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中共在安源路矿的经营活动，在经济上帮助了工人，也为自己筹集了大量资金，在政治上取得了罢工的胜利，重要的是，为中共此后历次工运提供了一个经济政治双丰收的样板。

1921年底，江西西部15万人口的安源小城里，先后来了几位湖南口音的年轻书生。他们从湘东过境而来，悄悄地住进了有着13000名矿工的安源路矿。早在1898年，德国人和日本人就在安源开矿。

这里有大量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及产业工人比农民手中更为自由支配的现金，使这里成为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工运最早的落脚点之一。发动工运，既需要组织严密、纪律性强的人群，又需要有资金的支撑。

46年后的1967年10月，一幅描绘其中一位年轻人来到安源的油画，红遍大江南北，被印制了9亿张，这个印数，超过了1967年7.6亿的中国人口数量。

画面上这位名叫毛泽东的青年，身穿灰色长袍，右手执红色油纸伞沿着铁路走到了安源，一进小镇就脱去了长衫，悄悄地住进八方井44号一个工人聚居地，他甚至还下过总巷平矿井。

时值中共“一大”刚开过，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湘区区委书记。这次，他到安源的任务，是来考察路矿工人所处的环境：“五四”对此地毫无影响，24座教堂和一个小诊所，在这里体现着基督教的痕迹。

办学不如办俱乐部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派到安源考察的几位年轻人中，除了手拿红色油纸伞的毛泽东外，还有一位著名人物，叫李隆郅。由于他的名字比划复杂，工人不容易记住，他就把名字改成了好写好记的“李立三”。李立三才21岁，出身破落地主家庭的他比毛泽东小6岁，刚勤工俭学从巴黎回国，身上带着翻砂工的精壮和朴实。

毛泽东和李立三考察的结果是，安源井下工人一天收入两毛三，扣除工头所得，一天才挣一毛多钱。工头还通过多报人数的方法增加自己的收入，而多报人数所增加的工作量，就必须由实际下井的矿工来承担。因此，工人每天井下操作14个小时，一个月才五六块钱收入。工头一个月却能得六七百块。

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办工人补习学校，启发工人联合起来反抗压迫。

学师范的毛泽东为了推广他的观念，见到工人就走上前去，告诉人家不要信天命。他和李立三还想给工人送去知识和文化，给工人子弟办免费学校，这一举措受到工人欢迎。

为了接近工人并得到工人支持，李立三主持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时，中共在各地组织工会，都采用“俱乐部”这个外来词做工会的名称。（《中共萍乡地方史》）

李立三提出了工人俱乐部的口号“联络感情、交换知识”，却没有得到工人的青睐，他们的感情可以在小酒馆里联络，用不着去俱乐部。

1922年7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成立，李立三任经理。这次，他写了14个朴素实在的字“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以买到便宜货”。

中共领导的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开张了。社员只有30人，最初的集资不到百元。

说它是第一个工人股份制企业，是因为它由工人和补习学校共同凑钱得来。有的工人只有铜板，就出铜板，还有些出得起光洋的，就出光洋。另外，每人须交会费1个铜板。

一位长圆大脸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被湖南省委派到安源工人俱乐部任经济股股长和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他叫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比毛泽东小3岁。

毛泽民的生意经是，重新募股以扩大资本，不仅增加新股东，还要给股东更大的经济实惠，让矿工既能分红又能买到比安源1500多家商店都便宜的商品。没想到工人得到了实惠的同时，周边商家也来抢购便宜货，坐等时机高价出手。毛泽民又不能就此关门，于是想出了一个给工人家庭发放“购物证”的办法，这应该是中共历史上最早的“凭票供应”了。有了购物证，刹住了抢购风潮，还令对手压货蚀本。俱乐部的经营站稳了脚，工人也得到不少实惠。毛泽民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合作社的意义与利益已深深地印在工人们的脑筋中了。”（马祥林《红色账簿1921-1927》）

三个年轻人

毛泽民最简单初级的股份制，让工人感受到了在经济上应得的最基本的权利，此时，俱乐部主任李立三还在补习学校当老师，他给工人们讲的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路矿当局也发现了这种变化，副矿长舒楚生到俱乐部来表示，要给俱乐部津贴经费。在工人看来，这就是当局心虚了，同时也让工人们对俱乐部更加信任，认为俱乐部就是代表工人说话的。

俱乐部主任李立三果然站出来替工人说话了：偿清拖欠工资，否则就罢工。矿方认为价码太高不能答应，李立三就把这个答复广为扩散，在工人中引起强烈不满。

为了支持这次罢工，中共湘区党委派来了毛泽东，以及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处的刘少奇。刘少奇这一年24岁，是一位家庭出身良好，在莫斯科学习过马列主义的瘦高个子。三人一同敲定了俱乐部领导罢工计划和实施细则。复工条件从偿清欠款等3项，变成了既有经济要求，又有权利要求的17项。然后，毛回湘区党委汇报，刘留在安源协助李立三。

工人齐心是罢工胜利的基础，但在俱乐部登记的700多工人，人数还不到矿山工人总数的十分之一。李立三出面找到安源洪帮首领，请他在罢工期间关闭大烟馆、赌场，保证不发生抢劫事件。在洪帮看来，李立三也是手下几百名弟兄的大佬，生意做得又好，能看得起他，请他相助，他自然是答应的。

由俱乐部出资印刷了李立三的《罢工宣言》，张贴在安源的繁华街巷，揭示矿工生活之艰难，以取得市民的同情，说明罢工是因为被压迫，并无他人唆使。具体条件如补发所欠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矿难遇难者由矿方买“天字号”棺木入殓，给家属发三年抚恤，下井工提高50%收入，日工资不足四角者须增加一角等。公布出来复工17项条款，是为了让大家评评理。到底是工人要求高了，还是资方太苛刻。

宣言还要求将俱乐部改为工会，矿方出资1万元建工会办公场所，每月给工会拨200元活动经费，开除工人要经工会同意。

这份宣言还同时递给了管辖安源的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以及路矿当局，他们如果想调商的话，派出正式代表与刘少奇接洽。

罢工获胜

1922年9月14日凌晨2时，罢工开始。这一天的长沙《大公报》上，刊出了《安源工人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的罢工通电》，通电说，“萍矿工人每日工资少者仅二百文，无法生活，只好停工。”（《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为了保证罢工期间矿工的生活不受影响，俱乐部事先准备好经费和日用物资，包括俱乐部经营所得的资金、俱乐部库存和各地工人捐款。不取得胜利，决不能复工，否则会前功尽弃。但是罢工也不能拖得太长，太长了资金和物资储备就不够了。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会计股经济状况报告表二》中，“罢工期间费用”一栏，记着“洋一百二十六元，又钱一串二百六十文”。（《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

事实上，首先挺不住的是路矿当局，没人挖煤了，汉冶萍总公司下属的炼焦厂和钢铁厂都受到影响，在总公司的压力下，路矿当局找到商会做中间人，要求俱乐部先复工再谈判。刘少奇的回复是“恐万不能解决”。

不得已，路矿当局亲自出面给李立三下了请帖，当面谈判。几轮磋商后，由刘少奇代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达成13项协议，除多项经济赔付外，还承认了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利，以及其涉及工人权利的内容。罢工在第5天取得胜利。

政治红利和经济红利

罢工胜利后经济收益猛增，每月矿局要给俱乐部1000元津贴，路局给100元津贴，工会会费480元，合计每月收入1580元。工人的劳动安全和经济收入也有了保障，工人子弟小学免费为他们培养孩子，小学老师月薪30元，比长沙和南昌同业的收入还高。

政治红利更是巨大：罢工前只有700多人的俱乐部，罢工胜利后有1万多工人加入，每人拿一天工资做入部费，共收入部费1700元。工人入部后还须按月交一定数额的常月费，俱乐部每月可收常月费400元。1922年底所发夹薪，一半归工人，一半做俱乐部活动经费，留做活动经费的共有2.5万元。（《中共萍乡地方史》）

1922年11月，合作社决定扩股，俱乐部拨款1.08万元为合作社基金，其余在部员中招股，每个部员至少认购一股，多购不限，每股洋五角，共筹股金7800多元，两项加起来1.8万元。（《中共萍乡地方史》）

合作社经理易礼容发行了10000元合作社货币，以合作社的商品做担保，13000多名俱乐部会员和家属都乐意使用这种货币，而不再使用矿主此前发行的“矿票”，因为矿票的实际价值是银元的70%，商家还要从中赚一把。

在路矿当局看来，“萍矿之命脉，已操俱乐部之手”；在工人看来，加入俱乐部成了身份的象征。工人纠察队维护矿区秩序，军警不得干涉，工人成立了裁判委员会，实行司法独立，进行社会主义的各种实验，把安源搞成了“小莫斯科”。

安源的罢工经验很快就有了示范效应，开滦工人也通过罢工达到提高工资的目的，每月提高10元，达到37元的收入；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也成立了工人俱乐部，罢工取得增加工资和分红的收获。

在水口山罢工运动中，安源工人俱乐部送去了500元罢工经费，这个数字是安源大罢工费用的4倍。开滦工人罢工时，安源工人俱乐部送去了109元。另支援京汉路死伤工人680元，借给下陆工会200元。（《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研究文汇》）

从消费开始的安源工人俱乐部，在成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依靠13000名路矿工人最基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政治威信，这种从俱乐部开始，进而领导的工运模式，后来成为中共各地发展工运的范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