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人口是我国最突出、最严重的人口问题，也是我国实行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政策的基本原因。但对过剩人口的讨论却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关于过剩人口的研究还停留在对事实的陈述上。之所以如此，盖因于“人”与“人口”混淆之故。

人口是人的集合，但绝不是人的总和，如同氧气（○2）之于氧原子（○）一样，氧原子只是构成氧气的要素，而非氧气。单个的个人仅仅只是构成人口的要素，既不是人口，而人口也非个人的累加 。单个的人具有阶级性，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不管他或她是否属于某个党派、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是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除非傻子，他或她对社会、对集体、对个人都有属于他或他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就成为他或她阶级性、社会性的重要标志。但是，人口不具有社会性尤其是阶级性，人口仅仅是“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 。试想，我们能说某一地区的人口属某一阶级的，其他地区的人口则是其他阶级的。显然，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人口的社会性，最多只能表现在人的社会性特征在统计学指标的分布上。即使如此，阶级人口学也只是人口学——政治人口学的分支或组成部分。试图用政治人口学来取代人口学，是不明智的，更是反科学的。

但是，这种明显的区别或错误一直左右着人口研究，特别是有关人口理论的探索。不承认人口的阶级性，好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承认人口的阶级性，就好象是庸俗的人口研究；不承认人口的阶级性，就好象在人口研究上犯了政治方向、政治路线及政治立场的错误。因此，对过剩人口研究，就好象面对一个重大而又严肃的政治问题，尽管现实社会存在非常严重的过剩人口问题，但还是抱住教条不予承认，即便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过剩人口问题，也如“犹抱琵琶”只说有此现象而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过剩人口的必然性，抑或花更多功夫去研究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下的过剩人口的区别，也就出现了重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时期（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至多是中期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有关过剩人口产生原因的论述上。应当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研究停滞的基本原因。

人口研究不是人的研究，虽然人口的个体是人，但在人口研究中人只具有抽象的意义，比如性别、年龄、教育、职业等各种人的特征的抽象（事实上这也是阶级人口学的基础）。并且，人口研究不是人的统计学研究，虽然他们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的人的统计学研究甚至可能是人口学研究的内容，但这仅仅是在学科交叉上的客观现象。

马克思指出：“人口运动的历史是人类天性的历史，所以人口运动的规律是自然规律，然而只是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作基础的，而生产力发展则又为人类自身的历史过程所规定。” 人口多少，并不以人的阶级属性的统计学结果作为参照。因此，过剩人口的产生原因就不能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去寻找，即过剩人口不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产物。事实上，如果说阶级性是人们经济地位的同义词的话，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始终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前进的基本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由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过剩人口不仅不应当受到指责，相反，这是人类前进的重要标志，虽然对人口中的部分不完全是公平的或正当的。或许这就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事实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人类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或成本。不能因为过剩人口对人口中的部分不公平或正当就反对过剩人口的存在，甚至消灭过剩人口。并且，过剩人口的存在并不完全是消极的，甚至可以说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基本力量。

不仅如此，人口的不足或过剩，是以人口的需要和社会对人口的需要的矛盾运动而出现的人口现象。换言之，人口的多少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比较，无所谓人口多少。由于参照物的不同以及参照物本身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该历史阶段不同的取向如食物构成的不同，人口多少的值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如谷物转化成肉食对谷物的消费比较高，因而以肉食为主的地区谷物消费水平也比以谷物为主的地区高得多，所以肉食为主的地区承载的人口比以谷物消费为主的地区承载的人口肯定要少得多。进入现代社会后，消费品从食物扩大到工业制品，矿物便成为人口多少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生活质量概念的提出，空气和水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环境水平和环境质量也就成为影响人口规模的重要制约力量。事实上，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人口问题，人口问题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这也是最基本的和最原始的动因。

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过剩人口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有现象，也不是阶级社会下的共同现象，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在原始社会，过剩人口是天然食物不足的结果，其基本形式就是部落战争和人吃人的现象。在封建社会，过剩人口是由土地资源不足造成的，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只是加剧了过剩人口的严重性。在资本主义时期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技术进步使得过剩人口规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得多，因为同一品质的产量所需要的劳动力在减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使死亡率迅速下降以及由劳动生产力提高等因素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增加，从而使过剩人口达到历史的高峰。适度人口概念提出以及人口零增长、可持续发展本身，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过剩人口的客观存在和过剩人口是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从而规定了人口研究的基本方向即解决过剩人口问题。

同时，马克思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东西而已。” 人口思想史也表明，过去的人口研究不仅反映了过剩人口的历史现实，也反映了过剩人口研究一直是人口理论研究的主题。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至今还受到广泛的争议和批评，但其正视过剩人口问题的勇气以及其探究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无疑在人口理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可以说，没有马尔萨斯的研究及其引起的广泛争议，就不可能有现代人口学，特别是现代人口理论的研究 。

适度人口思想是迄今为止人口研究的梦想，也是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但其思想却发源于远古时期。据文献资料，东、西方早期的思想家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提出了这个概念。这就表明，过剩人口并不是局部的现象，不是某一文化氛围的特有现象，而是人类共同的存在形式，虽然在我国过去很长时期里产生了大量的鼓励多生、多育的思想、政策，但其基本的出发点则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也就是相对于战争的人口需要，如越王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等，以扩充兵源。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外殖民，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两种生产”相适应理论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基础，尽管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是作为哲学命题出现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前苏联时期的经典作家曾指责其是错误的），但作为系统的理论提出则是在中国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阐释这一现象，即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物质资料增长速度的相对过慢，导致人口自身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不相适应，因而必须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对传统发展概念的反思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发展哲学，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忧虑而产生的发展思想。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暗含着结构性人口过剩，否则，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便没有任何意义。并且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口可持续发展因素后，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也就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人口因素，还要考虑资源、环境的制约。资源、环境的制约，又提示了必须考虑人口的文化背景、生活状态、消费观念及发展型式。之所以说，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意义。

人口的需要和社会对人口的需要，依其需要的层次而言，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类三级。

一类是食物的需要。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和社会可供食物之间的差额形成的过剩人口。这是最原始的过剩人口形式，从人类产生以来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至今还成为过剩人口的基本形式 。比如，社会可供应食物总量为W，人口对食物的需求为S，那么，过剩人口总量为：

R=（W—S）/F

式中：R代表过剩人口，F代表人均食物消费水平。式中F人均食物消费水平受到消费观念、消费质量的制约，因而，即便在同一发展阶段，食物消费水平不同，过剩人口规模也有很大差别。

另一类是结构性过剩人口。人口发展首先是人类自身的繁衍。抛开人类早期社会生活（由于我们所知不详），人类自身的繁衍总是在一定的婚姻家庭制度内进行的。因此，相对于完全婚姻而言，就有性别过剩人口。我们经常听说的“老光棍”大体就是性别过剩人口的存在形式。

第二级则是发展性过剩，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人口过剩现象。比如，在我国现阶段，一方面存在着大量低文化程度的人口没有合适的就业岗位（表现为下岗或失业），另一方面，大量的需要较高教育程度和较强专业技能的岗位又没有得到供应。这就是低教育程度和低专业技能人口过剩。

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对过剩人口给出一个简单的定义，即过剩人口是相对于人口需要和社会对人口的需要的矛盾运动而产生的人口现象。过剩人口的存在与社会制度无关。如果说有关的话，也只能说社会制度限制或扩大了过剩人口规模及为过剩人口合法权宜不受侵犯的保障程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在承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过剩人口的同时，为过剩人口提供了实现自我价值、自我保障、自我发展的机会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