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老少边穷地区采访我有个经验，假如和老乡们解释不清你的家乡，你就说是从北京来的，通常会受到较好的招待，因为在老百姓心目中，北京是“祖国的心脏”，“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从北京来的人就是从中央来的人。
而生活在北京的人们却并不感到幸福，大家都在为交通拥堵,空气污浊,房价畸高，秩序混乱而苦恼，不久前的北京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王岐山市长提出要用“两轴——两带——多中心”的规划方案，来解决“大城市病”。
北京，祖国的心脏，看来真的是病了。但它的病难道仅仅是城市规划的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的原理告诉我们，治病最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想真正治好病，无论怀着怎样的善意我们都需要先研究，病灶在哪里，病因是什么？
发生在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的严峻社会问题，可以不折不扣的说是祖国母亲的心脏病。从症状来看，造成我们祖国母亲心绞痛的最主要有四种相互作用的并发症，第一，血压过高：人口畸形膨胀，人口压力带来综合社会问题；第二，心肌肥大：城市规模“摊大饼”；第三，心血管堵塞：北京早已成为驰名世界的“堵城”；第四，心率失调：上访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矛盾尖锐化。下面便是记者根据在北京的望闻问切，对病因的初步抛析。
北京是怎样大起来的?
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还用说，人多呗！人为什么多呢？北京的户籍制度之严格，在世界恐怕都堪称一绝，为什么就这样，还有这么多人削尖脑袋要进入北京，一心要成为“北京人”呢？或者说为什么国家一直都鼓励北京居民到广阔天地去有所作为，可几乎每个人都在一边抱怨北京不适合生活，一边继续在北京生活？
有一个经济学家跟我说，他一开始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企业包括跨国大企业都要把总部设到北京来。有人说北京高校多，人才多，可人才都是长腿的，南京、武汉、西安大学也不少，也没听说毕业生都要留在本地工作呀？再说，北京的劣势也太明显了，公司运营成本和生活成本远高于其他城市，算来算去把公司办在北京都是一件不经济的事情。后来想到中国的“潜规则”才豁然开朗，北京既不产煤，也不产庄稼，可北京出产中国最重要的一种资源，权力。那些淄铢必较的老总，不会做亏本买卖，他们明白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道理，能得到一个批文，什么钱都省下来了。
不仅企业要到北京来，各地的政府部门，幸亏没法都搬到北京来，但无不要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各省设了还不够，各市，甚至经济发达的一些县，包括学校、研究所等事业单位也要设驻京办。我到北京才半年多就已经在各种场合见到了几十个办事处主任，其中有一个居然是我多年没见的大学校友，我问他，现在通讯交通这么发达，干吗非得驻在北京，你们这些办事处平时都办些什么事呀？他嘿嘿一乐告诉我，也没什么正经事，隔三岔五逢年过节，搞搞攻关呗。
我经常觉得西方经济学有一个很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地方，就是总把一些话说的太明白，本来是联络感情的事，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权力寻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安•克鲁格早在197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著名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她用一个模型计算了当时世界上最腐败的两个国家----印度和土耳其的租金总额，它们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7.3%和15%。中国有两位好事的经济学家胡和立和万安培效法她的算法，曾分别抽样计算了中国1987年、1988年和1992年的租金总额，吃惊的发现发现数值比土耳其、印度高得多。我国租金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已经达到了20%到40%。其中很大一部分自然发生在祖国的心脏，这也许可以对北京的繁荣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那些要做大买卖的人到北京来，是可以解释通的，至于平头老百姓为什么也特别在意成为“北京人”呢？有不少大学生一毕业放弃外企高薪，首选月薪一千多元的北京国有企业，当然这不是为了无私奉献，他们通常会待上一两年，在获得北京户口以后，交上一笔违约金，然后跳槽。
北京户口意味着什么？经济适用房其实是对北京中产阶级的一种照顾，外地人只要有钱，总是有房子住的。在几乎所有福利都可以货币化的时代，大概只有高等教育是唯一一道难于逾越的铁门坎。按照常理教育资源应当向贫困落后的地区倾斜，而北京恰恰相反，北京的重点中学炫耀自己有百分之多少的学生可以上重点大学，惹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考生气不打一出来“按你们的分数线，我们学校是个人就能上重点大学。”因此北京、上海的孩子可以放心进行“素质教育”，而其他地区的孩子享受不到北京孩子所能享受的“国民待遇”，不得不进行“应试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在原先就比北京孩子低的教育起点上，还要面临更高的门槛，不得不付出加倍的努力力图在残酷的竞争中挤过独木桥。中国的几个特大城市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计划经济年代国家靠城乡剪刀差，集中全国主要财力、资源打下的基础，有“全国人民建设北京”之说，而今天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行为还在继续扩大这种差距。教育体现的是人的发展权，受教育机会制度性的不平等就造成北京的居民比全国其他地方更优先的发展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般地区大城市病突出时，市民便会“逃离”大城市，寻找新的乐土，而很多北京居民生活的再艰难，也不会离开北京，因为一切为了下一代，哪怕豁出老命也要作一个“北京人”。还是套用一个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叫做“达便车”，而北京户口就是搭上教育的便车的车票。
所以一方面抬高门槛，阻止其他公民流入北京，另一方面在某些方面维护北京居民的“超国民待遇”，这样门槛抬得越高造成的“势能”也就越大，绝非解决人口问题的长远之计。
北京是怎样摊起来的？
人口多并不可怕，按照经济规律，当发展到一定程度，中心城市便可以带动一片城市群、城市带，纽约城市群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四十多个城市，面积达13.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6500万以上。长三角地区上海、苏州、无锡、昆山、常州、扬州、南京、南通、镇江、泰州、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等构成的城市群也颇具规模。
而北京的发展非但没有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甚至垄断性的吸取了周边的养料，造成周边城市难于发展，天津人常酸溜溜的发牢骚：“修吧，早点儿修到八环，把天津也包进来得了。”如果你有机会从飞机上俯瞰北京的夜景，你就会感叹，北京城市建设“摊大饼”的比喻何等的形象。
对此很多人回味起五十多年前，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提出的著名的“梁陈方案”，两位书卷气十足的学者向刚刚打下江山的新政权建议，在北平古城以西的公主坟与月坛之间建设行政中心区，避免在古城内大兴土木，并推动全市的平衡发展。他们的建议在今天看来颇有真知灼见，却没有受到采纳,这为今天北京的城市布局打下伏笔。但仅此一条还不能构成今天这样严重的“摊大饼”现象，或者说如果按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办事，即使政府想“摊大饼”也会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其中最主要的制约就是土地。
之所以会产生城市的跳跃式发展而形成城市群，很多情况下，并不是政府有意识规划的结果。而是由于大城市市区土地已经饱和，郊区土地价值极高使得市区向周边的扩张已经不经济，产业不得已向周边城市转移，往往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还保留有大量的农业用地。由于地租升高而导致的产业的跳跃式转移是城市扩张的减压阀。
而在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介入下，北京的城市扩张以“计划不经济”的形式进行。郊区土地价格的升值，非但没有阻碍城市扩张反而给政府部门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和寻租空间，刺激了城市扩张。土地市场的双轨制，使得政府可以以市政建设的名义，以低廉的价格从郊区农民的手中强制性把土地征收过来，再转手卖给开发商，从中赚一笔，开发商搞投资再赚一笔。一方面高喊“不要摊大饼”，另一方面根据市统计局的数据，2003全年北京市征地9.21万亩，其中耕地2.97万亩。土地征用主要用途为：住宅3.06万亩，交通用地1.88万亩，绿化用地1.72万亩，其它2.55万亩。在这其中政府一些官员和开发商是城市扩张的最直接受益者，而扩张的成本却往往要由群众来承担。
政府权力不受制约的膨胀，使得城市扩张诱惑极大而阻力极小。据说在下面的规划中北京将建数座50万人新城，以疏解市中心区人口，不知这回又要以计划价格强征多少郊区和农村居民的土地，但愿这次不会再摊出更多的大饼。
可以说要想解决城市建设的“摊大饼”现象，先要解决的是政府权力的“摊大饼”。
北京是怎样堵起来的？
早在七百多年前一个欧洲旅行家来到这里就曾发出由衷的赞叹：“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城中有壮丽的宫殿，复有美丽邸舍甚多。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宣言。”
今天的北京道路比马可波罗的时代要宽阔的多，可却如同一个巨大的停车场，人们称北京是一个“趴在马路上的城市”。表面的原因是因为车多，而且由于制定公共政策的人都是坐小轿车的，所以北京在发展公交事业方面极为滞后，逼着更多的人去买小轿车从而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你仔细品味马可波罗的赞美，你会发现另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他所赞美的元大都“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地面规划有如棋盘”，你可以想象当年四合院和胡同构成的北京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而今天的北京是由高墙耸立的政府大院和住宅小区构成的，每一个小区和大院院墙内都有绿地和道路，但却不能对外通行，所有的车辆都得绕着走，被挤到有限的几条主干道上，焉能不堵？
究其原因也许可以从解放后的社会改造说起，49年以后中央政府权力逐渐扩张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原来意义上的社会，即相对独立於国家权力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组成这个社会的不再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个人和家庭，而是作为国家权力根基的单位。旧北平是一个市民社会，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单位社会，个人必须生活在单位之中，在单位之外，几乎没有个人生存的空间。大院文化便是这种社会形态的标志，它体现了一个单位的权力领地意识，这在王朔小说里都有反映。市场经济的发展冲击了这一体制，但却没有冲击这一文化，反而进一步继承发扬了这一文化，所谓“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既然当官的可以住在有人站岗的大院里，我们有钱人为何不可？
城市之所以构成一个有机体关键是供全体市民享有的高度功能化的公共空间。现在的房地产开发商早已不把自己的开发项目命名为“XX新村”了，四合院和胡同被以“旧城改造”的名义拆除后，重新建设的项目都叫“XX嘉园”、“XX花园”，广告告诉你，只要你是“成功人士”就可以“独享稀缺绿地”。但实际上这些项目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似乎更像高墙相隔，鸡犬相闻其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农业社会村落。北京也越来越从一个都市退化为一堆村落的机械组合，原先的交通网被成片的割断只是副作用之一。
北京是怎样乱起来的？
城市文明首先是一种教养，是人与人之间在拥挤的空间里如何和谐相处的教养，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很大程度决定于这座城市怎样把教养凝聚为共识和制度，来决策公共事务，化解利益冲突。而近几年来北京市的各类群体上访事件和上访人数，几乎每年都实现“跨越式增长”，这也许能体现北京市“人民内部矛盾”的尖锐。
最近的一次就是回龙观小区居民维权事件，回龙观居民购房时原先被承诺为公共绿地的土地上，突然有施工人员进驻，原来2003年6月18日，市建委没有跟业主商量就批准开发公司将这块土地转给北京公交公司做为住宅建社用地，这样明显的欺诈行为，业主当然不能答应，一方面阻止施工，一方面积极寻求法律援助，在此过程中有业主遭到殴打，于是于是群情激愤到市政府请愿。政府答应成立回龙观绿地情况协调领导小组表示将妥善解决，但除了“责令天鸿公司道歉”以外没有任何实质性措施。今年2月7日突然有大批的警察来到回龙观，并有大批的建设机械和人员进来；2月8日广大业主聚集在绿地，被许多警察包围，进行录象和询问。维权代表杜茂文和以前参与政府谈判的5名业主代表，被警察控制，2月9日，正式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刑事拘留，聂海亮因为是人大代表而被监控在家中。同时，查封了回龙观的社区网站，切断了居民交流的渠道。2月11日，在数名警察和保安的保驾护航下，边上停着装有高压水枪的消防车，天鸿公司工地得以“顺利”开工；同时许多热心维权的业主受到询问，电话被监听。
这样的类似情况在北京并不是个例，为什么原本可用法律手段妥善解决的事情，最后非得采用强制力执行？是北京居民素质不高还是政府做事不公道？如果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中国老百姓的“素质”在维护公共秩序方面至少要比美国公民高得多。举例为证，1991年3月3日，四名洛杉矶警察局的白人警察，在210号公路发现一个叫洛德尼.金的黑人青年以时速一百六十公里驾驶，鸣笛示警之后反而加速逃逸，在高速追车几英里被迫停车之后，他走出了汽车，但是并没有听从警察的任何指令，没有做任何警察要求的动作，并且还在嘲笑这几名持枪围着他的警察。在法律上来说他属于拒捕的范围。于是，几位警察同志气不打一出来，冲上去用警棍对他一顿痛扁。就这样一件在中国也许根本不算什么的小事，恰巧被一个人拍摄了下来，认为警察对黑人青年手段过激，有歧视之嫌，于是引发了著名的洛杉矶骚乱，在这次骚乱中死亡人数超过50名，受伤人数超过2000名，超过1000幢大小建筑物被焚毁，经济损失在十亿美元左右。最后以那个典型的不良少年获得了380万美元的政府赔偿、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被迫辞职才告了结。
与此相比而中国老百姓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方面表现得简直太卑谦克制了。中国的老百姓哪怕遭到天大的委屈想到的也是讲道理，在政府部门推诿，法院不受理的情况下，充其量也就是一遍遍向全国人大、中纪委申诉，在悲愤到极点的情况下，宁可自焚伤害自己来试图申冤，也不伤害其他无辜的人。这样善良正直的公民是如何走上“扰乱社会治安”之路的，很值得我们的政府来反省。
在当前的环境下，作一个肩负维护公共秩序和首都的对外政治形象双重责任的北京警察真是太忙了。北京居民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说不定哪天，平时上下班的必经街道突然被大批防暴警察封锁，必须绕到，一打听往往要么是为某房地产开发商执行强制拆迁，要么是制止某些人上街游行，同时还要制止记者采访和群众围观。
看来要想真正营造祥和稳定的城市环境，不从完善民主、法制，转换政府职能入手，增加多少警力都是不够用的。
后记
北京的社会矛盾还有更加复杂的方方面面，本文中无法一一展开探讨，记者之所以把前面谈到的北京比较集中的社会矛盾称作祖国的心脏病，是因为记者并不完全赞同当前很多媒体上将北京发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笼统的称作“大城市病”，城市大只是一个表象，所有症状如果探究背后的病根，总有深层的体制性矛盾。如果不针对这些矛盾，祖国母亲的心脏病将成为不治之症。
如今新的北京市领导提出要用更加科学的城市规划来解决“大城市病”，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我们没有理由因此乐观，因为如果没有制度保障再好的规划也会走样，而且其实相似的规划思想早在九三年就已明确提出了，在“93版”规划中，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就已经设想要建设位于市区与县城之间的10个分散式布局的边缘集团，以化解中心市区交通人口压力，不过这个规划后来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以至于几乎被人遗忘。而上世纪80年代政府还曾在城市规划中规定，二环以内不许建高层建筑，但现在高楼已是鳞次栉比。不知这次人大会上王市长宣布的规划会不会有相似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心病还需心药治，要真正治愈我们祖国母亲的心脏病，关键在我们的政府，除了修设施、铺马路以外，如何保证不违背市场规律办事？如何保证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如何协调强势集团诉求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平衡北京的发展需求和对周边产生的外部效应？所有这些的解决恐怕还有赖于我们的政府在全局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下更大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