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其二，全球气候变暖和低碳经济成为全球发展的首要议题。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到来，哥本哈根谈判成为新一轮全球利益分化和力量组合的分水岭。清洁能源将引导最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分工体系。其三，以金砖国家为主的新兴大国崛起。这是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国家首次遇到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挑战，世界力量重心正在发生从未有过的转移。上述三大机遇中，新兴大国整体崛起是最重要的历史性变化，它决定着其他两大变化的进程。
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在2001年首先提出“金砖四国”这个概念。他在2003年预言，到2050年这四个国家将跻身全球六大经济体系，他们的生产总值将超过西方七国，而他们的八亿中产阶层也将超过美日欧的总和。
从“金砖四国”的概念出现，到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只用了八年的时间。它代表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的新阶段。
金砖国家崛起标志世界经济格局的历史性变化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后果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金融危机首先打击了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实力，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比重则从2007年的28.2％上升到2008年的31.2％，预计2013年将进一步上升到37.7％。其中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比重则从2007年的11.92％上升到2008年的14.3％。英国《金融时报》评论说：金砖四国占全球金融产出的比重15％，人口占全球42％，国土面积占26％，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50％，持有全球外汇总储备的四成多。高盛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到2050年金砖四国将全部进入世界前六位经济体的排行榜。
金砖国家经济规模年均增长速度快于全球平均速度。与此相应，新兴大国在国际贸易、金融、环境、能源等领域的影响也大幅度上升。这个现象标志着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世界权力正在转移。
这次危机证明，世界经济的增量主要来自新兴大国。有人预测，到2050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占世界的50％。这个预测在这次危机中得到部分证实。在全球经济衰退中，新兴大国成为世界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力量。其中又以亚洲新兴经济体最为突出。从长远看，金砖国家具有长期稳定增长的巨大潜力，它们拥有的人口、土地面积、市场容量、自然资源的相加之和都是数倍于目前的西方七国。新兴大国之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中具有较强的抗压性，除了它们的经济结构中虚拟经济比重较低以外，还在于它们的内需市场弹性很大，仅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人数就几乎与西方七国的总人口相当。而且新兴大国基本上处于工业化后期，与西方大国所处的后工业化阶段相比，其增量空间显然要大得多。
金砖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作用从边缘移到中心
正是这种对世界经济的支撑力和带动力，使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G20逐步取代G8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主体地位，从舞台边缘移到舞台中央。G20的构成本身说明，离开新兴大国的参与，任何当代全球问题都不可能找到解决的出路。新兴大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股权和投票比重提高近5个百分点，尽管没有“颠覆”美欧的统治地位，仍具有重要的指标性意义。以往的全球治理，主要是在西方大国之间展开磋商。但是，在金融危机后仅仅一年的时间里，西方七国就接受了G20作为全球治理的主要磋商平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飞跃。
新兴大国的集体崛起和世界权力的转移使G8陷入“合法性”和“效率”的双重危机。G8名义上是一个非正式国际组织，实际却是当今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真正核心。其成员构成反映的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国际力量结构，其代表性和合法性一直受到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因此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G8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新兴大国的参与，G8绝不可能再有效地管理全球经济和重新塑造全球化进程。
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1999年，G7财长会议首先倡议成立了G20，就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与新兴经济体进行磋商。后来又于2003年6月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G8峰会上，首次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南北领导人非正式对话会议。此后，在2005年的苏格兰鹰谷峰会和2006年的圣彼得堡峰会上，中国等新兴大国领导人也都应邀与会，就发展、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问题与G8首脑进行讨论。这些对话都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和好评。但问题是这些对话都是些临时性安排，完全取决于东道国领导人的意志。2004年美国主办G8峰会时就没有邀请中国等国家。再者，在议题设定方面，G8峰会主席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太多。这些都不利于G8整体利益的实现。要成为真正的全球治理中心，G8必须创建一种能够与新兴大国长期合作的机制。
在合作机制的建设上，G8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让哪些新兴国家一道参与全球治理；二是让这些国家以什么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G8与新兴大国建立的合作机制需要满足两个原则：一是能解决G8在全球治理方面效率低下的缺陷，可以充分应对全球挑战；二是能确保G8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西方国家让新兴大国参与其中只是为了让它们帮助分担责任，而不是为了让它们分享权利。美国接受G20并非出自本意，而是无奈之举。美国并不希望G8从此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化，它最终可能会接受C8扩大的设想。这又存在三种可能性：
一是只吸收中国和印度，或者中印巴三国。对西方国家来说，这种扩大方法可以有效提高G8的合法性和应对全球问题的效率。中、印、巴西三国基于自身与发展中国家集团的紧密关系和加入G8后处于弱势的前景，不会接受这种安排。
二是新兴大国全部吸收，并且加上埃及，甚至扩大至十六国集团或者直接与G20合并。相较于十三国集团或十四国集团，十六国集团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安排，这种扩大方式比较充分地照顾到了伊斯兰国家的感情。问题是十六国集团在成员数量上与G20已相当接近，在G20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再创造一个十六国集团似乎没有必要。
三是排除中国，吸收其他新兴大国。这种扩大方式纯粹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与美国前副总统切尼所倡导的“民主国家同盟”并无二致，不仅解决不了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效率问题，与西方国家力图将中国融合进现有国际体系的初衷相背。西方采取这种方式的可能性极低。
金砖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并走向机制化磋商
《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金砖国家的出现有其内在的产业逻辑，中国和印度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给能源大国俄罗斯和巴西注入资金，俄罗斯、中国和巴西的民航飞机组装业务促进了三国的经贸关系，而印度的软件业和服务业独具竞争力，工业品生产稍有落后。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印度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
在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新兴经济体内部仍没有形成自己主导对话机制。金砖国家需要机制化，从一个论坛发展成为能采取共同行动的一种机制。这种对话机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吸引更多新兴经济体国家加入，使之更具有代表性。从“金砖四国”的首次峰会到2011年的金砖国家峰会，反映了新兴大国不断上升的国际经济影响力和国际议题话语权。
金砖国家的机制化进程取决于它们在应对全球事务方面的共同利益。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均面临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对外贸易萎缩、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等问题。金融危机后，原本在新兴市场淘金的欧美资金迅速逃离。金砖四国的出口急剧下降，美元贬值使得四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股市下缩，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影响。金砖四国切实感受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金融危机的后果。因此，它们在促进稳定世界经济和金融形势、促进全球经济早日复苏、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方面，具有共同的利益。
金砖国家在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面具有相近立场。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新兴经济体在主要国际金融组织中代表权和话语权严重不足，导致这些组织难以对发达经济体进行全面、有效的国际监管，导致国际金融风险不断积累，今后仍有可能酿成再次冲击全球的金融海啸。因此，“金砖国家”都具有共同立场，要求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世界金融新秩序。金砖国家机制化的另一个基础就是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根据各自的资源和产业优势，它们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断扩大相互间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合作机制，就可能抵御市场风险、改变不合理的全球产业分工和价格体系。
金砖国家机制化的意义还在于，它们代表广大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和呼声，也为发展中经济体的更广泛合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金砖国家分别代表着不同区域以致大陆的经济增长极，如果把这些增长极的利益和作用协调起来，就可能为各个区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中小国家的发展也随之得到推动。
金砖国家峰会的连续召开将推动机制化进程。从叶卡捷琳堡峰会开始，金砖国家就已经形成了共同的全球治理目标。首先是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使其体现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其次是促进建立更稳定、更可预期、更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三是支持建立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多极世界；其四是以循序渐进、积极务实、开放透明的方式推动四国对话与合作机制形成。这些目标实际上是首次非西方国家正当利益在世界体系中得到保证的要求体现。
金砖国家之间金融货币合作机制正在逐步发展和形成之中。通过采用自己的货币进行支付，有利于走出贸易的低谷，减少美元汇率贬值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尽管各国持有的对方货币与美元相比有很多不便之处，但是，双方都非常希望到对方贸易伙伴国家进行投资。这样，贸易所带来的对方国家货币流入又与到对方国家投资的货币流出相平衡（贸易和投资所组成的双边国际收支平衡）。从总体上看，近期不会存在持久地、大量的对方货币盈余，也不会出现货币储备问题和金融投资功能问题。
金砖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仍受到结构性的限制
尽管如此，新兴大国仍未达到取代或超越西方七国的力量结构。真正的差距在于新兴大国的内部结构仍有严重缺陷。金砖国家仍具有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的特征，无论是经济社会结构还是政府治理结构，都存在着结构质量和可持续能力问题。例如，巴西经济对自然资源的高度依赖和投资能力不足，制约着巴西增长的均衡性；俄罗斯的财政和金融被世界能源价格所左右，而且国内市场秩序也不稳定；印度在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竞争力方面的差距明显，而其社会结构中仍保存着十分落后的要素；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度过高，而人民币还不能完全可兑换；经济总量规模巨大和经济质量处于低端的不平衡状态，成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制约条件。可以说，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程度越深，其内部结构的缺陷也将暴露得越充分，其改善内部治理的压力和动力也会更大。因此，在全球治理体系还处于西方大国主导的条件下，新兴大国不能不注意其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和内外两种治理之间的传导性和联动性。
还有若干因素可能阻碍金砖国家的机制化进程。一是新兴大国之间经济同构性导致相互竞争、互补性差，难以建构稳定有效的全球事务协商机制。二是新兴大国内部又分为“金砖四国”这样的“超级发展中大国”和印尼、南非、阿根廷、墨西哥等“二流发展中大国”，甚至在一个地区内存在着若干个相互竞争地区主导权的新兴大国，由此影响着这些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三是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金砖国家在东亚、南亚、南美、独联体和非洲都没有真正实现地区治理机制，这也影响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四是金砖国家在地缘政治上也存在着不利于机制化的因素。如地理上的过于相近可能导致地缘政治竞争，或地理上完全不相邻而导致在战略上难有共同目标，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差异也可能放大经济结构的差异和摩擦。
所谓金砖国家并不是西方话语里所想象的一个联合体，它的成员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GDP的水平不同，发展目标的诉求更不相同，但是金砖国家的最大共同点，就在于倡导更加民主和多元的国际经济体系。
金砖国家与西方七国共同构成未来全球治理体系
G20的构成表明全球治理开始呈现利益集团化的趋向。表面上G20是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板块构成，实际上是由G8（包括欧盟，但不包括俄罗斯）、金砖四国（包括俄罗斯）、其他国家三个主要板块组成。即使在每个板块内部和板块之间，又可以根据不同的议题分别组合成为不同的功能板块。例如，俄罗斯、巴西、沙特、澳大利亚是能源资源出口国，而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则是能源资源进口国，在全球能源资源分配上构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又如，在气候变暖的问题上，欧盟与日本构成较为激进的减排集团，而美国与中国可能结为相对保守的新能源集团。而在金融体系安排上，美国孤立地维护其美元既得利益，欧盟和金砖四国可能共同主张强化“超主权储备货币”。所有这些组合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全球治理的不同议题引发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组合。由此可知，在G20内部很难形成固定的传统国际政治意义上的盟国集团，却可能出现不固定的、由议题决定的各种利益组合。传统的东西方之间、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分野将趋于模糊，各种结盟政治的集团纽带将趋于松弛。这种趋势恰恰可以成为全球治理超越意识形态和制度差异的动因。同时，金砖国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峰会磋商机制。G20、G8、BRICS三个平台并存，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竞争，反映着国际体系变化的趋势。这不是某一个大国的崛起或衰落，也不是某个大国集团对抗另一个大国集团的传统格局，而是新老大国相互交叉、若干个全球磋商机制并存的新体系。这个体系变化的趋势可能不是“多极化”，而是“多元化”。按照总的趋势来看，新兴大国是其中最有上升空间的“元”。
在初步观察了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势和劣势之后，我们仍然对全球治理的发展前景持相对乐观的预测。其理由是，发达国家尽管不情愿但是毕竟承认了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同冷战时期以及冷战后初期的西方极其狂妄傲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说明西方大国至少不再公开排斥非西方大国进入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圈。而新兴大国也正在迅速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素质，并以此作为改进其内部治理结构的契机。这与历史上西方后起大国通过战争扩张来改变世界秩序、重新分配利益的两次大战经历也有很大不同。这样，全球治理体系的既得利益维护者和后来参与者之间，就有可能在共同构建新的治理机制的过程中实现新的力量和利益平衡。从长远看，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将取得更大的话语权、影响力和创制力是必然趋势。这并不是排挤和取代传统西方大国，新兴大国是在接受现存世界治理规则的背景下逐步改革旧治理体系，而不是“革命式”的颠覆现存全球治理体系。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相互适应，使全球问题得到逐步治理的过程，是当代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转型的最重要特征。
在此大背景下，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中坚，应以金融危机为契机，对内调整产业和经济结构以及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对外加强联合、资源整合主动积极参与到这种新秩序的重建进程，尤其是要站在制度建设参与者的高度去参与决策，谋求全球经济金融话语权，为自身海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以及更加稳定的国际经济地位奠定根本性的制度基础。
金砖国家的合作反映出了国际社会期待变革的愿望。从冷战之后，美国从一家独大到G8协调控制全球经济再到金砖国家崛起以及G20发挥作用，我们看到的正是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发展的过程。
【作者简介】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