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知青》再次引起了“文革”期间“激情岁月”的话题，有评论说，“这部剧显然不是‘老三届’们的专属，不同时代的人看过都会有截然不同的观后感。有的老知青认为剧中表现的知青生活不够艰苦；有的90后观众则认为当年的激情岁月值得向往”。需要追问的是，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激情岁月”。
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不同于在这之前的少数毕业生因成分不好而被送到农场的“就业安置”，“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以“青年运动”的形式来裹挾几乎全体青少年到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的。这种青年运动只有在“文革”的极权制度中才有可能。“上山下乡”不是去就业，而是去革命，去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革命的乌托邦。在那时，作为共产主义未来一部分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许多青年人以革命狂热去追求的“天堂之梦”。在“文革”的环境下，任何人都必须至少在表面上装作相信这样的天堂之梦。
米兰·昆德拉写道，“极权主义不仅是人间地狱，还是天堂之梦”，没有这样的天堂之梦。统治权力就没有办法在人们的思想、行为中建立起它的全面有效控制。对天堂之梦的追随者来说，这一梦想使得他们选择无视罪恶和苦难，满眼都是光明和幻想。“文革”的时候，《知青》的作者梁晓声如果曾经如此，那本不足为奇，但在“文革”过去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仍然如此，而且要以此来影响他人，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文革中” 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最小的还有十三四岁的。这是一个人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燥动，他们也有心理和生理上的激情。“文革”所利用的正是年轻人这种心理和生理燥动的激情，给予它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的渲泄渠道。在短暂的亢奋之后（可以大致以“林彪事件”为分界线），随之而来的是知青们普遍的彷徨、迷茫、失落和绝望。失落和绝望，那才是激情表象后面的真实景象，写知青，如果写不到这一层，那就顶多是浮光掠影、隔靴搔痒而已。
如果没有知青们用自己亲身痛苦体验换来的普遍失落和绝望，如果所谓的“激情岁月”一直在维持，那么，后来当回城的闸门打开之时，又怎么会有几乎所有知青奔涌而至的返迁大潮？这就像“文革”时期，人人表忠心，个个激情昂扬，高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后来，“文革”与毛本人一同寿终正寝，没有见谁出来誓死捍卫的。这就是极权统治下那种典型的“热烈的浅层支持”，它会几乎在一瞬间令人难堪，出人意外地突然崩溃。在“誓死捍卫”的表象后面隐藏着难以察觉的失望、怀疑和伪装，即便大多数都是下意识的，也足以让人怀疑，是否能把“文革”说成是一个中国人忠于领袖，坚持革命信仰的“激情岁月”。
真正的“激情”是一种人的自由意志的激发，而“文革”时期的人是不具备这种自由意志的。“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看起来轰轰烈烈，响应号召者看起来个个摩拳擦掌、欢欣鼓舞，其实，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知道，许多下乡的青年都只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如此罢了。他们对上山下乡，同样是一种“热烈的浅层支持”，而并非什么持久的激情。当时，因为病残而能够留城的极少数学生，不知成为多少人羡慕的对象；而高喊和积极表现“扎根农村”的，恰恰是为了争表现，好早日有机会离开农村。
当然，大多数的青年学生确实是响应了上山下乡的号召。对于处于生理激情期的青少年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上山下乡是一场由“革命”意识形态主导的群众运动，被称作为“上山下乡干革命”。确切地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群众运动中的一场亚运动，运动的主体对象是“老三届”的青年学生（至少开始时是如此）。这一青年运动与其他一些青年运动非常类似。
意识形态对青年人具有特别强烈的吸引力，与他们特殊生理期的心理、情绪和认知特点有关。吴潮和赵晓兰在《纳粹运动与德国青年》一文中指出，青年层的主体都处于平凡状态，但比其他年龄层却多了一份自命不凡和向往轰轰烈烈的心境，“他们常常更容易感到失意和压抑，追求着失意中的奋起。在当时，德国青年人弥漫着一种如醉如狂的情绪，其中既有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扛过枪的人们，也有那些在凡尔赛和约令人沮丧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在思想上他们渴望着某种能给心灵和幻想带来激荡的东西，某些值得为之而生活的理想，这是当时德国青年整体精神状态的画面。凡尔赛和约的某些条款以及战后德国的混乱状态又削弱了国家对于未来一代的成长和教育影响，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终于首先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宣扬者和最坚决的执行人，使大多数人坚信自己是在追随着一种伟大的思想”。
青年运动的原则是打动他们的人心，唤起他们的激情和热烈情绪。上山下乡的宣传非常能够投合年轻人的特点，利用他们的弱点，焕发他们的热情。青年人的性格和举动常有明显的相悖之处。他们追求无拘无束、自由浪漫，他们喜欢群体生活，害怕孤独，在群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互相支撑与感染的力量。这使得他们能够接受哪怕是非常严酷的纪律和命令，甘心置身于对人身自由具有强制性的团体之中。青年人有着一股自然而然的冲动，要加入组织和团体，要大轰大嗡激荡人心的行动，要在凡是可能的地方采取行动和显示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兵团”、成为准军事化编制中的一员、身着军装制服、遵循仪式化的生活常规，这些组织形式对青年人具有一种特别强烈、神奇的吸引力。
这种充满着激情和戏剧性，激荡着表演冲动的场景与行为大量出现在《知青》中，成为它所展现的“激情岁月”的基调和主色。好的知青故事应该让读者看清它的虚幻，而不是对它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向往。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人的经验增长和政治判断力的成熟，这样的“激情岁月”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虚幻实质。如何认识这种“激情”，把它理解为一种迷幻，还是一种真实，考验每一个知青文学或文革文学作家的政治、道义、人性判断。如何看待《知青》中的“激情”展现，把它理解为一种觉悟，还是一种愚蠢，是自由选择，还是被迫洗脑的结果，同样也是每一个观众自己必须仔细加以思考和辨别的。对这一点，不需要有一个所有人一致的结论（这本不是争论的目的），但它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共同的机会，让我们有理由再次想一想，“文革”真的已经离我们远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