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新华社副译审、清华大学公共政策研究员尹宏毅
【本刊讯】美国国家利益智库网站2015年12月28日刊登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该中心希尔斯治理课题组主任杰拉尔德·海曼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对叙利亚的一项新战略》，全文如下：
正如许多评论所表明，哀叹叙利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悲剧，并指出美国对叙政策的不连贯性和不负责任是一个原因，这样做是很容易的。而困难得多的则是确认一项较好的、比较前后一致的战略。有关“如果我们当时这样做就好了”的替代选择可能在政治上很有利，但所提出的许多替代选择取决于可能性很小的假设，如果用于在晚餐会上的辩论几乎肯定要比用于实际的政策好一些。假如美国及其盟国较早地进行干预，假如美国在巴沙尔·阿萨德越过奥巴马总统在使用化学武器问题上规定的红线时采取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假如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武装、训练并帮助组织温和的反对派，那么叙利亚叛乱分子起码会有可能及早打败阿萨德，建立一个自由的，甚至是民主的政权。
也许是如此。许多持怀疑态度的专家都怀疑这一令人愉快的结果：从未有过有生命力的和操作能力的、自由主义或者温和的反对派；温和派作为一支军事甚至政治上的成功的力量，人数太少，过于四分五裂，也过于缺乏合理性；除非有外部的大规模调解，否则自由叙利亚军（包括构成这支军队的民兵和敌对民兵）始终都是一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弱小力量。
无论有什么本来可能会实现的情况，目前的选择都严重缺乏吸引力。事实上，传统的战略逻辑没有充分地理解叙利亚动态关系的复杂性。政策上的困境几乎在2011年3月反对阿萨德政权的示威刚刚结束后就开始出现。这一庆祝是短命的。该政权不仅严厉镇压了示威者，而且还有其认为支持示威者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它有充分理由担心爆发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叛乱。人数众多的逊尼派多数穆斯林对阿拉维少数派严重不满。后者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曾经控制政治经济体系。这种怨恨不仅由于他们的独裁和腐败，而且由于其在宗教和民族方面的压迫和暴力。到2013年，要求建立新的自由民主政权的示威者寡不敌众，在政治和军事上被叙利亚军、支持政府的来自黎巴嫩的真主党力量，以及逊尼派圣战力量所压倒。后者主要包括努斯拉阵线（基地组织在叙利亚的分支）以及伊斯兰国组织，亦称达伊沙。
与传统的俾斯麦式的国际力量平衡逻辑——在其中，相互敌对的势力是道义上中立的国家或者政体，它们卷入了围绕着政治或者领土的修正与调整的某种斗争，以修正或者恢复彼此之间的力量平衡——所不同的是，叙利亚彼此敌对的势力是道义上的，而不仅仅是领土，甚至单纯政治上的对手。它们陷入了看来是有关生存的冲突。这种冲突中不容易找到折中办法，看来仅仅通过完全征服各自的对手也无法得到解决。权力的所有竞争者看来都致力于在殊死的零和搏斗中彻底驱逐其敌手。它们的目标要么是迫使对手彻底屈服，要么是将其彻底驱逐。
除了这一有关生存的维度之外，把阿萨德赶下台或者对其加以遏制并不标志着对美国及其盟国来说的一种战略上的不可破解之谜。竞争各方之间可以达成协议（包括有关阿萨德作用的条款），可以施加压力，并且以干预相威胁，或者使阿萨德被国内或者国际上的倾向于合适的替代性人选的支持者所清除。然而，他和他的小圈子并没有提供很大的妥协余地。其残暴的策略规定了杀戮或者重创每一股抵抗力量，每一个反对派平民群体，尤其是逊尼派穆斯林。
使叙利亚基本的动态关系和战略逻辑复杂化的是，相互敌对的各方都有一个以上的可以依靠的外国支持者，在一些情况下，它们还是其外国支持者的代理。阿萨德及其阿拉维族群得到了伊朗和来自黎巴嫩的什叶派真主党的支持，尽管在这两个地方，阿拉维派都会被视为背离真正的什叶派主张的不可接受的离经叛道者，但却被笼统视为反对逊尼派和原教旨主义逊尼派力量，彼此是兄弟，至少是表兄弟关系。 达伊沙组织得到一些海湾地区逊尼派阿拉伯原教旨主义者个人的直接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虽然不直接支持达伊沙组织，但却通过为坚决反对阿萨德的非圣战的瓦哈比派和萨拉菲派提供武器和经费对其给予间接支持。
从反对阿萨德的力量中组建一支国内的、有组织的非圣战叙利亚军队的努力，被证明是不可行的和失败的，因为其各个组成部分陷于分裂，彼此争斗，一些还叛逃到达伊沙组织或者努斯拉阵线。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坚持要求阿萨德下台，美国及其（态度没有那么强烈的）欧洲盟国也是如此，但两者都没有一个积极的反阿萨德的军事合作伙伴。
在五角大楼当局所说的“叙利亚混乱的叛乱分子联盟的大杂烩”中，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如果企图为某个反对阿萨德的、但也反对达伊沙组织的民兵组织提供军事或者政治支持，就必须排解各种几乎无法区分的叙利亚分离主义组织所造成的困难。此外，任何反对阿萨德的力量都构成对达伊沙组织和努斯拉阵线的内在的，即便是间接的和当然仅仅是短期的援助，反之亦然。此外，对阿萨德和黎巴嫩真主党来说的任何有利条件也都构成对其什叶派支持者伊朗的支持。如果援助反对阿萨德的逊尼派穆斯林力量当中的任何成分，也都使伊拉克的逊尼派叛乱活动得到加强，而阿萨德、真主党和伊朗所得到的任何收获也都使巴格达的中央政府的地位得到加强，因而构成对试图在伊拉克获得比较公平的安排的逊尼派部落的反对力量。
西方国家一直面临着一种无法获胜的困境。对美国而言，战略挑战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要找到一条途径，可以穿越这片荆棘，以支持能够在反对阿萨德和达伊沙组织两方面获得成功的某个具有合理性的力量，同时也不造成反对阿萨德的非圣战对手彼此之间难以克服的敌意。
当库尔德人的力量在叙利亚北部反对阿萨德的斗争中取得进展，以支持遭到叙利亚军队攻击的本族兄弟时，一条解决部分问题的出路看来可以找到了。终于有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可以与阿萨德交战，而又不立即并且直接地使库尔德人也反对的达伊沙组织和努斯拉阵线获得好处。唉，当然，由于支持了“人民保护联盟”——主要由库尔德人所组成，但也包括一些阿拉伯人、叙利亚基督徒，甚至西方人——所以也就支持了建立这只支部队成为其主要武装工具的叙利亚库尔德斯坦的可能。这还间接地涉及巩固库尔德斯坦工人党及其武装组织人民国防军在土耳其的地位。这种间接的支持仍然遭到埃尔多安政府的激烈反对。埃尔多安政府是北约成员国政府，三十年来一直与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的叛乱作战。土耳其警告说，它“不会容忍”任何库尔德民兵组织在与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区夺取领土，并且最近还炮击了叙利亚的人民保护联盟阵地，以显示这种决心。
俄罗斯插手叙利亚事务的突然而引人瞩目的升级改变了军事与地缘政治局面，使美国的战略可能性，甚至美国的目标进一步复杂化。正如普京总统所坚持要求的那样，俄罗斯一直为“叙利亚合法政府”，即阿萨德及其政权提供财政和物质支持，包括喷气式飞机、无人机、直升机、坦克、火炮，以及（尤其鉴于任何叛乱力量都缺乏空中力量）地对空导弹。现在，俄罗斯在空中，显然甚至也在地面上承担起直接的动能打击力量作用。实际上，普京向美国提问，哪个问题更重要，是反恐还是政权更迭。他认为，二者不可兼得，按照定义，以武力反对阿萨德合法政府的任何企图都包括恐怖活动，而反恐胜过政权更迭。
普京加紧其干预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其野心，即俄罗斯要恢复其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而叙利亚问题则是恢复苏联灭亡的“地缘战略灾难”发生前的全球平衡的一个机会。其次是普京反对自由主义改革，尤其反对由于民众抗议活动造成的任何政权更迭，如所谓的颜色革命，尤其是如果这种革命是，或他认为是在西方的煽动下酿成。第三就是他决心要显示出自己是可以依赖的，并且将会站在盟友一边，而不像比如说“抛弃”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的美国。第四就是他认为，强制建立秩序的专制主义领导人与利比亚、埃及，当然还有叙利亚所陷入的混乱相比要好。第五，但主要是表面看来的一点是，他担心，一些正在叙利亚作战的俄罗斯伊斯兰主义者像来自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伊斯兰主义者一样将会返回俄罗斯作战，并实施类似于2004年的别斯兰事件，以及同年和2010年再次发生的莫斯科地铁事件那样的恐怖主义袭击。正如普京在接受查理·罗斯的电视采访时所说：“来自俄罗斯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2000多名战士现在在叙利亚领土上。存在着他们返回我们国家的威胁。因此，与其等待他们回国，我们不如帮助阿萨德在叙利亚领土上打击他们。因此，这是鼓励我们并促使我们为阿萨德提供援助的最重要的事情。总体而言，我们希望该地区局势稳定下来。”第六就是要保护塔尔图斯的俄罗斯海军设施，现在还有俄罗斯的海梅伊米姆和提亚斯空军基地，以及拉塔基亚附近的陆军基地。
事实上，俄罗斯飞机所打击的主要是非圣战力量，而不是达伊沙组织的力量。但是，即使非圣战武装分子是普京定义的恐怖分子，将会回国，以分离主义的哈里发的名义在莫斯科搞恐怖活动的也不是他们的部队，而是达伊沙组织部队。因此，普京使自己的保护主义动机，即把达伊沙组织确认为自己的主要打击目标。处于从属地位，显然是希望把非圣战叛乱分子从拉塔基亚、哈马和伊德利卜省清除出去，在哈马至拉塔基亚一线以北的某个地方建立一个防御区，从而为阿萨德创建一个安全的庇护所，保护阿萨德的根据地领土和这片领土范围内的其家族的家园，并以这一庇护所为基地，大量消灭阿萨德的反对者，从消灭西方所支持的那些人开始。
普京看来愿意承认，叙利亚需要政治改革，阿萨德应该与“合法的反对派”举行谈判，阿萨德本人不一定是所需改革的一个固有的和最终的部分，俄罗斯并没有与阿萨德本人保持无法解脱的联系，叙利亚人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前途。但从根本上讲，普京反对政权更迭，仍然不愿亲自放弃阿萨德，希望显示出俄罗斯支持盟友的坚定态度，因为这与西方在支持自己盟友方面的摇摆不定和不作为形成对照。麻烦的是，阿萨德不愿意与任何可能会坚持要求他下台的人举行谈判，就遑论改变该政权的基本性质，或者提出有关由叙利亚人民做出决定的任何建议。正如阿萨德所继续声称的那样，他正在与伊斯兰恐怖主义做斗争，因此无法理解美国等国。这些国家反对他，但却大肆宣扬自己的反恐、反极端主义的政策。很显然，莫斯科同意阿萨德的说法。
然而，奥巴马认为，普京提出了一种错误的选择，没有即刻的政权更迭,与以达伊沙组织和努斯拉阵线为表现形式的恐怖主义的对抗就无法获得胜利。当然，奥巴马并不认为阿萨德的非圣战对手是恐怖分子。事实上，奥巴马为美国阐述的是一场双重对抗：第一场是与阿萨德，第二场是与圣战者，而这两者则彼此为敌。
在这里，我们有有关这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定义、两个不同的重点、两个不同的理论，涉及这场冲突以及谁和什么是这场危机及其解决办法的一部分，还有两项不同的目标。此外，与美国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严重的地缘政治复杂性摆在普京面前。他想要澄清这一复杂的领域，使之成为两项抉择：支持阿萨德（或者至少与之协商），或者眼看着达伊沙组织获胜。他将保卫阿萨德，应对所有挑战者，问题就这么简单。然而，俄罗斯越是在军事上插手，与各个国家发生地缘政治对抗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些国家不仅有美国，也不仅仅是可能会在叙利亚问题上卷入一场混战，如果没有有关交战和“去冲突化”的规则的话。
如果简单的力量平衡逻辑不再为叙利亚错综复杂的局面——17个国家，外加欧盟和联合国，它们全都与战争的结局利益攸关，应邀参加了10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两天会谈和11月份再次举行的会谈——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那么美国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是什么？
第一个、尽管是最不可取的结果就是通过谈判解决叙利亚各个组织及其各个支持者和与战争结果利益攸关的外国内部及其彼此之间的分期，实际上通过调解找到政治上的解决办法，无论这种办法多么暂时，而且可能会多么不稳定，只要其是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可以接受的。这要求找到与阿萨德和阿拉维派达成某种和解的办法，也许是在阿萨德的俄罗斯盟友帮助下。普京总统显然准备为其在这场冲突的反伊斯兰主义、反恐怖主义方面投入力量及其把赌注押在阿萨德身上付出代价。尽管如此，如前所述，普京在阿萨德的总统任期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当最近被问及让阿萨德继续呆在台上对俄罗斯来说是不是原则问题，俄罗斯外交部的女发言人回答说：“绝对不是，我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们没有说阿萨德应该留下或者离去。他的命运应该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但是，要想让阿萨德继续担任任何职务，奥巴马总统除了收回有关阿萨德动用化学武器和不派遣任何美国地面部队的红线之外，还必须收回另外一条红线，即如果不把阿萨德担任任何有意义的职位和长期担任这种职位，当然不是担任总统包括在内，叙利亚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就其自身而言，阿萨德本来会明确地显示出，他是凭借残暴的武力和坚持不懈而占上风的。
奥巴马和西方聊以自慰的是，成千上万的生命已经得以幸免于难，移民浪潮可能会消退，从而肯定会让欧洲松一口气。当然，即使这场冲突消退或者终结，千百万难民也仍然会逗留在叙利亚境外。甚至撇开呆在巴尔干地区的几千人不说，这些人会自愿地返回叙利亚吗？如果不会，那么他们会被土耳其和约旦驱逐出境吗？叙利亚危机的唯一报道和分析最为欠缺的部分就是约旦所付出的巨大的财政、社会与政治代价。在受到这场冲突影响的所有国家当中，唯独约旦承担这种负担的能力最差。虽然匈牙利、波兰和斯洛伐克不愿接受寥寥几千名叙利亚移民，但据联合国难民署说，约旦却接受了来自叙利亚的将近75万难民。按照保守估计，这相当于德国接纳750万难民。此外，约旦还遭遇了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前几次移民潮。而约旦的经济实力与任何欧洲国家相比都要匮乏许多倍。需要制定某种大规模计划来不仅应对叙利亚本身，而且解决约旦及其叙利亚移民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在叙利亚以北的地方，土耳其有大约170万叙利亚难民，而土耳其人口大致与最慷慨的欧洲国家德国相等，但德国所同意接受的难民只有这一数字的一半，即80万人左右。
尽管如此，奥巴马一直愿意考虑实行“管理下的过渡期”，从而使阿萨德成为叙利亚长期任职的总统。这一选项是欧洲人所支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要求普京允诺采取人们所认为的灵活态度。欧洲人，尤其还有土耳其和海湾国家（也许通过海湾合作委员会）必须同意任何此类和解的具体内容，就像俄罗斯和伊朗现在必须做的一样。阿萨德本人、其叙利亚支持者及其什叶派合作伙伴也是如此。最后还有非生圣战反对派，尽管这一大杂烩不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选择。虽然伊朗会成为阿萨德最坚定的捍卫者，但就连伊朗也对什叶派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利益更为感兴趣，而不是对阿萨德的个人利益感兴趣。事实上，像俄罗斯一样，伊朗已经表示愿意接受阿萨德的有限任期，据一位伊朗官员说，伊朗的条件建立在一项原则基础上，这就是“叙利亚的国家命运当然要由叙利亚人民决定”。伊朗副外长近日证实，阿萨德总统应该参加总统选举，如果他选择这样做的话：“只有阿萨德本人能够决定他是否参加。”言外之意大概就是，叙利亚人民应当通过阿萨德应该获准参加且成败难料的选举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如果伊朗参与过渡协议，真主党就可能会表示同意，但如果真主党不这样做，其对阿萨德的支持就不足以使之在不断衰落的总统职位上继续苟延残喘，就遑论扭转这种局面。也许，各个外部强国在阿萨德问题上的灵活性是在其他方面一片凄凉的景象中的亮点。而如果建立某种任期固定的、权力受到很大约束的过渡政府，使之具有（最终通过选举的）退出路径，则可能会满足所有这些利益和原则的要求。
所有这一切实现的可能性看来都极小，除非过渡期过后，阿萨德和阿拉维派愿意发挥小得多的作用，以换取有关其自身安全的保证。他们害怕报复，而且有充分的理由。也许，阿萨德本人现在可能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叙利亚，去过奢侈的退休生活，尽管他过去曾经拒绝这一建议。他不大可能会接受到欧洲去，那里曾经是各种其他独裁者的归宿，因为他担心，他会在未来某个时候遭到起诉。也许，伊朗可以提供庇护所。然而，阿拉维派整体而言不会离开，他们在叙利亚国内的地位也需要得到保障。
当然，任何此类和解都不会使达伊沙组织等伊斯兰主义叛乱分子沉默下来，但这样一来，却会使库尔德人、叙利亚阿拉伯联盟，重要的还有叙利亚国民军（在这种情况下得到西方、俄罗斯、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集中力量打击这些势力。总之，这样一来会使这场竞争简单化，并使过渡期的外交和军事政策更为可能得到实施。俄罗斯和伊朗如果愿意考虑叙利亚的一种不同的前途，可能会成为一个起点，以找到某种途径，把相互纠缠不清与不和的集团和利益理出头绪。
在没有这种通过协商建立的过渡期情况下，库尔德人还有第二项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在叙利亚北部获取了一片相当大的区域。逃往土耳其的数以十万计的库尔德人，加上达伊沙组织夺取了叙利亚东北部的几百个库尔德村庄，包括科巴尼的一些部分，把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自由战士动员起来，以支持库尔德人民保护联盟，并成功地反击达伊沙组织。虽然库尔德人的领土与达伊沙组织和非圣战逊尼派穆斯林所控制的区域都是接壤的，但库尔德人对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使之超过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的保护范围存在矛盾心理。他们为什么应该为从来也不欢迎他们或者对他们抱有良好愿望，实际上一直敌视他们的一些叙利亚人承担伤亡和风险？也许较好的做法是巩固他们有限的收获并采取观望态度，然后在稍晚时应对一个比较安定的环境。问题的答案必定会不仅牵扯到西方的财政和军事援助，而且牵扯到库尔德人获得有保障的安全地位、尊重和在新的叙利亚政治秩序中的可靠参与。（从他们的观点看，更好的做法则是把库尔德人包容在一个新的库尔德斯坦之中，包括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但对于任何其他积极参与者，包括美国来说，这仍然是走得太远的一步。）
如前所述，如果直接支持库尔德人会引起土耳其人，至少是埃尔多安的反对。在11月份其在大选中获胜（他获得了略低于50%的选票，但却足以重新获得议会多数）之后，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的政治地位现在更加强大。他说，这场选举胜利证明了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对叛乱组织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强硬态度是正确的。尽管埃尔多安反对恐怖主义、反对库尔德人的选举战略显然收效良好，但如果采取慷慨大方的对策，即他的正义与发展党愿意与库尔德人要求在土耳其进一步下放权力和加强自治的野心实现和解，无疑会削弱反叛力量，甚至也许会给土耳其温和的非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库尔德人增添力量。假如土耳其境内的冲突少一些，暴力活动少一些，安卡拉可能会更加愿意看到库尔德人在叙利亚的作用得到加强，尤其因为这也会意味着土耳其与叙利亚（也许甚至还有其与伊拉克）接壤的边境地区动乱减少。然而，鉴于正义与发展党的胜利，以及埃尔多安在竞选期间及其以后对库尔德人的强硬路线——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获胜之后刚刚一天，打击库尔德斯坦工人党的空袭就恢复了——所以如果武装和支持叙利亚的一支库尔德人力量，会意味着使安卡拉相信，库尔德人是反对埃尔多安在叙利亚的敌人、圣战者和阿萨德的斗争中的必要盟友，因而也是一种不好、但却必不可少的东西。抑或，这还意味着尽管土耳其表示反对，但仍然支持库尔德人，作为也许是最容易的、最不令人反感的、最易于吸收的政策选择。
第三项选择仍然是虚幻的偏好：支持叙利亚“温和的”反叛力量以及某种形式的叙利亚国民阵线或者叙利亚阿拉伯联盟（“温和的”或起码是反圣战的叛乱分子，但却没有有污点的库尔德人参加）。但到目前为止，这一直是一种毫无成效的愿望。美军中央司令部作战司令劳埃德·奥斯汀上将最近披露，在把5亿美元用于训练这样一支部队（按计划为5000-6000人）之后，受到训练的、做好战斗准备的军人总数不到70人，其中实际参加战斗的只有4人，可能是5人，这种披露并不仅仅令人感到尴尬。这是彻底的失败，起码目前是如此。更为糟糕的是，受到美国训练的作战人员的数量显然更高，但其中许多人已经叛逃、投降或者把自己的装备卖给努斯拉阵线或达伊沙组织。此外，五角大楼内部有关获得成功可能性的意见分歧使这项工作更为棘手，正如额外的披露所显示。这种披露的消息说，一些情报界人士认为，中央司令部对情报界所提供的评估当中甚至最微不足道的好消息加以夸大。五角大楼在说服奥巴马总统不要干涉国会的工作，以便使任何此类计划及其相关的拨款继续进行方面将会处境尴尬。实际上，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已经放弃这项选择，起码在能够制定可能的后续一揽子计划之前是如此。此外，甚至在最乐观的情况下，这一联盟也不大可能会控制叙利亚全部领土，因而将会被迫与其他政治和军事组织打交道。最起码，这可能会造成一种类似于黎巴嫩的环境，在其中，不同的群体各自控制该国的一部分，类似于全国政府的某种东西充其量会由各个群体的一个联盟组成，其对整个国家的权威如果存在的话，也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叙利亚可能是必然的结果，但在采取这项选择情况下几乎是确信无疑的。
有关建立一个禁飞区，以便为人道主义努力和非圣战战斗人员提供安全的庇护所的建议充其量也仅仅是第二项或第三项选择中的一项策略。虽然在实现内战的某种解决方案之前，这会给难民提供住所，可能还有安全保障，并且会为欧洲、黎巴嫩或者约旦所驱逐出境的难民提供实际的栖息地，但这样做顶多会保卫这些民众，使之免遭空袭，却不会使之免遭地面攻击。此外，没有地面力量保障其安全，随时准备从这种区域向外推进，这会造成围绕着这一地区旷日持久战争中的一个不确定的孤岛，而这不是获得成功的更大战略中的一项策略。此外，在没有俄罗斯同意情况下，禁飞区会带来西方盟国与俄罗斯空中力量之间发生冲突的严重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和第三选项是相同的，唯一的例外是排序问题。库尔德人没有在把阿萨德力量驱逐出去以后接管叙利亚政府的任何野心，他们也不可能有这种野心。因为200万库尔德人仅占叙利亚战前人口的15%左右。因此，即使人民保护联盟在北部获得全胜，充其量也只会建立一块库尔德人的安全飞地，可以作为基地，或者作为临近区域，使其他叙利亚力量，可能是逊尼派穆斯林能够在打击阿萨德及其盟友和达伊沙组织方面取得进展。而这种情况再一次成为最佳选择。创建这种安全庇护所并不是新鲜事，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产生效果，但人民保护联盟现在组织状况要好得多，也经受了战斗的考验，显然能够守卫其从叙利亚国民军手中夺取的地盘。
美国应该怎么办？
到目前为止，奥巴马行政当局一直既没有确定明确务实的美国目标，因而也没有制定实现这些目标的一项令人信服的战略。已经阐明的目标——迫使阿萨德下台，并遏制然后摧毁达伊沙组织——看来充其量也是实现前一个目标的一项更大范围战略当中的策略，是实现后一目标的一项目的。它们并不构成一项计划。即使阿萨德下台，按照行政当局的看法，叙利亚问题的更大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如何加以实现？是在与阿萨德下台后各种组织的何种集合合作情况下实现？尤其是，需要如何解决教族之间的冲突，以及外国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冲突？一个广泛的自由民主政体无论多么可取，在近期内都肯定是空想，不能为现实主义的美国战略奠定基础。但是，比较现实的目标和计划是什么样子？
足够公平的是，美国不要详细地阐明自己的偏好、目标或者结果，甚至也许不要详细阐明，自己所考虑的是若干可能性之一，这些可能性都会把阿萨德及其亲密随从赶下台，摧毁或者孤立达伊沙组织，终结或者遏制其他相互竞争的组织之间的冲突，以便使其集中精力对付达伊沙组织，并给叙利亚带来某种和平的、达成共识情况下的秩序。美国肯定不应当广泛宣扬自己会感到满足的折中方案。
但是，美国要想提供领导力，就必须阐明某些组织原则、比较明确的一系列目标，以便围绕着它们使有分裂倾向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团结一致。这显然包括一场政权更迭。其按照正确的理解，不仅意味着人事上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阿萨德及其追随者），而且意味着对组织结构和进程的根本改造，在这种情形下就是放弃狭隘的、教派性质的、残暴的专制独裁统治，而是建立代表各种叙利亚人当中的多数的愿望的政权，即在叙利亚各个构成群体、组织机构和进程之间所采取的一种运作方式，从而包含某种全民共识。在一种可能性极小的情况下，即各种构成力量甚至可能会就一个名义上有效的中央和有代表性政府达成协议的情况下，一种可能性就是建立联邦制合众国，使权力向局部的，大概是族群层次的分散区域广泛下放。如前所述，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建立类似于黎巴嫩的一个邦联国家，其很可能成为名义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威斯特伐利亚实体。
由于国内原因，欧洲和北??美以外地方的大多数利益攸关方都不仅厌恶联邦制，而且厌恶邦联制。参加维也纳会谈的各国政府并不十分热衷于限制中央权力。它们所担心的是出现离心的、分离主义的挑战叙利亚国家团结的倾向的可能性。如前所述，看来还没有任何人愿意考虑把叙利亚完全分割成几个小国。尽管各国抱有反感情绪，但这些仍然是最可行的选择。
如果把有关理想的宪法安排的理论上的争论忽略不计，现在叙利亚就没有任何真正的国家机器需要维护。可能会通过协商在叙利亚领土上建立的政体的各种成分都会反对不能确保其相对于其他国家成分的自身安全的任何安排。正如他们所说，这些马已经离开马厩。只有在修葺一新的马厩有利于实现其首要用途和满足各种居住者利益的情况下，它们才会返回。即使可以通过谈判做出宪法安排，各种国内成分是否会买账？即使其的确买账，其是否会加以落实，而且这种安排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是否会可行？
虽然这些任务主要是为以后的一轮谈判所准备，但任何新的全国性或者国际架构如果可能的话，都应该在形成阶段加以完成（或者开始加以完成），而不是像过于频繁发生的那样，等待晚些时候发现这一架构的根基本身出现致命的缺陷。最后，在没有制度的各个构成要素之间所达成的最低限度协议情况下，没有任何制度大厦能够幸存。可以肯定，多种族群能够成功地抵制其中大多数族群都发现具有严重缺陷的一个强加于人的结构。如果把叙利亚各方排除在维也纳的核心谈判之外，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其结果可能是虽然使谈判简单化，但却可能使其结果丧失政治和军事上的效果。
很显然，达伊沙组织将会反对建立任何类似的政权，也不会在制定这种政权的基本解决方案方面有任何作用可以发挥。达伊沙组织除了建立自己的哈里发之外，将会继续挑战任何安排。尽管如此，达伊沙组织坚韧不拔的决心仍然可能会使之能够挫败支持建立一个替代性的国家与政体的甚至是团结一致的国际联盟，虽然其武库处于严重劣势。实际上，打击达伊沙组织将会成为新政权最迫切的当务之急。
迫在眉睫的、甚至不那么受欢迎的任务就是找到一条途径可以使具有不同的、常常是交叉的目标，并且彼此严重敌视，因而使和解几乎不可能的国内和国际利益攸关方披荆斩棘，度过难关。要想这样做就需要清除概念上的灌木丛，从而做出一些选择，并处理好对与各个重要国家和方面关系所造成的影响。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会是最佳的选择，除非不可避免的折中过于严重地侵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原则，或者造成不可实施的结果，甚至假定达伊沙组织不参加这些协商，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谈判没有产生一个可行的结果，美国就不得不决定疏远哪些利益攸关方（或者起码将其激怒），才能组建一个联盟，并制定有获得成功的一定可能性的战略，并决定把哪些目标列为重点。如果最严重的分歧占上风的话，美国尤其可能会被迫在工作重点及其排序方面做出选择，一方面要孤立、遏制，并且在可能情况下驱逐达伊沙组织，另一方面要迫使阿萨德让位，但并不是两者兼得。然而，任何可行的战略都需要表明，多种利益攸关方以及叙利亚的各个族群各自的根本利益，都在任何“最终的”宪法安排中得到保障，阿萨德本人的利益可能除外。
尽管如此，某些现实情况需要引导战略和战术的制定。首先，一个工具性的问题是，作为最强大的国内力量，库尔德人必然会具有优势，并且可能会在叙利亚成为任何地面力量的造成不和的因素。然而，正如伊拉克问题所清楚地表明，库尔德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全部使命的。假如他们在没有一个拥有某种可信的阿拉伯力量的联盟情况下自己尝试做出这种努力，无论其多么成问题，都可能会使所有阿拉伯人的目标及其力量组合的矛头从打击达伊沙组织和阿萨德，转变成遏制库尔德人，而这很可能会酿成土耳其和阿萨德之间的吊诡联盟。尽管如此，库尔德人必须在这种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无论在一个叙利亚阿拉伯联盟（或者叙利亚全国联盟，或者这种短暂的联盟组建并且消失所采取的任何其他名义）问题上进行何种装潢门面，都会处于局势的核心地位，直到能够组建与之合作的一支可信的阿拉伯力量为止。
其次，一个有关长期目标的问题是，叙利亚永远也不会按照以前的宪法状况得到重建。甚至在没有阿萨德及其核心圈子的情况下，叙利亚也必须依据宪法重新组建，如果它能够按照任何条件重新融为一体的话。这不会是任何单一族群控制下的，就遑论一个单一网络、家族或者个人所主导的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机器。作为回应，无论是伊朗还是俄罗斯都将无法坚持要求由阿萨德自己的网络中的成员取而代之，或者坚持要求让执政的政权的新的人选继续执政。俄罗斯在这样做方面没有任何紧迫的利益，只要替代性的安排会维护其在叙利亚的影响，并使圣战者遭受失败。而这两个目标也都符合大多数其他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此外，叙利亚军队本身将需要反映出更大范围的国家政体的政治与组织现实。
一旦目标和战略得到确立，或者起码得到阐明，对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来说，就有几项迫在眉睫的战术性挑战摆在面前。第一项挑战就是识别各种模式，以帮助建立一支比较能够胜任的、比较团结一致的逊尼派阿拉伯力量，并通过谈判建立这支力量与库尔德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联盟或者松散联盟，总之，就是建立比较有效的反对派。这也包括从四分五裂的文职领导人当中组建共同的协商阵营，以使之能够在理论上达成持久的协议。第二项挑战就是在反对派当中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从而确保阿拉维族群的安全，及其在冲突结束后的叙利亚的地位，并将这种一致意见公之于众。第三项挑战就是把利益攸关方组织起来，最好包括有影响的阿拉维派领导人，包括一些与阿萨德关系密切（甚至也许是军队内部）的人，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说服他下台，并帮助制定他的退出策略。第四项挑战就是构建一个舞台——也许是关键利益攸关方，尤其是叙利亚人的一场小型会议——以建立达成共识情况下的过渡期结构和进程，或者更好的是建立初步的组织结构，以便做出更为持久的宪法安排。第五项挑战就是制定具体打击达伊沙组织的一项战略，并付诸实施。第六项挑战就是制定遣返欧洲难民，但更重要的是遣返土耳其和约旦难民的方案。第七项挑战是建立可以接受的、但却公平合理的监督与保障机制，以落实所有这些协议和整个和平过程。
总之，对美国的外交工作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尽可能地在各种利益攸关方和利益的难解之结中理出头绪，其次是尝试制定它们彼此之间的一系列共同目标，第三就是在不可能这样做的情况下使联盟中尽可能多的成员能够同意这些目标，第四就是在联盟中制定一项切实可行的和连贯的战略与蓝图，以实现这些目标，第五就是尽量减少联盟内部和持不同意见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冲突和不和谐，第六，制定适合于盟友战略的战术，同时尽可能地减少与其他参与者的分歧。可以肯定，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却不是没有它叙利亚的混乱就可能会加重的任务就是，这场人道主义灾难很可能会扩大，除非其元气耗尽，否则任何解决办法都很可能会变得更为遥遥无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