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87年，美国思想家雅可比（Russell Jacoby）出版《最后的知识分子们，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为知识分子唱出挽歌，并提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新概念后，“知识分子论”即开始快速扩张，成了当代显学之一，这方面的着作近年来持续不断，雅可比教授本人则在1989年出版《乌托邦的终结——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为他的理论暂时划下句点。
根据雅可比教授的论点，当代由于社会改变，大学扩张、学术琐碎化与明星化，战前那种以办杂志为基地，直接与人民互动而形成的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而校园内的知识分子，则囿于学术的量化生产，以及学术例行活动的频繁，加上当代的多元异质，已无法再为整个世界探索新的整体意义，于是思想日益餖飣散漫，琐碎而自以为是的种种拗口术语大盛，虚假而艰涩的激烈言词蔓延，举例而言，当代校园知识分子开口闭口“颠覆”，但究竟“颠覆”了什么？当知识分子在琐碎问题上用尽力量提出华丽的论说，却对重大问题保持缄默，这不正是雅可比所谓的“零售清醒，批发疯狂”，用近视（Myopia）取代了理想国（Utopia）吗？
而在近年来对知识分子反思的众多着作里，2004年又增加了当代美国新锐思想家富瑞迪（Frank Furedi）所着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部言简辞深、态度猛烈的着作出版后，曾在美国引发极大的讨论。该书就整体意义而言，可说是对当代知识分子社群，包括人文知识研究，活动，以及人文教育所做的生态总调查和总批判，它列出的知识分子“平庸化”、“弱智化”、“琐碎化”、“媚俗化”，不但对欧美，甚至对包括了台湾的全球，都是有如暮鼓晨钟的当头棒喝。这部非常纲领式的着作，其实也等于是对当今世界在缺乏了愿景之后，日趋疏离、平庸、苟且、因而加速沉沦败坏，而不公不义之事也大量出现的乱象，做了极佳的注脚。
无论西方和东方，在漫长的历史中，人文知识分子始终扮演着极重要的“人文关怀”的角色，在温和的部分，它是人间价值的守门人，维系着公私领域的价值与品质，而在激进的部分，它则表现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介入和参与上，西方的启蒙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即由此而展开。尽管从19世纪开始，即有对启蒙理性主义提出质疑的反理性主义思想，但它始终无法改变人们对进步的憧憬。
不过，这种反启蒙、反理性的思想，终于在苏联瓦解后以排山倒海的方式全面展开，并结合了过去和现在的其他因素而表现为：
─以俄国的失败，加上诸如德国海德格、施密特等人曾支持纳粹的例证，整个否定了知识分子的文化及政治功能，并强调“理性即疯狂”的诡谲性。这种反理性、反启蒙的主张，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角色无疑的具有极大的吓阻作用。
─随着大众媒体的快速兴起，“意义”已在日益滋生下变得日益被稀释，由于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能力探索出新的意义，于是带有虚无性格的价值相对主义遂从哲学这个领域向所有人文项目蔓延。相对主义侵蚀掉了知识分子价值守门的角色和信用，这使得启蒙成了知识分子的菁英主义残余，在这个时代再说启蒙进步，不但不像以前那样受到尊敬，反而会招致恶评。在阻力如此巨大之下，知识分子已开始往各个小领域转进，搔首弄姿的在小观念上发挥创意，而于攸关天下苍生的大事则束手旁观。校园知识分子在环境恶化下所表现的种种弱智化、自我耽溺化，的确已成了当代人文领域的一种奇特、扭曲、有如时空错置的风景。
─在理想、愿景、批判等皆失去位置的时代，整个社会遂往工具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媚俗方向发展。世界已被拉平成了无纵深、无差别，无更好更坏的混沌体，金钱和政治权力遂有了可以恣意成长的空间。这种虚无性也影响到知识分子和大众社群，不再相信知识的权威，由于没有愿景而畏惧变化，知识分子和人文教育在消费主义的市场引导下，向大众的好奇心谄媚逢迎，变成现状下的顺从之士，一切都因此而日益平庸，生命则简化成了富裕时代无目的、无意义的活着。
因此，富瑞迪教授所指出的“平庸化”、“弱智化”、“媚俗化”、“琐碎化”，虽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却的确是一种新的普世现象。它造成了整体的冷漠与疏离。他在书中指出，这种情况显示在投票率的愈来愈低上（例如1960年美国大选仍有62.5％投票率，1988年己降为51％），还相信政府及政治人物的，1952年时高达75％，现在已降到30％以下，1996年认为官员不讲实话的竟然高达64％。冷漠、无奈、犬儒、温驯、无力感，已成了知识分子失位后世界性的“孤寂”。2004年美国大选后曾做过研究，大学院校教职员对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度为7比2。报纸读者阶层则为2比1，但到大众投票时却反转成了略小于一对略大于一。这样的数字就是知识分子与大众断裂，知识分子彻底边缘化的表徵，这也是西方知识分子社群普遍认为自从法国思想家沙特逝世后，所谓的大型知识分子即已宣告结束，近代一些在知识分子社群里享有极高地位的诸如杭士基、萨伊德等，他们在大社会里，可能还抵不上一个三线的演员或歌星。
知识分子乃是一种角色，他们尽管不富裕，但传统上，也正是透过知识分子的连结功能，社会的价值与愿景才得以维系，并让社会成为一个有机体，有当知识分子沦为边缘化，社会的有机体特性消失，它就难免沦为英国前首相柴契尔夫人所说的：“没有社会这样的东西。”“这是个别无选择的世界。”当今的西方，人们由社区撤退到家庭，公众事务却日益乏人关切，因而显得更加无序。这时候，社会既有的权力体和政党公司，反而有了恣意而为的空间。从这个意义而言，世间的冲突日深，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人间的不平更增，政治及民主的品质也日趋下降，甚至被认为相当古老的贪污腐化也都开始趋于张狂，这些现象当然也就不难明了了。
也正因此，在这个“知识分子论”角度成为显学的时代，它其实也等于是西方社会已警惕到了这种危机，开始期盼另一个知识分子时代的到来。我们当然不能否认，过去的确有过知识分子以倒砌金字塔的方式，要在人间建造出不可能的理想国的意识形态景观，也的确有过许多知识分子曾为不公不义的邪恶张目之教训，但这都不足为否定知识分子角色的理由，而只应成为知识分子本身的警惕，并做为再出发的借镜。这也就是说，如何的不好高鹜远，至少扮演好批判的以及愿景功能，已成了知识分子必须深刻反省的第一步。而不耽溺在琐碎的小观念中，努力的克服相对主义的思想障碍，尝试为世界寻找出新的意义，乃是让知识分子社群重新出现的第一步，否则整个人类社会即难免在日益加深的体制化里，成为体制里的命定螺丝钉。
“知识分子论”近年来正快速的发展中，可惜的是这方面的讨论，在我们社会里被引进的并不太多，理解得也不周全，因而富瑞迪这部在英美曾引起相当争论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倒不妨成为我们社会关切人文者的一个新起点，近年来的台湾，在社会现象及问题徵候上已来愈和西方同步，政治与社会的恶化，人文精神的荡然，自私自利与贪赃枉法则日趋普遍，而我们的知识分子面对这些危机，也同样显示出被边缘化或自动边缘化的趋势，甚至还非常严重的出现双重标准。知识分子的失位失责，将会让一个社会失去自我检视修正的能力而让问题一发不可收拾，今天我们又怎能不和西方一样，去问同样的问题呢？─台湾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来源: 《思想》第四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