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原题为Bear in a China Shop，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作者葛艺豪（Arthur Kroeber）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研究员。感谢译言网网友easeheart翻译。）

一次又一次，中国的发展让对它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蒙羞。他们宣称，中国独特的混合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既需要更多的市场手段作为补充，同时又被中共和大型国企所掌控－－将难以维系。当前，这种声音比以往更响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教授克尔·佩蒂斯先生，因对中国发展一向持怀疑态度而著称。他在今年3月份曾预言，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未来的10内年平均增速勉强高于3%”。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巴瑞·易臣格瑞在去年也警告说，中国会像其他一些曾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一样，一时间心力交瘁，经济增速变缓或裹足不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确实，中国存在很多问题。多年以来，单方面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靠成了显而易见的扩张和产能过剩。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萎靡不振，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这使得中国引以为豪的出口也出现下滑。与此同时，巨大的房地产泡沫开始漏风撒气，最新的经济数据也令人沮丧。2012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低于7%。4月的工业产出、电力生产、银行贷款和房产交易数值也明显下降。传奇般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要出大问题了？

问题还没那么严重。中国很可能将穿越这些浅滩，将在未来的8年内保持7%左右的年增长率，并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这虽然比10%的历史增长速度慢了很多，但依然平稳。不太确定的是，中共素来只做不说，腐败缠身，是否有能力让经济增长变得公平、惠民和公正。未来10年中国更可能出现的不是经济崩溃，而是经济依然强劲，而社会将冲突不断和动荡不安。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二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的“追赶型增长”模式非常相似。“追赶型增长”理论依据是，穷国可以通过模仿和广泛引进技术明显接近富国的收入水平。举个例子，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通过仿制像汽车、手表、相机等产品，产生了像丰田、尼康和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实现“追赶型增长”需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政策，对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集中投入，以及牢牢控制金融系统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及出口服务，而不是实现金融自身利润的最大化。

中国的“追赶”阶段还远未结束。中国已经掌握基本工业原料和消费产品的生产，但向复杂机械和高技术产品的进军才刚刚开始。201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0%左右。多种测算表明，今天的中国经济水平相当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日本和1980年前后的韩国和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又经历了另一个10年甚至20年的迅速增长。既然经济体制都具有相似性，中国也不会例外。

对追赶型增长国家来说，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源的调集，而不是资源的利用率。这是富裕国家增长缓慢的最重要的原因。从以往的数据看，中国每年三分之二的GDP增长实际来自于资本和劳动力增益。这些增益主要是通过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大量转移劳动力，以及增加工人做工所需的资本投入（例如机器和软件）来实现的。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增长来自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像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已经有充足的资金和现代产业工人，情况则恰恰相反。大约三分之二的增长是通过提高资源使用率来实现的，只有三分之一来自劳动力或资本增益。由于受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资源使用的高效率这一固有观念的影响，富裕国家的分析家们来到中国，看到到处都是浪费和缺乏效率，从而断定中国的发展必然是不稳固的。他们只看见了树木，没有看到森林：这种体制在调集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克服了边际效用问题。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逐渐地到达拐点－－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现代产业之中，资金的投入也基本可以满足产业发展所需。一旦到达了那个拐点，经济增速就会很快降下来。那些没有成功实现从资源调集到资源高效利用这一艰难转型的国家（想想拉丁美洲），人均GDP的增速也慢慢减缓，最终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些国家也为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所困，在依赖资源调集时期收入差距会越拉越大，而在依赖资源的高效使用时期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的趋势。有些人担心中国已经处在悬崖的边缘，过去的10年中国已积聚了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但是，有些数据并不支持这种悲观的看法。首先，中国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中国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仍在从事农业，其他东北亚经济体在这个数字降到五分之一以下才开始明显放慢增长。中国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尽管这几年中国大兴土木，但中国的固定资产存量，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和工厂，与经济发展和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富裕国家的特点是资产存量一般是当年GDP总量的三倍多一点。中国的固定资产存量相当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日本，不抵1930年美国固定资产存量的三分之一。中国仍需要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仍可部分地依赖于投资拉动，尽管由投资拉动为主向消费拉动为主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中国能够接受资本赤字的一个例证就是房地产。美国房地产泡沫的伤痛记忆犹新，因此一些观察者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更加可怕。对金融危机著述颇丰的罗伯特·阿里伯先生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今年1月将“彻底难以为继”。这种情况确实存在：自2005年以来，土地和房屋价格直线上升，许多城市的郊区都星罗棋布着大量的空置房。

但是中国的房地产状况和美国的房地产状况有着天壤之别。美国的地产泡沫主要因为太多的借贷（房屋市场估值的95%甚至更多都来自抵押贷款）。这使得房屋价格的上涨远远偏离了40年前那种健康发展的轨道，房屋建造的数量也远远超出有支付能力的家庭数量。在中国，抵押贷款规模适度：价格的上涨主要来源于新兴市场的一次性增长，并没有背离房地产供求的发展趋势，质量上乘的房屋数量依然严重短缺。

来自中国龙洲经济房地产公司的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房屋平均首付金比例在60%左右，合法的最低首付金比例也在20%到30%之间。这和美国的次级贷款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也不可同日而语。房屋价格的快速上涨，部分是的是由于它们在2000年之前被人为地压低了，当时绝大多数的房屋都是政府统一分配的福利房，不存在商品房市场。过去10年中国大量的房屋价格的增值仅仅是市场不断满足潜在的现实居住需求的结果。尽管文章报道了存在大量空置楼盘的“鬼城”，但更突出的现实是正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依然房屋供给不足，这与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典型性表现背道而驰。

中国城市中约在两亿两千五百万个家庭，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家庭居住在没有配备厨房和厕所的房子里。这就像整个印度尼西亚都住在厂房里，建筑工地的临时帐篷里，地下防空洞里，或者是市郊的棚户区里。在未来的二十多年里，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还会有3亿人――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现在到2030年，为这些新增城镇居民提供住房，缓解目前供给不足以及旧城改造，中国仍然需要每年建造1000万套房子。2000年至2010年间，中国实际每年完成住房建设只有700万套，因此还需要进行大量的住房建设。与之配套的大量基础设施，像电厂、煤气和自来水供应以及航空货运设施，也需要同步跟进。

然而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折射出中国存在的真正问题：不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而是严重的分配不公。严重的房屋供给不足和为新兴权贵建造的大量空置豪宅并存。尽管绝大多数中国人从经济发展中受益，但上层集团从中获得的利益几乎是掠夺性的――单单依靠官商勾结，他们就可以从土地供应，基建贪腐及证券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大量财富。中国经济学家王小鲁（音译）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2%的最富有家庭收入之和竟然相当于全国35%的普通城市家庭的收入总和。一小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处于垄断地位，可以从国有银行轻易获得大量低息贷款，圈钱几乎不受限制。中国的国有银行2011年实现了1650亿美元的巨额盈利。中国的私营企业，创造了几乎全部的生产能力和劳动力就业，却获利微薄且饱受歧视。

根源在于缺乏公正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控制着资源的分配。它的官员实际上可以免受法律的制裁，除非已经受到了不透明的内部纪律的处分。偶尔的也会有高官因为贪腐下台，像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但这些案件仅仅是上层权贵的斗争，并不能根本消除腐败。用不了几年，中国就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但如果它不能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它将依然是一个二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