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21日是乔治•奥威尔逝世六十周年纪念日，年初英国有项调查表明，奥威尔仍然是当今最受同行热爱的作家。英国文学专家、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陆建德接受本报专访，谈起奥威尔的生平和作品。

现在说起奥威尔，大家都会想到《1984》和《动物农场》。从这两本书来看，奥威尔是位反极权主义的先驱。但看他的传记，却发现他是个典型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我手上这本美国作家杰弗里•迈耶斯写的《奥威尔传》。他本人是这样的吗？

陆建德：奥威尔的传记有好几种，这本还不错。你看封面上的奥威尔，他穿着粗呢子外套，里面是灯芯绒衬衫，这是典型的工人阶级及其同情者的装束。奥威尔一直是这样打扮的，与当时的“绅士”穿着不大一样，比如说伊夫林•沃、T. S. 艾略特。但奥威尔家实际上也算是中上阶层，叫upper middle class，他自称在那阶层里属下层。

奥威尔前期的著作有明显的左派特征。他的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巴黎伦敦落魄记》，1933） 和The Road to Wigan Pier（《通向威根码头之路》，1937）都带有自传成分。威根是曼彻斯特和利物浦间的小城，有运河码头，是工人阶级聚居的地方。这些作品呈现了英国下层社会的贫困，跟恩格斯描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著作有点像。奥威尔愿意到社会的最下层去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这种态度本身就有点“左”吧。他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去英属缅甸当了好几年警察，真是出乎想象的选择！他的《缅甸岁月》（1934）里收有几篇很有名的文章。他始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英国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里有很多左派，有的后来当了苏联间谍，但奥威尔特立独行，跟标准的左翼也不大一样。有些人在文字上同情工人阶级，在生活上依然是中上阶层那一套，奥威尔就不是这样，他好像有意拒绝所谓的绅士派头，有时候像是在自讨苦吃，比如只吃点土豆过日子，绝对不抱怨，大概这是有人称他为“圣人”的原因。

他是不是还去西班牙了？

陆建德：是啊。西班牙内战他也参加了，受过伤，差点送了命。但是他没有加入国际纵队，稀里糊涂地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据说是托派组织，受到打压。左派里面关系特别复杂，有时内部的派系斗争太残酷，就好像中国原来一样。奥威尔对苏联的不满和厌恶是从这时开始的。他把他的西班牙经历写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西班牙农民都站在天主教和佛朗哥的一边。

奥威尔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

陆建德：这有点难说，我们只说《1984》吧。燕卜荪是英国诗人、批评家，他跟奥威尔在二战时是BBC东方部的同事。《1984》在1949年6月出版，很快远在北大教书的燕卜荪就收到一本，他不知道是谁寄的，邮包上没有寄送者的姓名地址。这是《1984》最早进入中国的一例吧。当时奥威尔的肺病已到最后阶段，他是1950年1月病逝的。燕卜荪看了以后不大欢喜，把书中令人恐怖的描写与作者的身体状况联系起来，还刻薄地说那本书“像烙铁一样在想象力上留下永久的疤痕”。他又把书给他的几个中国同事（包括学生？）看了，没有很大的反响。顺便说一下，奥威尔曾经向燕卜荪的太太Hetta求婚。燕卜荪对此是毫不在意的。

从1949年到“文革”结束之前，奥威尔在大陆的影响怎么样呢？是完全不会被提到的吧？

陆建德：我想那影响微乎其微吧，只是局限在大学英文系少数老师中间。但问题往往是这样：一位作家被禁了，读者就想把他的作品读个遍。我好像是在七十年代初从杭州大学一位老师那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随后全国刮起外语风，各种英美英语教材经翻印进入我国，城市居民中收听海外电台的人不计其数，奥威尔的名声就响起来了。这还是在七十年代中期。

插一句，当时我们白皮书啊什么，没有翻译过奥威尔吧？

陆建德：白皮书总的量是很少的，我没听说过，但是1982年版的《大百科全书》上面收有奥威尔的条目，不长，是巫宁坤先生写的。那时奥威尔已经成为研究的对象。

能不能讲讲您读奥威尔的感受？

陆建德：我在1978年进复旦后，很想看奥威尔的书。《1984》和《动物农场》都是从美国老师那里借来读的。《动物农场》读后觉得挺有趣的，讽刺得非常妙，有的动物命运很惨，比如马。同情动物是一种以往我们的文化里缺失的东西。至于《1984》，我觉得很多场景离我们太远，我自己经历的“文革”更像无政府状态。我们当时一些套话可以用奥威尔所说的newspeak（新语）称之， 但是它们完全没有控制我们的思想。书中有的部分是勉强读过去的，比如戈尔斯坦关于“寡头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长篇大论。戈尔斯坦是犹太人的名字。在复旦有很多开心事，写作文没什么限制，随便什么都可以写，有不少是写给外国老师的。

说到这里，我要跑题来讲一个跟“文革”有关的悖论。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翻译出版了很多外国文学经典，整个“文革”期间大家都拼命看这些书，起码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当时我们还爱写日记，日记里的东西或许可以反映我们的意识形态，它绝对是个人的。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读过的世界文学，不会比一般欧美同龄人少。有了那样的阅读经验，不可能轻易被一位作家征服。

听说《动物农场》的书稿几次被出版社拒绝。

陆建德：这是我们现在想不到的。T. S. 艾略特多年担任费伯出版社编辑，他也没接受《动物农场》的稿子。艾略特说，看来在所有这些动物中，猪是最聪明的，那么只有让猪来实行统治，只是他们需要有一点公共服务（public service）的精神。《动物农场》里面最有名的话是“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的动物更平等”。前半句是从《独立宣言》里变出来的，但是你想，华盛顿、杰弗逊都是庄园主，他们和手下的黑奴平等吗？在任何社会，等级制永远以不同方式存在，难的是如何尽量照顾到穷人的利益。这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才会如此艰难。

再回到奥威尔的政治态度上。从您上面的介绍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奥威尔反感的是极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陆建德：《动物农场》几经周折在1945年8月出版后，有人担心它会影响英国与一个重要盟国即苏联的关系。到了1949年，形势完全不同了，丘吉尔早在1946年作了“铁幕”演讲，于是《1984》立即成为冷战武器。奥威尔如果看到两部小说在后来几十年的宣传、传播和接受情况，他的感觉会蛮奇怪的。他确实不能容忍极权主义，但是他曾经解释说，《1984》不是对社会主义和英国工党的攻击。奥威尔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他对社会低下层的人民有着深厚的同情，希望政府通过税收、市场管制和国有化等等政策手段来调节社会收入，增进全民福利，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但是这个政府又不能过于强大。奥威尔二战以后还支持国有化。一些自称很喜欢奥威尔的人在这点上跟他很不一样。

我们原来理解的社会主义太狭隘了，好像只有中国才有，其他国家即使有也不能算。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特别深厚，尤其在知识阶层中间。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不够的，不然怎么还要让洪战辉等等的大学生、小学生凭一己之力照顾家里的老弱病残？社会在哪里？

如果非要给奥威尔贴一个清晰的标签，那么大概可以说他是个尊崇个人自由、主张平等、反对极权和传统权威的人。他还是反宗教的。《1984》里的“老大哥”代言人叫O‘Brien（奥布兰恩），这是爱尔兰名字，爱尔兰人基本上都信天主教。这就比较隐晦了。

据介绍，奥威尔的《动物农场》和《1984》总销量达四千万本，有六十种语言的版本，这可能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据说在全球发行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出了钱推广，作为冷战的宣传品，是有这回事吗？

陆建德：具体细节如何一时说不上来，可以看看《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那本书，已有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前几年出过一本美国小说《灵魂之湾》，作者叫罗伯特•斯通，他不是什么左派，得过美国的国家图书奖。小说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美国新泽西州中央情报局总部挂着奥威尔和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肖像。

库斯勒的小说《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在二战后也是得到过英美情报部门推广的。奥威尔和库斯勒两人有来往，但库斯勒的追求和奥威尔不一样，他是个享乐主义者，跟伊夫林•沃一样，喜欢好的衣服和餐饮等等。奥威尔对他也有批评，比如他说，专门追求乐趣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乐趣（大意）。这和J. S. 穆勒说不能有意识地追求幸福是一个道理。

要深入了解奥威尔是不容易的。他反对民族主义，反对不择手段维护英国的利益，反对权欲，不论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不过他在1949年也与英国情报部门合作过，提供了一份名单。

奥威尔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有政治含义，他说每个作家都有政治性，回避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他在二十世纪主要的影响就是反对极权，冷战期间起了很大的作用。除了这些政治因素之外，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

陆建德：单从文学艺术上来说，我觉得奥威尔最好的作品是他的essays，我特别爱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笔清爽流畅，见解独到，让人羡慕。读他的文章得益实在太多了，每一次都是充满惊喜的旅行。不过这些文章绝对不是单纯的“文学艺术”，也不是单纯的政治，但是渗透了他的道德敏感性。奥威尔对自己好像很警觉，这可能和很多中国作家不一样。他在《我为什么写作》里说，他写作的第一条动机是想显得聪明，纯粹出于虚荣心（Sheer egoism）。如果要评价奥威尔的文学成就，我觉得要看他的文章。他的晚期作品有一些弱点，不妨谈谈。

奥威尔对政治太关心了，他的忧虑有时让他失去均衡感。米兰•昆德拉特别不喜欢《1984》，他把它和卡夫卡的《审判》相比。《审判》里有个场景，昆德拉说特别感人，就是K在路边看到汲水处一位穿着睡衣的少女拿了水罐，朝着K看了一眼。昆德拉说，卡夫卡在寓言式作品里经常会有很多向人性打开的窗户。奥威尔则把复杂的生活减缩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唯政治的层面。因此《1984》是“伪装成小说的政治思想”，它不能照亮“社会学与政治学都无法进入的神秘之地”。小说自身成了极权精神和宣传。《1984》后来也变成了一个符号，可能很少有人会说这样的书他要看了再看。

称赞《1984》和《动物农场》的人有时希望这两部作品的思想能够强化他们自身的政治观点。

慢慢了解奥威尔，会发现他和自己最初知道的不一样。起初会觉得他反极权，是个保守主义者，其实他是个社会主义者，但他又反对极权，很复杂的。

陆建德：说得很对。但我觉得，他所担心的极权主义比一般说的极权主义要复杂多了。奥威尔看到现在的世界肯定不开心，因为他会觉得太极权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全世界掌权的不是技术精英和金融大鳄吗？1941年的时候一位叫詹姆斯•伯南（James Burnham）的美国政治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经营者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他说将来的世界重视效率，必将属于“managers”。两年后他又写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主张实行精英统治，但保留一些民主的外观。也就是说，统治世界的最终还是《动物农场》里不择手段的拿破仑们。这位伯南先生原是美国左派，1940年易帜，二战时在中情局前身战略服务办（OSS）工作，战后是典型的右翼，得过里根总统的“自由勋章”。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很有名的批驳伯南的文章。他认为伯南版本的新社会本质上还是极权主义。如果仔细读了那篇文章，我们对《1984》和当今世界的理解会更深一些。奥威尔不是顺着我们的思维去写作、论争的，他会给我们很多震惊。试设想，冷战时伯南去做《1984》和《动物农场》的推销员，奥威尔将有怎样的反应？

奥威尔在1949年写过一段话，他相信极权主义的观念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头脑里都可能扎根。他把《1984》的背景设在英国，说不要以为英国没有这种可能，只要我们不跟它斗争的话，极权主义可能到处会取得胜利。

陆建德：只就极权问题来谈奥威尔，有点可惜。反极权的姿态能使他成为比邓南遮更伟大的作家吗？我是怀疑的。简单的命名法和善恶意识是危险的。确实，奥威尔在英国的生活给了他很多启发。他第一任妻子艾琳曾经在英国战时宣传部门工作过，知道英国人为着战争需要什么手法都使得出来。《1984》里的真理部修改历史，可能也从艾琳那里得到印证。奥威尔认为好几位最杰出的当代作家都有极权倾向。他的打击面过宽了，假如我们对庞德（比如说）和意大利历史读得多些，我们就不会把“法西斯”变成一个使用方便但毫无意义的符号。就此而言奥威尔有时太简单自信了。他全身心投入斗争，也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前面昆德拉指出的问题，即他使自己的作品变成专制精神和宣传。另外，如果我们对世界上权力的运作认识更深，对影响或误导媒体的技巧看得更透，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老大哥”式的操纵还有更隐蔽因而也更有效的版本。这时我们会明白，极权其实是个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而不是我们自以为不言自明的结论。

来源: 东方早报2010年02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