受政治过渡的安排”,而西方列强、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须开始向反对派施压，“要他们接受完全包容的政治过程，即接受同现政府有关联的群体和机构。”是的，冲突背后的大国都为了追求本国利益，才使得叙利亚内部争端长期化。这既是大国的自私，也是小国的悲哀，更是普通百姓的不幸。当然，西方应该为此负有主要的责任。毕竟现在的国际社会是它们主导的，如果它们不率先放弃本国私利，怎么可能让他国都甘做雷锋呢？
随着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辞去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的职务，一场已经持续十六个月、据估计两万人死亡的叙利亚危机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叙利亚的这个新阶段伴随着各种负面消息而来：叙利亚的国家广播电台大楼遭到恐怖袭击；前总理被罢免后迅速加入政府敌对阵营；盟友国伊朗的48名朝圣者被反对派武装部队绑架，至今斡旋未果……西方媒体对叙利亚的一切负面消息感到兴高采烈，叙利亚的未来看起来一片迷茫。
叙利亚的危机可以视为2010年底以来发生的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除了巴林在西方的默许以及沙特率领的海湾联军镇压下迅速失败以外，其他国家都在几个月甚至几星期内就获得了胜利。
唯一演变成持久战的只有叙利亚。这并非叙利亚的领导人有何超凡能量，而实是世界大国纷纷卷入达成一定的力量平衡所致。
在早先阿拉伯之春突然爆发之时，西方一度措手不及，应对失据。法国对突尼斯本•阿里政府的支持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当时的外长不仅在国会里公开表示支援本•阿里，还建议传授法国警方对待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并在本•阿里倒台之前，到突尼斯欢度圣诞节，享受本•阿里提供的奢华享受（东西方的外交手段真是不同）。
当危机迅速蔓延到西方另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盟友埃及之时，美国更是左右为难，但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公开抛弃穆巴拉克，也从来没有做出令其下台的外交施压，更没有对反对力量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后来当“春风”传播到巴林时，西方则完全站到了王室一边，从而成为唯一没有“吹又生”、革命失败的国家。
然而，当这股革命烈火席卷到利比亚和叙利亚时，情况发生了改变：西方一下转变了立场，不顾自己仍陷于经济危机当中，和被认为中东地区最落后、最专制、最反对阿拉伯之春的沙特等国共同出人、出力、出钱推动“倒利”和“倒叙”大业。由于利比亚在国际上被普遍孤立，卡扎菲政权迅速被推翻。但到了叙利亚，却遇到了中俄的强力阻止。
俄、叙两国虽然并不接壤，但两国的盟友关系从冷战时就已经形成了：叙俄建交比叙美建交更早；第三和第四次中东战争时，苏联向叙利亚提供了高达35亿美元的援助，云集叙利亚的苏联军事顾问多达3500人，而当时大量在苏联留学的叙利亚人现在很多都在叙现政府中担任要职；苏联解体之后，叙利亚是俄罗斯的第三大武器买主；俄罗斯在叙利亚港口塔尔图斯的基地是其在地中海的唯一立足点——保留该基地对于遏制日益逼近俄边界的北约，应对中东 地区冲突及极端主义威胁无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俄罗斯在叙利亚还有高达二百多亿美元的油气田项目的投资。
可以说，叙利亚是维护俄在中东利益重要、唯一的战略支撑。所以，当叙利亚“革命”发生后，俄罗斯一改之前的低调行事，高调公布最新型T-90坦克运抵叙利亚（其实不过是履行旧合同罢了），三艘俄罗斯军舰也迅速进入叙利亚塔尔图斯潜水域，其唯一一艘航母“库兹涅佐夫”号也在向地中海集结。
正如叙利亚总统顾问巴萨姆•阿布杜拉曾说过的，捍卫叙利亚其实就是捍卫俄罗斯自身战略利益。俄科学院专家维克托称，俄在利比亚问题上支持西方，但什么都没得到，现在“莫斯科已没有多少盟友可以抛弃，尤其在俄面临选举、民族情绪上升时，丢掉盟友将被视为投降”。当然，对于俄罗斯来讲，中东越混乱，危机越持久，石油价格就会越来越高。这对于依赖资源出口特别是油汽出口的俄罗斯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
中国相对和贫油国叙利亚并无特殊利益和历史渊源，如果仅就叙国本身来讲，实可置身事外。但有两个原因，使得中国必须站在俄罗斯一边。
第一，经济危机导致美国进行战略调整，把首要遏制目标对向中国。从希拉里公开宣布重返亚太以来，在南海、东南亚（缅甸、越南、菲律宾）、南亚（印度）、东亚（日本）、澳州等纷纷插手，其借助周边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干扰中国发展的用心昭然若揭。
仅就中国而言，目前最大的外部挑战并非欧洲债务危机而是新战略指导下的美国。因此，中国既需要有份量的盟友，也需要美国的麻烦制造者（这就如同美国需要越南、菲律宾等一样）。中国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立场，可同时达到这两个目的：叙利亚拖的越长，美国自然投入的精力越大，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越深，面对美国压力下结盟的中俄关系就愈加牢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就愈加有力无心。
美俄直接面对面的抗争，得益的自然是中国。当然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站在俄罗斯一边支持叙利亚，也是对过去俄罗斯站在中国一边支持缅甸的回报。
第二，西方试图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其根本目的还是针对伊朗。叙利亚和伊朗都是西方在中东要除之后快的对象，双方互为支撑。一旦叙利亚倒下，伊朗就将独自承担对抗以色列和西方全部压力的国家。这就如同卡扎菲政权被西方武力推翻后，新政府就和沙特、卡塔尔一道军事援助叙利亚反抗军。假设叙利亚垮台，新政府也会和利比亚新政府一样。伊朗做为中东唯一一个不被西方控制的、全球重要的石油产油国，对于越来越依赖外部石油进口的中国来讲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目前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2011年中国从伊朗进口原油2776万吨，较2010年增加30%——要知道整个2011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仅增 6.1%。可以说，保住伊朗就确保了中国的能源安全。
正如上文所言，多一个美国的挑战者符合中国的利益。假如所有的挑战者都被美国摆平了，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将更加巨大。所以说从一个更长远和广大的角度讲，西方之所以试图推翻叙利亚，也是为了针对中国。
从西方的角度讲，拿下叙利亚并不仅仅是摆平了一个“不听话者”，为以色列谋取更好的生存空间，也不仅仅是为进而打击伊朗创造条件，更多的还是针对中俄。
其实西方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和渗透并非始自今天。
根据“维基解密”，自2005年美叙两国因黎巴嫩问题发生摩擦后，美国国务院就决定向叙利亚反对派拨款，2006年开始暗中资助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其中仅对一流亡组织电视台的拨款总额就高达600万美元。
正是借助美国经费，叙利亚反对派于2009年4月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巴拉达电视台——2011年3月18日叙利亚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抗议活动后，这家电视台是反对派发布消息的主要平台之一。
直到现在，一群根本没经过训练的乌和之众在境外力量的大力扶持之下竟然可以进攻戒备森严的首都大马士革，一度占据经济中心、第二大城市阿颇勒。
正如维基百科直言不讳的解释：“叙利亚自由军等等反对派的武器来自国际上民主国家的支持，以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建立亲西方的新政府为终极目标”。抛弃这段话的意识形态色彩，西方给反对派提供武器推翻阿萨德建立亲西方政府还是阐述的十分到位。至于沙特和卡塔尔是不是“国际上民主国家”，则另当别论。
所以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形容叙利亚战事已演变成国际列强的“代理人之战”。前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和阿盟叙利亚危机联合特使安南在辞职时指责坚持各自立场的诸国，他认为俄罗斯、中国和伊朗“须携手说服叙利亚领袖改弦易辙，接受政治过渡的安排”,而西方列强、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须开始向反对派施压，“要他们接受完全包容的政治过程，即接受同现政府有关联的群体和机构。”
正是冲突背后的大国都为了追求本国利益，才使得叙利亚内部争端长期化。这既是大国的自私，也是小国的悲哀，更是普通百姓的不幸。当然，西方应该为此负有主要的责任。毕竟现在的国际社会是它们主导的，如果它们不率先放弃本国私利，怎么可能让他国都甘做雷锋呢？
如果说大国的利益博弈是决定叙利亚未来命运走向的关键因素之外，另一个因素也同样不可忽视，这就是冲突背后的宗教因素。
叙利亚曾是基督教的发祥地和传播中心，后随着阿拉伯帝国在中东地区的扩张，7世纪到16世纪初叶又一直是伊斯兰教传播中心之一。到今天， 穆斯林大约占总叙利亚人口的90%，其中逊尼派占总人口约70%，什叶派各支派占总人口接近20%。
伊斯兰教在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和基督教一样，发生了激烈的宗教战争（第一次内战就打了五年）。但不同的是，基督教最后产生了宗教宽容、进行宗教改革。所以到今天，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仍然不断。在今天中东国家，什叶派执政的国家有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尽管伊拉克是美国一手扶持的，伊朗又是美国当今世界头号心腹之患，但伊拉克政府却经常站在伊朗一边。这也是为什么，逊尼派是少数但却执政的巴林面临革命烈火时，沙特为何要率军协助剿灭。这也是为什么专制的沙特等国却可以成为美国的盟友共同谋求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府。
正是由于宗教具有超越国家、超越制度和难以调和的特点，一旦发生冲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上世纪八十年代叙利亚曾发生过类似冲突，结果最终以叙利亚政府军镇压并造成上万人死亡告终。这一次的叙利亚冲突也不会例外，直到冲突的另一方彻底失败才会平息下来。这也是为什么，叙利亚反对派率先宣布不再遵守安南的六点和平计划，再度向政府军发动袭击。而另一方面政府军也从未真正认真执行过。正式基于宗教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在冲突中，叙利亚政府军对待反叛的群体（也包括平民）大开杀戒，而反对派也同样如此。
美联社记者发现，反对派武装对政府军士兵和追随政府的平民“毫不手软”，换言之“相当残忍”。美联社也承认，反政府武装在叙利亚冲突中严重侵害人权的报告数量正在增加，令支持推翻叙利亚政府的西方国家难堪。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场冲突中，一直有听到一些高官和士兵变节——甚至刚刚任命才两个月的总理也如此。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点是，支持阿萨德的整体力量基础不会动摇。事实上，仅就阿萨德个人及其家族而言，他不管什么时候退出都可保安全和生活无忧（伊朗和俄罗斯一定会收留他——俄罗斯盟友、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夫人米拉•马尔科维奇就处在俄罗斯的庇护下），但众多同宗的支持者不仅会因此丧失特权，更难逃被报复的命运，所以他们不会允许阿萨德轻言退出。
所以不管从是大国博弈的角度还是从宗教的因素，这场叙利亚冲突的地狱之火将会长期持续，叙利亚人民则成了宗教和大国利益的牺牲品。我们在对无辜的百姓寄予莫大同情的同时，更需要以此为鉴——中国绝不能步叙利亚的后尘。这需要中国既要强大更要团结，尤其是不能意识形态宗教化，意识形态高于国家利益，更不可妄图借助外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外国势力的投入都是要求回报的，这样做只能是引狼入室，祸国殃民，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通过这次阿拉伯之春，我们目睹了民主在一个非西方国家所造成的动荡后果，更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西方是怎样把民主当做谋取本国利益的工具。假如西方真的要推动民主，何以支持包括沙特在内的众多独裁者？何以在卡扎菲同意进行民主化时一定要将之赶尽杀绝？何以当阿萨德2011年4月废除了紧急状态法、8月签署了允许各派别建立合法政党的政党法法令之后还要必除之而后快？难道西方不知道没有妥协和宽容是无法建立民主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