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作的题材的角度来看，李开龙的这部散文集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类为读史笔记；二类为以回忆和记游为主的记叙性文章；三类为议论性文章。这三类散文各具特色，第一类散文学术性强，第二类散文抒情性强，第三类散文现实针对性强。而情感真挚，善于思考、富有思想深度，则是上述三类散文的共同特点。
李开龙的读史笔记，不追求史料的新发现、新发掘，而是着重在独特见解、独到史识、独有心得的表达，着重在对历史所能提供给我们今天的启示意义、警示意义的挖掘。李开龙的读史笔记善于从普通的、已成定论的史事、史实中开辟出新的解读侧面和分析角度。《韩信到底死于何因》一文避开有关韩信的许多可以大书特书的重要问题不写，专门探讨韩信的死因；《李广难封》一文专题分析李广渴望封侯、李广没有封侯、李广应不应该封侯、特别是李广为何不得封侯的问题。这样去选择独到侧面和角度对重要历史人物、历史现象进行专门（专题）解读和分析，比面面俱到的泛泛之论给人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李开龙的读史笔记，不仅善于提出问题，更重要的是善于分析问题，能够提出自己的独有心得和独到见解。《宋朝为何如此倒霉》一文，提出的问题如题目所示，让人觉得既有趣味、又有意义。该文在对“宋朝为何如此倒霉”这一问题展开多方面深入分析后，总结道：综上所述，宋朝从其建立的第一天起，就把危机的预期放在内部，赵匡胤留给他的后人的那些心传家法，无一不是本崇着“安内重于攘外”这一方针的。宋王朝三百余年被动挨打的局面，在太祖太宗手里早已埋下了祸根。该文在做了上述符合历史的分析后，接下去进一步概括出对我们今天的感悟和启示意义：首先，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都应该有强大的战略力；其次，国与国之间，礼尚往来和干戈相向都是常态，关键是自己要有实力、要有自信，要有压倒一切的实力和自信；其三，国富不养无用之兵，兵多不做无用之事；其四，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应该扎起更宽大更厚实的篱笆，谋求更大战略缓冲空间和战略机动余地；其五，偃武修文对于我们来讲，永远只能是一种策略而绝对不能当作目的。可以说，李开龙上述的概括既有历史的穿透力，又具现实的震撼力。《让将星不寂寞》一文为左宗棠而写，该文结尾用带点忧伤的抒情笔调写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已然挥去了那段阴霾、走过了那截隧道的左文襄公，即令重入轮回再归尘世，想必也不会介意我们这些浅薄的后人对他如何妄加评说吧。只是一点，饱则思饥安不忘危乃千年古训，何况今日之中国，东西两路皆有强兵乘隙，南北两端亦有大国为邻，左宗棠“塞防”之忧、李鸿章“海防”之虑，至今未能尽解。八旗旧习又来，九州祖业谁守？我们不能不思考并正视一个严肃的历史命题——让将星不寂寞！这是李开龙在冷静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带着真诚的情感发出的呼吁。《由田家英想到的》一文，由当代的“读书人”田家英联想到历史上的李白等读书人，最后感叹道：在真正读书人的空间里，没有权谋，没有欺诈，有的只是以苍生为念的善良、以天下为任的大气和以读书为乐的痴情。这样的善良、大气和痴情，也许正是读书人摆脱不了贫寒的根源，但是一样地，也是他们能够脱俗超凡、成就伟业的根本吧。笔者认为，真正读书人的本性、情怀、境界，真正读书人的命运、遭际，都在李开龙上述文字中得到了恰切的描摹，显示出作者不仅了解读书人，而且理解读书人。
书中以回忆和记游为主的记叙性文章，写得真实、真诚，特别富有感染力。我们先说回忆性散文，这类散文主要写乡情母爱，写孩提和青年时代的记忆。《母亲的扁担》一文写母亲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多挣工分，总是拿着扁担干男人的重活，因而母亲的工分在同村的妇女中常常是最高的。直到1978年，“我”上大学后回家过第一个暑假，来到正在地里忙碌的母亲身边，作品写道：“母亲特别喜悦，高兴地说声回家，一担红薯上肩了。我抢着母亲的担子，却被母亲倔强地拒绝了。母亲麻利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快步地走着，我达达地跟在母亲的身后，一路小跑着。”这样感人的场景和镜头，是让人看了永远不会忘怀的。作品紧接着写道：“我看着母亲一路的欢快劲，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心酸？”笔者想，作者应该是既有“幸运”、又有“心酸”，幸运的是母亲如此勤劳、健康，如此崇高、伟大；心酸的是母亲如此的劳碌、劳累，对已经成人的儿子还是如此地疼爱。这样的描写特别能让读者与作者感同身受。《我的大舅》一文结尾写道：“大舅一直是这样，记着别人的好处，想着别人的难处，自己做人做到了极处。大舅走了，走得很踏实，也很舒坦，他不欠人什么，他留给后代儿孙的是不尽的思念。”我们在这里看到，大舅的生活、人生是普通平凡的，但大舅的人格、精神则是非凡而崇高的。《陆劳模》一文写“农之魂”式的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黄书记》写极左时代的虽然比较“左”、但仍不失本分的农村基层干部，等等，都写得血肉生动，富有立体感。
书中记游的散文，很少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的，作者大多是在借风景名胜、自然景物的描写来表达他对历史、对社会、对民族、对人生的关注和思考。《云路 心路》一文开头写道：“半躺在开往美国的飞机上，我经飞的不仅仅是数万里云路，更在穿越千年的心路上久久盘桓。”接下去，作者依次回溯中国与国际的交往史、美洲大陆的发现史、美国的崛起和称霸史；接着从制度、宗教、民族、文化等层面展开对美国的分析；进而提出并分析中国如何面对强大的美国、如何在全世界担当大国的责任等重要问题；最后对未来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作出推测和期待。整篇文章只是摆事实、做分析，不妄作断语、妄下结论。发人深省，引人深思。《大云山与耶路撒冷比较》一文，面对当今世界“以宗教冲突为表征、以利益冲突为本质、以文化冲突为根源”的纷争乱象，作者围绕“如何解决宗教争端”展开分析和讨论，提出了颇多有益见解。《黑河话沧桑》有一段议论可谓振聋发聩：“一个国家失去土地才是真正的失去。边界土地常以条约维系，条约不是智慧的结晶，需要实力书写。”可见，李开龙的记游散文并非轻飘的观花赏月之作，而是真正富有内涵的、厚重的文化散文。
书中的议论性文章，都是面对社会现实有感而发，多为针砭时弊之作，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穿透力。《简单是美》一文一定意义上概括了作者的审美观，也从一个侧面表述了作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作者认为：哲人先贤的书常常使人领悟到大道至简；实践常常告诉人们最简单的往往是最管用的；在日常生活中，“我”常常感到，简单使人惬意。虽然事实和道理都是如此，但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人际关系却并不“简单”，李开龙对此亦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写道：“大概是性格的原因，我崇尚简单，内心从来没有复杂过。因此，人生就有了一份从容和潇洒。但世俗作祟，偏偏又让人简单不起来，常常撞到南墙，于是又多了一份苦闷和彷徨。”《论政绩》一文对政绩持一种冷静、辩证的观点。作者一方面充分肯定：为政者，求政绩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是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推力。另一方面作者明确指出：政绩需要正确的政绩观去引导，因为它有时也是一把双刃剑，剑锋所指，或山河巨变、人民受惠、“天下寒士俱欢颜”，或山河呜咽、百姓丧命、“一将功成万骨枯”。于是，作者接下去逐一剖析了三种错误的政绩观。这种剖析可以给为政者以有力的警醒作用。《政治敏感浅析》一文首先指出：政治敏感是一个政治家和领导者的必备素质，见微知著，洞察时代风云，是一种大智慧。同时，该文很有针对性地分析道：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一部分人，深谙政治敏感的“真昧”，紧绷的神经从未放松过。紧盯的是领导的脸色，揣摩的是领导的心思。窥探的是领导的爱好，上心的是领导的拜托，兴奋的是领导的异动，关注的是领导的看法。李开龙在这里可谓写尽了某些人对“政治敏感”有意误读、误用的种种可笑表现。《会议别议》一文一开始就尖锐地指出：人们对当今时代的“文山会海”怨声一片，会议形式在规范的外衣下越来越枯燥呆板，会议效果按几何级数递减。在直率地提出问题后，作者展开了切合实际的具体分析，总结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如下几点：之一，会议太多；之二，会议太长；之三，会议太空。这样的分析、总结可谓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谈得失》、《敬业与进取》、《忏悔小议》等篇在现实针对性和剖析的深刻性方面，都达到了上述例举文章的高度，值得我们细读，
笔者和李开龙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同考入岳阳师专（今天的湖南理工学院）中文专业的，我们是同班同学，而且是特别要好的同学（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在上大学期间，李开龙待人真诚、热情，学业成绩优秀，且篮球打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还有一层球友关系），等等，这些都是老师和同学们公认的。而就我个人的近距离接触来说，还有两点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既喜欢文学专业，也很喜欢读历史。课余时间，在同学们大都抱着中外文学名著不放的时候，李开龙则在一本接一本地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并且认真地做笔记（顺便说一句，他这部散文集能收入多篇有见地的读史笔记，应该与他当年就开始认真读史是分不开的）。二是他的作文写得又快又好。大一期间，我们每两周要写一篇老师命题的作文，每次第一个到学习委员那里交作文本的总是李开龙，以致后来有同学常常等着读了李开龙先交的作文后再开始自己的写作（可能是想从李开龙的作文中获得某种启发吧）。李开龙的作文不但写得快，而且好，他的作文分数常常是最高的之一。了解了上述情况后我们就知道，李开龙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能出这样一本高水平散文集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李开龙被选拔进入行政工作的行列。此后至今三十余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他很在意我的学业，我也特别关注他的事业。李开龙和许多历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样，有着强烈的入世精神，他在力争做一个“能官”（有能力、有所作为的官）的同时、又力争做一个“好官”（有道德品质、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官。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今天的“能官”不少、“好官”不多，“能官”兼“好官”的更不多）。李开龙做工作有能力、有魄力，真正把民众的疾苦、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在各个岗位上都干得很出色。但李开龙在行政工作岗位上同时又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某种“超凡脱俗”（见《由田家英想到的》）的精神，很多时候他保持着读书人的清醒和清高，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意同流合污，他拒绝权谋，反对欺诈，“于是又多了一份苦闷和彷徨”（见《简单是美》）。也许是正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李开龙在读史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回顾孩提和青年时代时总是表现出一种诗意的留恋，在面对现实时总是表现出一种冷峻的批判精神。笔者写下上述的文字，既是在解读李开龙的“文”，也是在解读李开龙的“人”。笔者认为，用“入世精神，脱俗情怀”这样的语言，无论是去评价李开龙的“文”，还是去评价李开龙的“人”，都是十分准确的，因此我特意用来作为这篇序言的标题。
2012年2月5日稿毕于岳阳市南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