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64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争论，杨献珍先生所提出的“合而为一”被批判为“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理论”。本文认为，“合而为一”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哲学命题，离开了“合而为一”，很难全面、正确地揭示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所以“合而为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杨献珍先生用“合而为一”来解释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委婉地批评毛泽东关于矛盾只“分”不“合”、只斗争无合作的错误观点，试图从哲学的角度纠正毛的极端主义和片面性，纠正日益猖獗的“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这种不畏权势、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批判错误潮流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必将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1964年，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震惊全国的哲学大争论，这就是“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之争。“一分为二”、“合而为一”原本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两个哲学命题，所谓“一分为二”是指一个统一的事物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而“合而为一”则是指两个对立面构成一个统一的事物。毛泽东认为矛盾的真谛就是“分”，就是一个统一的事物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就是两个对立面进行绝对的斗争，所以他经常用“一分为二”来表述、解释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中国明末清初的哲学家方以智最早提出“合而为一”这个哲学命题，他认为“两者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也，相反相因，因二相济，而实无二无一也。”“交也者，合而为一也。”[1] 1964年4月，中国著名哲学家、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课时，阐述了自己对“合而为一”的认识，他认为“合而为一”的“合”字，就是构成的意思。它和“不有两，则无一”“合有无谓之元”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一是由二构成的，统一的事物是由两个对立面构成的，这都是中外思想家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方法。[2] 毛泽东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而杨献珍却认为，“合而为一”也是对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的一种表述。对“合而为一”“一分为二”的不同认识原本只是学术之争，然而，毛泽东却表态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而合而为一恐怕是修正主义”，“伟大领袖”一声令下，于是这场学术之争就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政治大批判和大围剿，“合而为一”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杨献珍也被撤消职务，“文革”中又被投入监狱，“监护审查”达8年之久，而支持、赞成“合而为一”的人也都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之争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争论的两个主角——杨献珍和毛泽东——都已离开了人世，虽然杨在毛死后得到了平反，但是，“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在学术上的争论仍然没有盖棺论定。杨献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经对中央党校青年教员解强说：“我至今弄不清楚‘合二而一’错在哪里，如果有人能够说明它与‘一分为二’的关系，我会衷心感谢他。”[3] “合而为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哲学命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合而为一”？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反思、探讨这些问题，希望能从理论上阐明“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的关系，希望能给“合而为一”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告慰杨献珍先生的在天之灵。

1964年批判“合而为一”的时候，作者正在高中读书，由于热爱哲学，所以对这场大批判十分关注，那时我就认为，“合而为一”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一分为二”也并不全面，我的这些认识也被学校批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言论”，成为我的一大罪状。近半个世纪以来，作者反复思考、反思、探索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毛泽东以及当年的批判者们对“合而为一”的批判和攻击是蛮横无理的，这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也是错误的，“合而为一”根本不是什么“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而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哲学命题。“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并不矛盾，二者分别表述、解释了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假如缺少了“合而为一”或“一分为二”，都无法对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做出全面、正确的解释。我们为什么说“合而为一”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说“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并不矛盾？为什么说它们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呢？我们的理由如下：

（1）“合而为一”是“一分为二”的基础，假若没有“合而为一”的“一”，那么“一分为二”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毛泽东说矛盾就是“一分为二”，所谓“一分为二”就是指一个统一的事物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然而，一个统一的事物又是如何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的呢？可以肯定的是，首先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事物”，然后这个“统一的事物”才有可能“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假若这个“统一的事物”根本就不存在，那又如何能够“分裂成为两个互相对立的方面”呢？这就是说，在“一分为二”的时候，首先必须有“一”（ 即“统一的事物”）的存在，然后才有可能“一分为二”；假若“一”（ 即“统一的事物”）根本就不存在，那么“一分为二”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么，这个“一”即这个“统一的事物”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科学和无数的事实都告诉我们，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由更小的事物或元素组合而成的，也就是说，所有“统一的事物”都是通过“合而为一”的方式构成的。正是由于“合而为一”“合”成了那个“一”，这才为“一分为二”奠定了基础，而“一分为二”才有可能发生。

作者在《究竟什么是矛盾》一文中曾明确指出，矛盾的本质是关系，它所反映的只是事物之间一种特殊的关系，而构成这种矛盾关系的主体则是事物。[4]这就是说，必须先有事物这个主体，然后矛盾关系才有可能形成。那么，主体即事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系统论告诉我们，事物或者说系统是由元素组合而成，而“矛盾的主体”也是由相应的元素组合而成的，这就是说，必须先有若干元素“合而为一”，“矛盾的主体”才有可能产生。当元素“合而为一”形成了“矛盾的主体”之后，主体之间才有可能发生关系，才有可能产生、形成矛盾。例如工人和资本家是一对矛盾，但必须先有工人和资本家这两个“矛盾主体”的存在，二者才有可能产生、形成矛盾；假若在远古时代，工人和资本家还没有出现，那二者的矛盾也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没有元素之间的“合”，没有“合而为一”，就不会有事物，不会有世界，也不会有“一”。假若没有事物和世界，假若没有“一”，哪里又来的“一分为二”？哪里又来的矛盾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矛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合而为一”与“一分为二”是相辅相成的，有“分”必有“合”，有“合”也必有“分”，二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矛盾。毛泽东只承认“一分为二”，不承认“合而为一”；只承认“分”，不承认“合”，并且把“一分为二”与“合而为一”、 “分”与“合”完全对立起来，这不仅是片面的，而且也是十分荒谬的。

（2）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纯粹的、无休止的“一分为二”。

毛泽东完全否认“合而为一”，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矛盾的精髓就是“分”，这就是说他认为矛盾就是一个纯粹的、无休止的“分”的过程。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纯粹的、无休止的“分”吗？假若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无休止的“分”，假若世界上所有事物的内部都进行着无休止的“分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就必然会成为一个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世界，我们的世界就必然会土崩瓦解，变成一盘散沙，而世界也将不成为世界。正如曾彦休先生所说的那样：“1964年，全国大批‘合而为一’，说宇宙间的一切永远只有‘一分为二’，而绝无所谓‘合而为一’。照此，就水也没有了，人也没有了。”[5] 所以，毛泽东关于只有“一分为二”、 绝无“合而为一”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

有人可能会辩解说，毛泽东所说的“一分为二”并不完全是指事物的“分裂”，而是指对立面之间的“斗争”。然而，对立面之间也并不是只有“斗争”，更不是无休止的“斗、斗、斗”，因为对立面之间也存在着和解、团结与合作，也存在着“合而为一”。 例如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分裂成为两个国家——东德与西德，东德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而西德则属资本主义阵营，二者互相对立，形成了一对矛盾。然而在20 世纪的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柏林墙被推倒，东德加入了西德，对立的双方“合而为一”，重新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3） “合而为一”、“一分为二”是矛盾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二者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上面已经指出，若干元素通过“合而为一”构成了“一”，即一个“统一的事物”，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这个“统一的事物”的内部又出现了对立，于是对立的双方“一分为二”，分裂成为两个对立面。当两个对立面形成之后，二者之间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相互作用，例如斗争、对抗、团结、和解、合作，等等。两个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导致它们的改变，而随着两个对立面的改变，那个“统一的事物”也会发生大的改变，甚至有可能解体。“统一的事物”改变了、解体了，构成这个事物的诸元素（有时还会加入新的元素）又会重新组合，并构成一个新的“统一的事物”，这就是新的“合而为一”。从“合而为一”到“一分为二”，再从“一分为二”到新的“合而为一”，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表达如下：

……——“合而为一”——“一分为二”——新的“合而为一”—— ……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看出，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一分为二”，也存在着“合而为一”， 二者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史，起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合而为一”），但由于王朝内部矛盾丛生，对立面之间互相争斗、残杀（“一分为二”），最后这个王朝灭亡，一个更新的王朝建立（新的“合而为一”），所以王朝的兴衰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合而为一”和“一分为二”不断交替的过程。我们以周朝为例，周朝之前是商朝，商朝的后期天下大乱，武王伐纣灭商，并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了新的王朝——西周，从此国家趋于统一，这就是一个从“一分为二”到“合而为一”的过程。但周王朝建立之后，它的内部也逐渐产生了复杂的矛盾，各种对立面互相争斗、残杀，于是国家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分裂、动荡和战乱时期，这就是“一分为二”的阶段。经历了长达500余年的战乱之后，秦始皇终于在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秦，于是又形成了新的“合而为一”。

从“合而为一”到“一分为二”，再由“一分为二”到新的“合而为一”，通过矛盾的发展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合而为一”、“一分为二”是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互相交替，构成了曲折的矛盾发展过程。

通过以上探讨，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中，既存在着“一分为二”，也存在着“合而为一”，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合而为一”就没有“一分为二”，没有“一分为二”也不可能有“合而为一”，二者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合而为一”和“一分为二”分别揭示了矛盾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矛盾，所以矛盾既是“一分为二”，又是“合而为一”的。

根据以上结论，我们就有可能对“合而为一” 做出更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合而为一” 揭示了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离开了“合而为一”，我们很难全面、正确地揭示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所以“合而为一”完全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长期以来，毛泽东认为矛盾就是“一分为二”，就是对立面之间无休止的分裂和斗争，这种只“分”不“合”、只斗争无合作的矛盾观，必然会导致极端主义和片面性，必然会导致“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必然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作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著名哲学家，杨献珍先生对毛泽东的矛盾观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他仍然坚持用与“一分为二”迥异的“合而为一”来解释矛盾和对立同一规律，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他这是在委婉地批评毛泽东，批评毛关于矛盾只“分”不“合”、只斗争无合作的错误观点，并试图从哲学的角度纠正毛的极端主义和片面性，纠正日益猖獗的“斗争哲学”和极左思潮，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这种不畏权势、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批判错误潮流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哲学家范缜，撰写《神灭论》，与梁武帝萧衍以及御用学者64人公开论战，其不畏权势、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和风骨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杨献珍先生的精神和风骨堪与范缜媲美，他必将会像范缜那样，在中国哲学史上留下闪光的一页！

2012-6-23于郑州

注释：

[1]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9页。

[2] 《杨献珍文集》，第1卷，第304-305页。

[3] 梁志学、陈 霞：《论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对“中国哲学史座谈会”的反思》，《博览群书》2007年第7期。

[4] 陈定学：《究竟什么是矛盾》，见爱思想网—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5] 曾彦休：《斗争哲学曾被认为是反共哲学》，《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