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初，奥巴马执政下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在北京结束。如同前三次，这次对话后，双方宣布了对话的多项“成果”，显示中美关系似乎走向更加“均衡”的态势。这次对话结束后，美国方面就开始“落实”这些“成果”，比如允许中国“国有”银行到美国设立分支机构，为带动美国对华出口而扩大对中国出口一些过去禁止的高科技。
正值中菲边境问题、国内政治偶发性事件纷扰，对话所呈现的这一“均衡”态势，预示着中美关系怎样的未来？
“奥巴马主义”的核心
美国现行的对华战略是“再平衡”。这一代表了美国外交政策主要变化之一的战略，始于2009年。对这一战略，我国国内一度也做了多方面的解读。
最近，美国方面对此又有新的声音，奥巴马政府现在的一些政策和作为，似乎已偏离原来的“再平衡”， 如“战略转向”就不同于“再平衡”。由此引起了许多问题，使中国更加担心美国在亚太和亚洲的动向，引起了中美关系更多的不信任或者猜忌，因此，奥巴马政府需要让其政策回归到“再平衡”。
奥巴马内阁主要的对华政策制定者之一、现已返回布鲁金斯学会继续担任高级研究员的贝德大使（Jeffrey Bader），前不久发布了一本新书《奥巴马与中国崛起》。作者认为，在美国特定历史时刻上台的奥巴马政府，判定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主要是经济与“新兴大国”的关系，以及对美国最为重要的亚太地区，面对着“失衡”的挑战。
“失衡”一词，主要是美国经济部门和经济学家使用的概念，指代的是诸如美国对东亚各国的贸易入超，存在巨大的赤字。其实，对于奥巴马政府来说，“失衡”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战略上的，奥巴马政府认为中国军力不断增强，缩小了与美国的军力差距。
在与中国的关系上，奥巴马政府认为，在金融危机和美国战略重心集中在中东的情况下，这一关系可能朝着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所以，美国必须把其在全球、区域和双边关系上的“失衡”局面扭转过来。
为了扭转失衡，“恢复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奥巴马政府把其对外政策的理念叫做“再平衡”。这可能应看做是直到现在仍含混不清的“奥巴马主义”的核心。
为了“再平衡”，美国重新确定了美国外交的优先顺序：全球战略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回到亚洲”）、把“中国崛起”视为其主要地缘政治挑战、为增加美国就业而采取新方式开放亚洲市场（工具是东盟等中小国家建立起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即TPP）、加强与区域组织（尤其是东盟主导下的一系列地区机制）、重建与盟友（尤其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伙伴（尤其是印度、越南）等的安全关系。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背景下，却缺少实现这一战略“转向”的必要而巨大的资源。美国不少学者，公开承认这一难题。因为主权债务危机和由此导致的国内政治僵局，美国不得不紧缩，或者至少难以进一步增加军费开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资源缺口。
如何弥补这一缺口？美国的解决方案是在困难时期寻求盟友的支持和配合（意味着考验盟友对美国的忠诚）。目前，美国在太平洋的大小盟友，包括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印度，除了在配合美国战略转向的同时，伸手向美国要钱的菲律宾等外，都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正在协助美国补上战略“转向”所需的资源缺口。
当然，如果美国难以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恢复”其在亚太地区占据的绝对主导地位——在多边机构、充当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大市场、在为亚太各国提供“安全保险”上信守承诺——那么，这些盟友的支持势必难以持久。
美国的战略转向，本质上是退却和守城
“平衡”和“再平衡”并不是什么一个新思维，而是英美传统的外交战略理论。这次“再平衡”，显然是反应性的或者回应性的。对什么反应？对什么回应？有的美国人说是对“权力转移”和“中国崛起”的回应或者反应，其实，这更是从美国自身对金融危机和“硬实力”、“软实力”有所“衰落”的回应。
“再平衡”的方式是反击或者攻势，也即“以进为退”、“以攻为守”。美国的战略“转向”，本质上是退却和守城，至少在全球范围内如此，但是，出于复杂的考虑，美国不说是退守。转向也意味着，美国在总体退守的情况下，局部的强化。这正是战略的微妙。所以，如同上面提及的贝德新书的标题展示的，该战略针对“中国崛起”的意图是非常清楚的。
“再平衡”的理论依据是美国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国际关系理论。一些接近于现实主义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相信“权力转移”的现实与趋势。“权力转移”论认为，历史性地看，在21世纪初，世界权力发生了又一次历史性的转移，从西方（包括美国和欧洲）转移到非西方（包括中国、印度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前，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中国和印度等认定、确认为“新兴大国”，不少人的思想甚至走得更远，认为中国不久会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权。不知不觉地，关于“中国崛起”的美国话语不再是关于中国是否崛起，而是关于这一崛起对美国的世界地位到底意味着什么。
乔治·华盛顿大学 “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在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权力转移：中国与亚洲的新动力学》，如今已成为在这方面被广泛引用的“先驱”之作。不仅如此，如同乔治敦大学著名国际关系专家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的新作指出的那样，“权力转移”论认为对美国全球统治地位造成最大潜在挑战的，不仅是世界力量持续的重新分配，而且是来自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的新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模式。
笔者并不认为“权力转移”论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了中国、印度、巴西最近发展的证实。“权力转移”论，如同前几年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不在于科学性，而在于这一理论在西方的信徒很多，尤其是在西方危机的情况下，信徒更多。假如西方针对“新兴大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权力转移”基础上，这一理论则非常令人恐惧。用“权力转移”的旧理论解释“中国崛起”的后果是，“中国崛起”被看做是美国面对的主要外部挑战。
当前，最值得观察的一个美国现象是：“两场战争”（伊拉克、阿富汗）、“一场危机”（金融危机）等美国自身的问题、失误和危机，引发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轮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美国“内部”辩论。这一辩论也反映在美国2012年的总统大选过程中。不管是否“衰落”，至少，金融危机等打击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
美国之外也有学者介入“美国衰落”的争论，但是，争论正反双方主要来自美国，而非欧洲或者亚洲。有意思的是，欧洲、日本的学者认为“美国衰落”，美国人反应不强烈，若是中国和俄罗斯学者也如此认为，美国人则反应强烈。所以，一些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对美国是否衰落的话题，保持距离，谨言评论，以免美国人“上纲上线”。
“失衡”只是美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
许多美国内外评论家已经指出，美国所谓“回到亚洲”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因为自从二战后在西太平洋获得战略“存在”地位后，美国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东亚（西太平洋）。冷战结束后，没有苏联竞争者的美国海军更加牢牢地控制太平洋的东南西北（包括南中国海）。所以，“回到亚洲”是一种夸大的政治外交说辞，其意无非是声明美国战略“转向”，以“再平衡”“中国崛起”。
如果说美国“回到亚洲”的说辞不合事实，那么，美国战略上认定的“失衡”也是反应过度。美国在亚太地区本来没有战略“失衡”的问题。“失衡”只是美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
尽管美国经历危机（美国历史上经历过许多危机），美国至少仍然在如下三个领域（部门）的绝对或者相对优势地位尚未动摇：金融（包括美元）、军事和政治。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一目了然。由于欧盟不是美国那样的联邦国家，欧盟只是一组“连环”起来的大船，在遭到“火攻”的情况下，即使有“防火墙”，也难以全身保全，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危及“美元霸权”，反而全球的资本为躲避欧洲危机和其他政治风险，继续流入美国，强化了美元霸权。
尽管“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危机，美国人也担心“中国模式”，但是，因为“中国模式”并非“美国模式”的替代，“北京共识”只是有的美国人造出来的“狼来了”故事，美国仍然挥舞着“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以及主导着“西方的自由秩序”。
英国在18世纪到20世纪提倡“自由贸易”，那是因为首先实现“工业革命”后的英国享受着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同样，由于美国在上述三大领域的优势，美国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军事部门和政治自由“门户开放”，“自由秩序”国际体系仍然在不断扩大范围而非缩小，如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表明的那样，“新自由主义”并未因为资本主义的新危机而停下扩张和升级的步伐。
上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应该看做是奥巴马政府“再平衡”战略成功的一个指标。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在缔结“高质量”的下一代“自由贸易区”（即TPP）上获得了进取的势头，到2012年上半年为止，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先后宣布要加入“TPP”谈判。
TPP的地缘战略涵义“路人皆知”：由于中国在加入这样一个升级版的区域贸易协定谈判上困难重重，孤立无策，不管今后TPP协议是否真的达成并得以落实，美国针对中国的“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投资领域已经“不战而胜”。在战略和政治上，尽管有的美国学者如布鲁金斯学会李侃如担心“战略转向易说难为”，但由于盟友的配合，美国仍然对确保21世纪的亚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充满信心。
所以，笔者在此提醒我们中国的对美关系决策者和关注者，奥巴马的美国 “再平衡”对华战略似乎不仅取得了成功，而且可能走得更远，达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因而产生了从我们看来的另一种“失衡”。也许，这一回，该是我们中国说“失衡”的时候了。这“另一种失衡”，是中国对美关系的失衡。
也就是说，美国人是纠偏了，但我们却“失衡”了，中国从一度对美可能获得的历史性的“崛起”势头，由于美国的“转向”再次加剧了中国对美的相对和绝对劣势。
在亚太地区多边机构中，无论贸易还是安全，由于中国东盟关系恶化和TPP，中国在过去15年寄托希望和苦心经营的“东亚合作”失去战略势头，甚至，东亚合作将进入一个停顿时期。
美国在中国于2003年第一个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六年后的2009年签署该条约，美国确定东盟地区论坛（ARF）为讨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多边平台，美国加入东盟牵头的“东亚峰会”。中国被迫受制于东盟主导、美国控制的这一系列区域外交、安全多边机制。
一系列亚太国家高调要求美国兑现其安全承诺，如菲律宾在与中国的领土冲突中，多次援引《菲美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与从韩国到澳大利亚多国的安全关系正在升级换代。这使得中国必然在亚太地区进一步深陷“安全困境”。
注：本文发表于《社会观察》201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