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联为师的中国，按照苏联模式创建了一所属于中共和新政权自己的大学。从战争年代步入和平时期，它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出一大批接管上层建筑的管理干部。
1950年10月3日，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院子，3000多名青年学生安静地坐在小马扎上，等待着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大学的诞生。
这个在近代中国历经大场面的古老院落，曾经是满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袁世凯的总统府这里开张、段祺瑞的执政府设在此处。
这一天，原段祺瑞执政府大楼的西侧，搭上了一尺多高的木板戏台，主席台上正中坐着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朱德，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苏联顾问安德里昂诺夫，政府副主席张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等人。台下坐着数千名师生以及来自少数民族的代表--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第一届开学典礼。
刘少奇开宗明义地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新中国办起来的第一个新型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
“上大学就要上人大”
1948年春天，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到西柏坡去见周恩来，看到周恩来桌上放着一二十面彩色国旗样稿，他意识到，中央已在做建国的准备了。周恩来此次约见成仿吾，告诉他为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国家需要培养大量干部，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扩大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
华北大学是按共产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建立的大学，快速培养干部队伍，是中共1948年在西柏坡时就制定的教育规划。
1948年10月间，在华北大学研究生班攻读马列理论的高放得到通知，设在正定县的华北大学准备进京了。华北大学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所解放区大学合并而成，是解放区的最高学府、中共管理人才的培训基地，22岁的高放得到的通知是，华大进京，接管旧大学。
半年后的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
建立新政权，急需按共产党的理论来创办属于自己的大学，培养大批懂得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懂技术和管理的新型人才。1949年6月，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秘密访苏时向斯大林提出：“我们想请苏联政府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它类似于过去的中国劳动大学，来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所必需的干部。一开始，在这个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可达1000名。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沈志华《关于1949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斯大林看过这份报告后，还在“这个学校中可设置下列各系”的旁边，划了着重线，从此后斯大林对人大科系设置的指导来看，他对刘少奇的想法的确经过一番思考。
毛泽东在7月25日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表示赞同他的提法。
刘少奇将毛泽东的电报原文转交斯大林：“一、我们同意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中国学校，并同意系的划分和要讲授的课程。我们正好也需要向苏联学习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原理、各工作部门的体制，所以创建这样的学校是极为必需的……二、我们同意派一些同志到苏联去参观，以便在那里看一看和进行学习，并获取经验。参观可以现在就开始进行……”
对此，斯大林的反应是积极的，他回复说：“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
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可由苏联提供专家和教授，帮助中国建立一所建设人才和管理干部的新型正规大学，学校就设在北平。8月7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王稼祥：同意“中国大学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
原拟定由华北大学来接管的旧大学，交给军管会接管了。华北大学又有了新的政治使命。这所由中苏两国首脑商洽、并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设在首都的大学，有一个响亮的校名：“中国人民大学”。
这所大学里的年轻人被一个时代所羡慕，听说1947年离校的高放又回北平了，他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纷纷跑到华北大学铁狮子胡同一号的华大二部来看这位学习助理员（相当于助教）。高放那一身灰色的土布军装，成了当时最令热血青年向往的装束。当时流行的一首歌中唱道：“上大学就要上人大”。
这所备受热血青年憧憬的大学，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是唯一被允许通过金水桥主桥经过天安门的学校。华大的学生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是以“人民万岁”作答，而是提名道姓地高喊“华北大学的同志们万岁”。
1949年11月12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人民大学筹备情况。他说“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及王明、谢老之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来成立人民大学。”
以苏为师
政治局随后作出《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合并由朝阳大学改组的中国政治大学，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抽调部分干部，创立中国人民大学。这是一所以莫斯科大学为样板组建而成的新型大学。教育方针应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
然而，苏联经验与人民大学第一个迥异之处在于，莫斯科大学建于1755年，在沙俄时期已打下雄厚基础，“十月革命”后列宁不惜财力继续支持。建立一所中国的莫斯科大学，所需要的人财物力都不是刚刚建政的中央政府一时能解决的。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由于经费紧张，把人民大学建成莫斯科大学的宏愿也就暂停了。后来，就连最初批给人民大学的5000亩地，落实在人大脚下的还不足1000亩，这使得建校60年之时，人大不幸成了全国面积最小的综合性大学。
但无论如何，人大初期，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东吴大学等著名旧大学投奔华北大学，并与华大一同进城的知识分子，都对于将人大建成莫斯科大学的宏图深信不疑。
和高放一样，区队长宋涛、副队长陈共、招生办钟宇人、艾思奇学术秘书肖前等都是教会学校或旧大学出身，并随华北大学迁入北京，又转为人民大学教师的。
人大尚未正式成立，以苏为师的前奏已然吹响。1949年9月15日副校长成仿吾传达了中央指示：确定华北大学要为组建新型正规大学做准备。学校决定成立俄文大队。从南京中央大学投奔华大的钟宇人，英文成绩尤其突出，被调入俄文大队俄专班。28日，拥有500多名学生的俄文大队举行开班典礼，这个班的成立正是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做准备。
招生工作也渐次展开。
1950年1月3日，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对人民大学生源提出要求“劳动英雄、生产模范和生产中的积极分子、技术工人和熟练工人，以及有管理经验的职员”，这一年，本科招生882名，各地必须保证本科生的圆满成功。
斯大林对这所人民的大学提出的建议是：培养国家急需要的财经政法人才。没有上层建筑怎么接管全中国？所以在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当口，与财经相关的系特别多。
人民大学最初设置的八个系中，五个与财政经济有关，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足见中国对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这些系的设置完全按照苏联。
由于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取消了政治系，所以，人民大学也没有政治系。在人大，与政法相关的系，对外是外交，对内是法律。
为了在短时期内迅速培养出一批管理干部，大批的调干生走进这所人民的大学。调干生个个都是根正苗红--其中一项条件是，必须有三年以上党龄。有位领导干部带了自己的警卫员来上学，警卫员到校后就在人大警卫班担任了工作。
不少学生的年龄比人大教师还大，20多岁的王思治给学生上档案课时，下面坐着的一些调干生还带着“老八路”的作风，上课时跷着脚，下了课跟老师要烟抽，师生之间没太多讲究，都很随便。
1950年秋，人大已经有了41个教研室。高放所在的马列主义基础教室和另外7个教研室政治经济、中国革命史、俄文、体育、教学法、汉语、数学等是非系属的，负责全校的公共课教学。公共课教学的方式，完全照搬苏联大学的教学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费占1950年全部教育经费的1/5。来这里上学的学生不用交学费，人大师生仍然像战时一样，享有供给制，供给制虽然没有工资收入，但能够保障师生们食宿无虞，能够安心学习和工作。
现学现教
高放所在的马列基础教研室来了三位苏联专家，50多岁的莱米卓维奇是位高个子的教授；40来岁的阿芙节伊是女老师，她的丈夫牺牲在“卫国战争”中；和她年龄相仿的高尔里诺夫是他们的组长。他们是第一批来到马列基础教研室的苏联专家，这个教研室先后来过10位苏联专家。
1950年9月起，和莱米卓维奇他们一同来到人民大学的，还有37位苏联专家，最早的6月份就到岗了。另外12位分配在北京其他高等院校。每位专家在人大工作大约一两年，在整个1950年代，人大共有苏联专家98位。
苏联老师都是西装革履，阿芙节伊老师穿着呢料裙子来上课，身上喷着香水，这令她的中国学生既惊讶又欣喜。当时中国的男女师生都是穿土布衣裳、纳底布鞋。生活上巨大的差距，并不被学生们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也正是中国人民要努力奋斗的方向。
不仅衣食住行差别巨大，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也显示出中苏两国之间观念的不同。有次高尔里诺夫到东四九条去讲课，在路上看到拉车的人力车夫，他说自己心里很难过，当时苏联革命胜利已经30多年了，工业发达，汽车早已代替了人力车。高尔里诺夫老师对高放说，希望中国能大力发展工业，人力车是不人道的、不平等的。
莱米卓维奇他们住在铁一号人大校总部西边不远处的欧阳予倩故居，乘小汽车到东四九条11号给高放他们上课，这里原是一处被没收的官僚的住宅，现在也属于人民大学了。
苏联专家为人民大学教师授课，一般每周一到两次，由翻译从中口译。课程包括联共（布）党史等。人大的教师听过课后，还要查看原典、经过消化和吸收，在备课时联系上中国的实际，每一段理论都要联系一个实际，以便学员们理解。
人民大学的办学方针中明确规定了两条：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密切联系中国实际。全校9个系，14个专业的教学计划，基本上是以苏联相应的教学计划为蓝本，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编制的。
建校的头几年，除了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基础课，大部分课程都是在苏联教材或苏联专家为人大编写的教学大纲和讲义的基础完善而成的。
中国教师在备课时被要求联系中国实际。比如，苏联专家讲课时说，已经实现工业现代化的苏联，在工厂实行厂长负责制。在对中国的本科生和培训生讲这段课时，中国教师就不能照搬列宁提出的厂长负责制，而是要加上在中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人大的教师采取集体备课的方式，这种备课方式也是由苏联学来的。集体备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把在苏联专家课堂上没有听懂的问题弄明白。财政系会计教研室青年教师陈共，无法理解翻译口中的“沉重的工业”，事实上，翻译也并不清楚，这个词其实就是“重工业”。因此，更别提“借”和“贷”这样的专业词汇了。好在从华北大学一起进京的，还有一些1949年前当过会计的老教员，陈共从他们那里，才能补齐专业知识，自己再想通了，才去传授给年纪比自己大的学生们。
苏联专家一般在中国工作一年左右，在人大工作时间较长的凯列，从1952年初，一直工作到1954年7月。在凯列的参与下，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教研室”。凯列早年参加过卫国战争，1938年进莫斯科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学专业。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讲授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马列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介绍等课程。后者包括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不仅在人大是教科书，也是全社会的哲学公共教材，国家干部几乎人手一册。
中国苏俄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安启念称凯列“事实上是中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奠基人，直到今天为止，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哲学家，几乎都是凯列的学生或者学生的学生”。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人民大学总务处最高苏联顾问库德里亚夫采夫，在人大建校一周年之际，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远见，然后他直接指出了苏联老师的作用，认为人民大学办学的成功，是因为“你们有力地采用了布尔什维克式的做事方式”，“你们的成功还缘于你们将苏联经验与中国经验频繁和持续地结合，这将会把你们从最低层发展到最高层的进程缩短”。(沈志华、李滨《脆弱的联盟》)
在苏联专家参与人民大学创建的几年时间里，他们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像“毫无怨言的超人”。
中国方面，在与苏联专家的合作中，严格贯彻刘少奇的指示。这一指示被人民大学的教师们简要地记录为两句话：“不能与苏联专家意见不一”和“有理扁担三，无理三扁担”。只要与苏联专家发生矛盾，不管中方人员对苏联专家理论的反驳是对是错，扁担总要打在中方人员身上。因此，处理好中苏关系的责任，都系于中国一方。
高放从小在一所有着英美教育传统，但又允许学生不入教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1946年他考入深具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北京大学。这些教育经历使他对于苏联专家的理论和观点，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
在跟莱米卓维奇学习联共（布）党史那段时间，他提出过一连串令苏联的马列专家不快的问题，比如，经济派、孟什维克的首领算不算革命家？后来有没有变成布尔什维克的？批托洛茨基派的《八十三人政纲》，那么这个政纲是什么内容？能不能让我们读一读，辨识一下托派错在哪里？
像凯列一样，莱米卓维奇也是位宽容的长者，虽然他对于高放这样在经典文献中挑毛病的思维有些不愉快，但并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这位24岁的中国教师。他反问道：你为什么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感兴趣？
然而，并非所有向苏联专家提问或挑战的中方人员，都能如此幸运。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台的行政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检查补充报告（草案）》，以及1954年出台的《中国人民大学系、教研室专家工作制度暂行规定（草案）》，都是为了防止中方人员提出质疑性强的问题，以避免傲慢的苏联专家觉得受到挑战或刺激。
校方规定，不礼貌的问题和质问，一律不翻译；苏联专家使用侮辱性语言时，译员同样不得翻译。于是，在译员拒绝翻译或没有准确表达双方的意见时，中苏双方都会指责译员“捉弄人”。
校方为了调解双方的矛盾，会将引起矛盾的责任推在中国翻译身上，怪他们“捉弄”专家，导致误解使专家恼怒。这一做法使翻译成为一种带有风险的工作。（李滨《苏联专家参与人民大学创建》）
由这些规定的出台可以看出，侮辱性的语言是存在的，双方的矛盾有时也未因译员的隐忍而消除，相反，矛盾甚至会集中激化在译员身上。
对于苏联专家的政策，一直到1954年以后才有了些许调整。
身在“一边倒”之中的中国人，并未感觉出中苏关系中一些微妙的地方，而早在1949年就被清华大学选送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系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王传纶，因在《苏联研究》杂志从事助理编辑和研究工作，接触到来自苏联的官方文件、文献以及斯大林时期清洗联共党内的案件比较多，因此，已经对苏联在政治上以及计划经济效率低的问题、斯大林的各种问题产生了考虑。只是此时，王传纶与中国人民大学尚无关系。
高教部从1954年开始调整对苏联专家的政策，要求恢复与专家关系的平衡，既不否决专家建议（被批判为“保守主义”或“经验主义”的态度），也不过分依赖它（“教条主义”）。随后，人大行政管理处也开始将苏联专家的学术活动详情，一年两次写成报告提交高教部。这种对苏联专家的工作带有批判性的方法在继续并激化，最终发展为对在某些政治思想敏感区域工作的苏联专家产生怀疑。（李滨《苏联专家参与人民大学的创建》）
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放弃通才教育培养专才的指导方针，在创建人大的同时，也贯彻到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刘少奇曾在一次讲话中批评了旧大学通才教育中学非所用的现象。成仿吾记得刘少奇特地举了他和鲁迅的例子，成仿吾曾在日本是学兵工，鲁迅是学医，结果都成了文学家。刘少奇说，人民大学就要克服这些缺点，我们学什么将来就要做什么。
培养实用型人才，是人大和所有大学的当务之急。
1952年院系调整，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个学校搞财经的教师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财经学院，一年后，中央决定将中央财经学院全部合并到人民大学。这样，早年在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的老知识分子，也并到人大来，充实了人大的班底。
出于加强经济学方面的需要，被取消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部分人马并入人民大学合作经济系。山西大学会计学专业在1953年8月，并入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
1953年9月，中央财经学院劳动经济系专修科和保险专修科，并入人民大学。
除了照单全收其他学校成熟建制的院系，人民大学也不断新建学科和专业。1954年成立的农业经济系。
同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安岗接到胡乔木的电话，要他去组建人民大学新闻专业，次年成立了人大新闻系。人大新闻系成立3年之后，持续进行的院系调整于1958年将包含了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在内的、师资雄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连教师带学生、包括图书资料整个建制地搬入了人大。
这一时期，得到加强的不仅有人民的大学，还有人民的中学。1953年8月，为与社会快速的发展相适应，华北工农速成中学，合并到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10月，一串在响彻全国的名字，陆续在这个学校注册，他们中间，有创造“郝建秀工作法”的纺纱女工郝建秀、战斗英雄周天才、战士作家高玉宝、劳动模范杭佩兰。工农速成中学教务副主任是留美回国的唐孝纯，她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专业，就是成人教育专业。
这些名冠全国的优秀分子，将在三年内学完六年的中学课程，并跨入大学阶段的学习。等待他们的，正是这所从战争年代走来，具有速成和专才培养经验的人民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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