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
白杰明(Geremie R. Barme)的《赤字:当代中国文化》(下称《当代中国文化》)一书把对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的观察纳入了一个他称之为“比较社会主义”的视界。在这一视界内,他凭籍后斯大林时代东欧知识分子,尤其是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 Haraszti)对软性极权统治及其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分析,对中国当今众多的文化和知识活动作了描述。白杰明尤其重视这些文化知识活动的大环境, 将此称呼为“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
如何描述和称呼九十年代中国的基本社会政治状态和文化环境,这本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争论的一个焦点,也是他们在许多具体文化问题上(如民族主义、大众文化、全球化、商业化、知识分子作用等等)分歧的关键原因之一。对九十年代基本状态和环境的乐观描述和称呼以“后新时期”的说法最有代表性。后新时期被描绘为中国民族自我意识空前觉醒、多元文化“众声喧哗”、大众文化化解官方和精英文化的自由宽松时期。对九十年代大环境的看法越乐观,对八十年代后文革文化反思的批判对象(如专制和不民主)和目标(如现代化、人道理想和启蒙)在九十年代的持续意义就越怀疑,越否定。相反,越看到九十年代大环境与前几十年的延续性,对此时期就越难持有乐观的看法。强调中国政治环境近几十年来的有机联系,拒绝在经验层次上把新现象等同为新时代,这就要求对大环境的称呼把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白杰明的“晚近社会主义”命名在批判性上和詹姆森(F. Jameson)的“晚近资本主义”有相通之处。〔注1〕和詹姆森不同的是,白杰明的“晚近社会主义”不是后现代理论系统的一部分。他提出“晚近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思考中的两个特定的倾向。一是在热衷“中西”、“中美”等跨文化比较的同时,却偏偏忽略对东欧这一中国的“灵魂伙伴”的研究;二是在文化研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化问题。〔注2〕白杰明对这两种倾向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特别指出,现今的中国和1989年以前的东欧具有相似的生存环境,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自己的文化处境时却一直以批判文化传统来代替对“中国社会主义现实”的批判。〔注3〕
白杰明对中国知识现象的观察虽然中肯,但他对这些现象的成因或效能分析却未必能为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在对中国知识现象的成因或效能分析中,白杰明往往过分强调中国知识分子自觉接受官方话语的束缚或充当官方谋士的意向,而忽略了他们更深一层的“弱者反抗策略”。〔注4〕白杰明把中国知识分子批判活动中的文化主义倾向归结为毛话语根深蒂固的影响。他批评道：“在讨论当代思想和政治问题时,文化派的托辞有其策略价值。这些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对古为今用或借古讽今的招数简直太熟悉了。……这种做法的总体效果是混淆了中国文化情况分析的基本问题,而且事实上,它将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这一分析转向较为讨巧而且低风险的文化问题。”〔注5〕
对中国知识分子处于政治压力下所采取的声东击西做法,白杰明并不予以同情。他引用哈拉兹梯的话指出,当一个社会的公共言论必须以言外之意来进行时,这个社会的公众生活实际上已经处于隐蔽的状态。言外之意是一种人们力求自保、在言论中不断实行自我审查的结果。诉求言外之意以求生存的言论不仅无法久存,而且还可能是官方新话语的先声：“以言外之意进行的辩论可以是探测气球的发送地,共识的实验室,可控新利益的表达处,气象资料收集站,在那里表述的意见并不违背国家意志,只是时机过早罢了。”〔注6〕白杰明因此对中国知识分子充满了失望:“众所周知,比起东欧知识分子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极权/权威的日常统治更顺从。”〔注7〕白杰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总体评价大有以偏概全之嫌。九十年代的中国确实有一些小心翼翼揣测政治风向、乘官方话语顺风船的知识话语(如某些后学、第三世界理论、亚洲价值、民族特殊性理论等等)。但是,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意向的知识活动并没有停止或消失。即使以白杰明理想化的独立思想和批判意向标准来看,他也不能不承认还有象《公众论坛》派自由知识分子那样的例外。
白杰明对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批判作用的基本估计是相当悲观的。除了他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顺从传统,他把“晚近社会主义”状态中形成的“丝绒牢笼”式统治看成是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丧失批判力的根本客观原因。然而,观察中国九十年代知识政治的分野,其困难并不在于指出与官方话语合谋或对抗这两个极端的差别,而在于恰当评估处于中间灰色地带的种种话语(如人文精神讨论、新国学、大众文化理论、现代/后现代理论等等)的批判价值。白杰明对些知识活动有兴趣,但并没有信心。他用《当代中国文化》的书题“赤字”所批评的即是他所谓的九十年代中国知识话语过剩,字词超产,却鲜有社会公众效应的情况。〔注8〕
白杰明对“晚近社会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它的特殊统治形式,即一党专制由斯大林式的强制统治转化为后斯大林式的软性审查监控,从铁牢转化为丝绒牢笼,“由粗野的、军事化的斯大林式(也可视为毛式)统治转化为一种软性的平民政府。”〔注9〕白杰明指出,“技术官僚重新规划社会契约,在新的社会契约中,共识代替了强制,合作瓦解了批判。(思想)审查不再是由笨拙的政治机构来进行,而是成为艺术家、读者观众和政治人员共同参与的合作结果。这是一种‘进步了的审查’”。白杰明提醒我们,对这种新体制,东欧作家有不同的称呼。哈维尔(V. Havel)称其为“隐蔽暴力”,哈拉兹梯称其为“丝绒牢笼”,在这个牢笼中,连压迫和自我压迫也会变成一种高级艺术。〔注10〕
在白杰明那里,“晚近社会主义”是和“丝绒牢笼”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概念在极权统治问题上的纽合点使得白杰明所说的社会主义有别于其它类似的称呼。鲍姆(R. Baum)和谢夫琴科(A. Shevchenko)曾指出,海外中国研究因中国改革后的形势变化而面临“范型沟裂”问题。因此,中国问题研究者们迫切需要有对中国大环境的新称呼。〔注11〕其中不少新称呼仍以“社会主义”或其反面“资本主义”为名称主词。以社会主义为主词的称呼有“资本社会主义”、“不完全国家社会主义”、“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单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团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团主义”等等。〔注12〕以资本主义为主词的称呼则有“名称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等等。〔注13〕这些称呼大多着重于经济状态。虽然白杰明对当今中国的大环境也以“社会主义”为主词称呼,但他却侧重在其“丝绒牢笼”的极权统治形态。以“丝绒牢笼”来阐发“晚近社会主义”,这样得出的中国总体景观自然就比着重经济的观察来得远不乐观。
白杰明对“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这两个概念的阐述主要依赖中国与1989年前东欧经验的类比关系。这种类比论述最好与其它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直接论述相参照,以帮助了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极权政治结合的具体情况。皮克维兹(P. G. Pickowicz)曾用“后社会主义”来说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名存实亡和在后极权统治中所起的招牌作用。在皮克维兹之前,德里克(A. Dirlik)就使用过“后社会主义”这一术语,并以此来赞许“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里克认为,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共产党就在实行非正统的社会主义,一种可称为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1982年中共十二中全会后,更是确立了邓小平式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统地位,使中国正式进入后社会主义时期。德里克说,他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故意保持模糊,以便“把握历史情况的高度暧昧性。”〔注14〕德里克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是为了在政治元理论层次上打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这样的概念恰好可以用来描述中国既不象社会主义又不象资本主义的特殊状况。
和德里克不同,皮克维兹使用后社会主义概念,不是为了强调党内高层如何重新界定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强调普通老百姓对社会主义的感受。正如贝利(C. Berry)和法格哈(M. A. Farquhar)所说的,在皮克维兹那里,“社会主义已经死了,别的情况正在发生。”〔注15〕皮克维兹的后社会主义概念概括了普通中国人经历的失望和幻灭,概括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体制的崩溃,也概括了社会主义道德感召的破灭和社会主义代言政党合法性的危机。皮克维兹强调,后社会主义并非指老百姓思考并抛弃社会主义理论,而是指普通公民在政治事务中缺乏参与,对社会主义发展前途失去信心,对以社会主义为名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失去信任,但却又对中国现状提不出有效替代理想。后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理想丧失后继续由旧体制维持专制统治的状态：“在后社会主义中,尽管人们普遍疏离社会主义,尽管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已经出现,失去作用的体制仍然根深蒂固,仍然能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造成伤害。”〔注16〕
皮克维兹所说的“后社会主义”和白杰明所推崇的东欧知识分子对后斯大林政治文化状态的观察分析相当吻合。这一状态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虽然已不再相信官方意识形态,但却并不公开表露。哈维尔称此为后极权统治效果。哈维尔把后极权统治界定为这么一种统治:它的权力声音已不再能令人心服口服,但却仍具有威慑力,仍能强迫人不得不作出相信的样子。〔注17〕阿纳诺斯特(A. Anagnost)把哈维尔的这一定义用到对中国现状的分析中去,并且指出,1989年以后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控制之所以能起到使人公开表示信服的作用,是因为“政治恐怖有了更巧妙的形式。而且,国家的再分配权力使得社会意志被商品拜物所折服,在某些方面,商品拜物的控制力比资本主义更彻底。如果说后毛时代可以称为后极权的话,六四事件之后就更加如此。”〔注18〕
白杰明的“晚近社会主义”和“丝绒牢笼”可以说是对“后社会主义”和“后极权”在中国结合的另一种表述。“后社会主义”和“后极权”是一对互补概念。后极权指的是社会主义理想死亡后,仍继续以它的名义来运作的威权统治。而后社会主义则是指,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价值观已经名存实亡,但它作为一党专制的意识形态价值依然存在。白杰明对中国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结合的分析着重涉及了市场经济及社会商品化的作用和民族主义这两大因素。这二者都与白杰明关心的九十年代中国大众文化有密切关系。白杰明对中国知识分子及其精英文化的批评也是在市场经济、民族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多元关系中阐述的。
二、市场经济、大众文化和民族主义
市场经济和商品化改变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结构,在消除了其道义价值的同时却保存了其威权政治形态。在毛泽东时代,正统的社会主义包含三个主要因素:禁欲主义、平均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三种因素在中国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的变化过程中得以保存的唯有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基本逻辑是,中国需要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可以使中国国家尽快富强起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可以合理合法地要求国民牺牲个人权利和局部利益。国家的意志并不体现为社会成员日常的集体愿望,而体现为由先进政党洞察的历史发展方向。只有党才能将国家意志贯彻于社会,党和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以国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不是公众社会,而是由单一政党掌管的社会。国家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一党专制在中国必然结合的枢纽。
市场和商品经济瓦解了毛式社会主义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但却没有对它的国家主义造成实质的伤害。许多人期待经济的自由化会在中国引发政治自由化,白杰明在《当代中国文化》一书中所持的立场恰恰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市场和商品经济对丝绒牢笼的维持、更新和运行是利大于害,而对于对抗性的异见文化则是化解作用大于庇护作用。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因新的市场和商品经济环境而得到蓬勃发展,但在政治专制和资本的合力控制下,大众文化远未能代替精英文化成为相对于官方文化的异见文化的生成场所。白杰明把中国今后批判性异见文化的希望仍寄托于知识分子文化而非大众文化。
现有的中国大众文化分析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区分为精英主义和反精英主义两种,并将精英主义与自由主义等同起来。这种区分有意无意地掩饰了主流官方文化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动关系中的主控作用。而白杰明对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的分析所凸现的正是大众文化、精英异见文化以及官方主流文化这三者之间复杂的多边关系。
白杰明指出,市场对出版和信息流通的作用,的确削弱了官方权力对言论的直接压制。但这并不等于给异见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或机遇。异见文化的活力其实来自它所反抗的直接压制。正是由于八十年代官方发动的一次又一次运动,才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形成了某种程度上颇为一致的异类文化。随着政治运动的消失,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反倒因失去共同对立面而陷入日益加剧的互相指责。〔注20〕
虽然直接压制和异见文化之间有某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白杰明并不认为中国极权压制下曾形成过真正的异见文化。他认为,在直接压制下的中国异见文化一直具有随机性和妥协性,实际上是一种“无害的另类文化”(异类文化)。〔注21〕白杰明对八十年代文化批评无害性的评价可以视为他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如东欧知识分子这一基本评价的注脚。他对九十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分析所贯彻的也是这一思想。他认为,九十年代中国大众文化中的异类文化因素其实是八十年代无害异见文化的延伸。
九十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无害性主要是从四个方面来说的。第一个方面是大众文化中的异类成分主要表现为玩世主义。玩世主义的作用与其说是反抗,还不如说是妥协和逃避。第二个方面是大众文化以符号的多元造成政治社会民主的假象。官方话语对于非政治性大众文化的容忍,造成了一种宽松多元的文化景象,从而增强了它压制异见文化的合法性。第三个方面是大众文化凭借中国的市场经济而兴起,但市场不仅能化解精英文化中的前卫和异见因素,而且也能化解大众文化本身所包含的异类成分(例如,波普艺术追求流行和迎合市场操作的趋势,使它的批判力度受到限制)。第四个方面是大众文化的本土性很容易被官方话语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所同化。
白杰明对中国大众文化和民族主义关系的分析亦成为他对九十年代中国民族主义评价的一部分。民族主义成为中国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和极权制度结合的另一个支点。白杰明指出,“在处理棘手的国际问题时,一种新的民族悲情对提供政治整合和营造共识框架起了关键的作用。”〔注22〕白杰明把“说不”类书的一时大行其道解释为普通人接受这种悲情民族主义的指标。但他同时指出,在如何解读这一指标时,不能不考虑到反面意见在当今中国所受到的限制,因此不宜过分夸大民族主义的全民性。白杰明指出,“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没有自由的新闻出版,那些传达给大众读者的,比较极端的,被党认可的思想,其实并没有真正受到质疑。”〔注23〕白杰明对民意的谨慎评估与那些把“说不”类书的销量直认为民意、并把九十年代民族主义认作“原型公民社会”和“原型个人主义”的解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24〕
白杰明并不认为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完全由官方所操控。他指出,民族主义超出了官方意识形态,与之并不完全吻合,但民族主义却有利于官方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衰落,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需要依赖民族主义。〔注25〕不过,民族主义之所以有机地溶入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在九十年代的新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民族感情、现代性话语和秩序意识形态。这三个方面在九十年代都有新的发展,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因此而具有鲜明的特点。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方面是对中华大群体的情感依恋和文化归属感,并在此大群体受到外来威胁时表现出强烈爱国心。激发九十年代中国民族情感的并非是外来威胁的沉重危机感,而是由国家经济力量快速发展引起的自豪和具有相当安全感的国耻回忆。这种民族感情成为娱乐性大众文化的绝佳材料。新兴的大众文化形式,如体育活动、主题公园、民俗庆典等,使得这一方面的民族主义前所未有地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中去。民族情感越使得民众关心与中国有关的国际问题(如最惠国待遇、世界贸易组织、台湾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排外主义操作(如“说不”类书籍)就越成为大众文化的新宠和新的商业热卖点。白杰明指出,这类出版物的反西方和排外色采“对形成(中国)都市中心舆论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注26〕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方面是对现代性趋势的取向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十八、十九世纪产生于西方,逐渐扩展到世界范围,成为与现代化共生的趋势。在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近代几乎所有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变革都有联系。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个方面于九十年代在知识分子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反思上有所延展。这种反思的特点在于把现代性确定为一种西方霸权话语,并以中国特殊论为基点,强调中国自己的发展话语。白杰明特别提到两种有关的新理论趋势,一是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二是关于中国特殊性的理论。第一种趋势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化来为在国家问题上的政治逃避、沉默和道德中立作借口。”〔注27〕第二种趋势则更复杂一些。它既包括某些全球化理论对中国在国家社会主义放松控制后,又转受国际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控制的忧虑,又包括一些为毛时代政策辩解张目的“新左派”理论。〔注28〕
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三个方面是它营造社会政治秩序的意识形态作用。民族主义所描述和创造的意识形态将民族作为人们至高无上的集体身份,并在此基础上,要求他们对现有的民族国家制度以及统治政党奉献绝对的忠诚。民族主义使得中国官方宣传能够以中西、中美价值冲突代替阶级斗争,形成新的敌我意识形态。新旧敌我意识形态都是用来凝聚内部团结和忠诚的。作为秩序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其要义不仅在于归属,而更在于服从,尤其是对秩序执行权威的服从。正如威柏(M. Weber)所指出的那样,从根本上说,服从秩序执行权威,就是认可其独掌“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注29〕吉登斯(A. Giddens)称这种民族主义为“主权的文化意识,”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主义从文化上诱使人们自觉服从现存权威对他们所操掌的生杀大权。〔注30〕白杰明在《当代中国文化》一书中关注的正是这种威权民族主义。
威权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唯一可能形式,更不是它的唯一合理形式。正因如此,民族主义与威权政治在中国的结合,才更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就使用暴力的意向和能力而言,九十年代中国威权民族主义是毛式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在此时期的延续和变化形式。威柏说,社会中对合法暴力的垄断,那就是国家。〔注31〕国家影响和左右社会的其它权力都是以这一基本权力为基础的。可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中,社会与国家争夺解释合法暴力的机会却是不同的。争取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其中就包括要争回公众社会的一项基本权利,那就是由舆论自由评说什么国家暴力是道德的,什么国家暴力是不道德的。如果公众社会不能自由行使这项基本权利,那么公民的其它权利也就没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国家管制表现得如何宽松,它都是一座实行极权统治的丝绒牢笼。
注释：
1.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xiii, xiv.
2. 3. 5. 6. 7. 8. 9. 10.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Geremie R. Barm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 5; 5; 6; 6; x; 7; 7; 355; 285; 371; 370; 256; 370; 271; 356.
4.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s.,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33.
12. Frank N. Pieke, "Bureaucracy, Friends, and Money: The Growth of Capital Socialism i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7: 2 (1995): 494-518. Minxin Pei, "Microfoundations of State Socialism and Patterns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9: 2 (1996): 131-145. Nan Lin, "Local Market Socialism: Local Corporation in Action in Rural China," Theory and Society 24 (1995): 301-354. Peter Nan-shong Lee, "The Chinese Industrial 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Totalitarianism to Corporatism," in Brantly Womack,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8. Margaret Pearson,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1 (January 1994): 25-46. Vivienne Shu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Joel Migdal et al.,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76ff.
13. 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Rule," China Quarterly, no. 132 (December 1992), p. 1160. Maurice Meisner, "Bureaucratic Capitalism: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ocial Resul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mposium on "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CLA, November 19, 1994. Dorothy J. Solinger, "Capitalist Measur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Dorothy J. 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e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pp. 126-152.
14. Arif Dirlik,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eds.,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Armonk, NY: Sharpe, 1989), p. 364.
15.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in Linda C. Ehrlick and David Desser, eds., Cinematic Landscapes (Austin, TX: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p. 84.
16. Paul G. Pickowicz, "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in Nick Browne, et al., eds.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83.
17.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Jan Vladislav, ed. Vaclav Havel, or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p. 45.
18. Ann Anagnost, "Socialist Ethics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2), p. 181.
19. Richard Curt Kraus, Class Conflict in Chinese Soc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24. Xudong Zhang, "Nationalism, 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2 (Summer 1998), p. 111.
29. 31.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ans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78; 78.
30. Anthony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 2 of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