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南海问题很热，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南海。中国作为一个海陆两栖的大国，应该有陆海均衡的地缘战略，这样才能在全球格局变化中赢得先手，而不是别人刺激-我们反应的被动应付。
南海的问题不是新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就在南海同周边一些国家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上世纪80年代也有过。为了解决南海问题，中国当时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12字方针。应该说，这个方针起到了维持二三十年以来南海地区基本稳定的作用。
但是由于这个方针的核心是“搁置争议”，而“搁置争议”的前提是“主权在我”。对其他的争议不光是中国要搁置，其他国家也得搁置。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其他国家并不想搁置主权争议，这就导致南海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根本上来说，这一新变化与全球力量格局调整和亚太区域各国发展紧密相关。一些国家面对变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想搁置争议，甚至是挑起争端，破坏现有格局。
在这一变化中，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要研究美国战略调整，把握其全球战略走向。
美国在亚太“以军领经”
从历史上看，美国介入太平洋地区的事务发端于1898年。那一年的5月31日，美国兼并了夏威夷；仅两个月后的7月31日，美国开始准备占领菲律宾。指挥了这两大事件的美国总统麦金莱回忆道，“我们做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就是坚持占领菲律宾群岛，这使美国在短短几个月里变成了一个世界大国。”那时的美国与老牌殖民国家相比，是亚太地区的后来者，所谓门户开放，就是要求美国与其他列强的同等地位，要利益均沾，这体现了这位强国俱乐部的迟到者参与瓜分的强烈愿望。
这种情况到一战时有所改变。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西方国家的重心放在欧洲。美国在亚太区的影响力逐渐上升。一战后的世界格局是形成了以英法等欧洲国家和美国为轴心的世界，这是大西洋同盟主导的世界，太平洋地区处于附属地位。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凡尔赛体系主要用于解决欧洲问题，由英法主导；华盛顿体系解决的是太平洋地区问题，由美国主导，日本为辅。这一局面维持到二战之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两家主导建立了雅尔塔体系，其后又演变成冷战格局。在这一段时期里，美国凭借超强的国力，以战争“大棒”主导亚太局势。但除了对日作战是对日本过度扩张的反击外，其他发生在亚洲地区与美国相关的战争，均具有“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与错误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特征。战争不仅是历史的清道夫，也是历史的魔术师——这些战争的副产品，是亚洲的去殖民化运动和积贫积弱的中国复兴，以及亚洲“四小龙”、“四小虎”的诞生。鉴于越战的教训，美国在几十年时间里避开亚太的是是非非，而专心对付苏联和进行新经济试验。直到苏东集团瓦解、“9·11”事件的爆发，美国的战略重点都放在欧洲和中东。
但是有两个事件导致了美国战略重心的变化：一个是欧盟的成立和欧元区的出现，这就导致美欧之间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出现了很深的裂痕，变为了两个循环的经济体系。以前是大西洋轴心一体，由于欧盟的出现，导致了美欧之间渐行渐远，虽然它们仍然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在文化、意识形态上也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贸易联系还是非常紧密，但是从趋势看，是背向而行。
第二件事就是在东亚地区正在形成“10+3”的经济合作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慢慢开始扮演拉动亚洲地区继续发展的火车头角色。亚洲地区要继续发展，需要有一个新的动力，需要新的火车头，在此之前日本人曾经充当了火车头，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了。这个趋势的标志就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在今年年内即将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等。
大西洋同盟的解体和亚太地区的崛起，这两大趋势导致美国必须，或者说，只能重返亚洲。重返亚洲的美国，已经没有当年那么财大气粗了，甚至是有些捉襟见肘。美国的国力基础有几个，一个是金融，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第二是科技、经济的力量，也受到很大的影响；第三是军事支柱。从目前来看，军事支柱是美国最强、尚未受到挑战的可以运用的力量。因此，美国重返亚洲，主要是利用安全议题，其基本做法就是两条，一是保持争端，二是两头下注，也就是说要在亚太地区保持争端，并在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和集团之间两头下注。
近年来，亚太地区的一大亮点就是区域合作搞得好，有与美元区脱钩的苗头。东盟与中国自贸区已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正在谈，这对美国是大冲击，它要利用区域影响力，阻止、破坏区域合作。而南海问题恰恰是中国区域战略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以经济为主，缺少一种安全、政治安全的机制安排，经济与政治、安全事务完全脱节。这就给美国的战略设计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从2010年开始，在中国周边，或者在亚洲地区发生的一些事情，都和安全是有关系的。
在东北亚地区，美国可以通过朝韩的紧张关系，来影响中日韩；在南海问题上，挑起海上航行自由问题。延坪岛事件、“天安舰”事件是在东北亚打入的一个楔子，南海事件是在东盟与中国之间打入的一个楔子，主要是在越南、菲律宾与中国之间打入的一个楔子。美国的介入让有些小国心旌摇动，觉得可以在大国权力缝隙中间寻求好处。
我把美国的区域战略概括为两句话，一个叫做“以军领经”，就是以军事力量来带动经济，以安全事务来主领区域事务，比如日韩或者东盟国家把自身的安全完全寄托在美国身上。第二个就是以海制陆，利用中国经济重心沿海化、依赖海外市场、海上通道的弱点，给中国制造麻烦。
中国经济沿海化
目前中国面对的这种格局，已经引起中国战略界、国家决策层以及学者们普遍的关注，近年来，北京的许多研究机构都做过各种各样的研讨，大家交换意见。
从现在来看，各方意见还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必须放弃“韬光养晦”，不能再示弱，要有所作为；另一种认为应该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搁置争议。前一种意见，大家觉得有些情绪，后一种意见，大家又觉得好像不解决问题。
我的意见属于第三种，就是要在重新审视变化中的世界格局、亚太格局和大国关系之后，找到新的应对方式。
在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上，过去30年里最重大变化，就是经济的沿海化。
上个世纪50年代，出于抗美援朝和依靠苏联“大后方”的考虑，中国的建设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以及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兰州、西安、包头、太原、大同、郑州、洛阳等工业城市的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重心明显偏北、偏西。
从第五个五年计划之后，中国的基本建设投资重心开始东移。许多建设项目被布局于沿海或靠近沿海的区域，沿海区域在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到了42%。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推进沿海开放，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1978年，东部10省市的GDP占全国的比重为41.8%，到2007年上升到55.2%，其中工业产值则接近60%。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不仅使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和政策重心均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沿海化导致中国对于海外市场、海外资源、海上航路形成高度依赖，甚至可以过分依赖，这对一个大国来讲是危险的。面对像南海岛屿主权争端的时候，就可能危及到海上航路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要受制于人。近年来，我国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我国对海外资源的依赖也大大增强。 2009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的52%，铁矿石占消费量的75%。进口石油的95%，进口铁矿石的99%，都是通过海运，全国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3%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发展能够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海上力量，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然而，这需要长期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看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海上力量还不足以保护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和海上通道。
综合分析我国面临的战略威胁和自身能力，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需要对我国战略重心沿海化的趋势进行适当的调整。
如何解决这一战略隐患呢？我的一个战略构想就是“倚陆向海，海陆均衡”8个字。
这个构想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海陆两栖的大国，只有把大陆的文章做好，才能够在海洋上获得更大的资源。我依然认为，要以陆制海，依靠大陆来制海，以反制美国的以海制陆。
其次，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是应该行使有限的海权。要有所作为，但重点应该放在台海，不要去全面挑战海权国家。中国应该选择一个跟自己海上力量相匹配的海洋战略。
制定实施大陆发展战略
作为欧亚大陆上的重要大国，中国西连欧亚大陆的“枢纽地区”，东濒太平洋的边缘地带，是典型的陆海型国家。因此，中国长期受到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安全威胁。特别是近代以来，如何面对这一地缘环境，成为维持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在晚清时有左宗棠、李鸿章的“塞防”、“海防”之争，在毛泽东时期有“大三线”的部署，在改革开放以来则有沿海开放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决议中明确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提高海洋开发、控制、综合管理能力。”我们大多数时候在呼吁要制定一个海洋发展战略，其实我们也缺一个内陆地区的发展战略，我们不妨称之为“大陆发展战略”。
有人就会说了，中央不是已经有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有了中部崛起战略，这些不就是大陆发展战略么？实际上，这些都只是大陆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甚至只是一部分中间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战略的要点主要包括：第一，中国要把自己的内陆地区发展成跟沿海地区相匹配的一个新的增长极，能够对欧亚大陆的内部进行辐射，我一直以来都主张，要发展西部，而不是开发西部，开发还只是将西部的资源运到东部，而不是发展西部自身；第二，要跟欧亚大陆国家建立起更加紧密的经济、政治、安全合作关系，保证中国的资源、市场能够通过陆地的方式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如何发展中国西部呢？当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提高密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提高密度，就必须推进城市化。在中国西部发展建设中，应该通过增加西部城市密度提高人口密度。利用西部和中亚地区的矿产资源特别是油气资源，选择水资源相对充裕的地点发展和新建现代工业城市甚至是城市群，建设西部的上海、深圳。
除了提高“密度”，促进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减少距离。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开拓建设欧亚大陆上的陆路大通道，通过铁路、管道、公路等多种交通运输方式将中国与中亚、中东、欧洲甚至是与非洲连接起来，建成能够高效沟通欧亚大陆的陆地交通运输线，会极大改变中国及其他大陆国家过于依赖海运的现状，这将重塑世界的经济地理。
在大陆国家合作问题上，上海合作组织有一个很好的雏形，但是缺少一种战略上的自觉，我觉得要充分认识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义，反对算“小账”，尤其不可表现出“财主式的傲慢”，而要虚怀若谷，尊重其利益关切。目前，拥有16亿人口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已经初步搭建起了区域经济体系的雏形。中国作为主要制造业大国和重要出海口，与地处大陆腹地，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在经济上形成了互补关系，彼此结成制造业国家与资源国家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中亚油气产业联盟”，正在形成普京所说的“能源俱乐部”。我们也应该看到，上合组织之间经济合作主要集中在油气矿等自然资源贸易领域，切合点过于狭窄，应该学习欧洲，从基础能源起步，发展出类似“空中客车”那样的高技术、长产业链的合作领域。这才是中俄合作的“新天地”。现在一些经济部门和企业，缺少国家战略意识，眼光短浅，不知道大国关系和国家安全与发展需要长远布局，过于计较得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从长远看，中俄合作、上合组织是可以成为大陆国家合作的基础平台，可以把亚欧大陆甚至是亚欧非大陆进行整合，形成不依赖海路的大陆合作板块，形成经济互补、政治互信、安全互助、文化互敬的睦邻共同体。
中国应避免走极端
在做好以陆制海的大布局之后，中国才好腾出手来处理南海岛屿主权争议问题。
我觉得，在搁置争议和军事打击这两个极端手段中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很大的策略空间，我们不必走极端。搁置争议也许是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军事打击则可能是一个迫不得已、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是在这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策略甚至是战略空间。这方面研究得不够，统筹得不够，现在常常是从一个极端翻到另一个极端，这可能是我们应对海洋争端中需要警惕的。
首先是搞好战略布局。争，也不见得就是战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问题的开始，不是解决问题的结束。不要把战争想简单了，兵凶战危，不要轻易言战。动嘴比动手强，但动嘴有时不解决问题怎么办？动手有不同的动法。在面对与菲律宾等国家的争议时，中国可以学一学西方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采取的多种手段，打组合拳。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预见不够，有得过且过之心；当问题成为一个焦点，特别是成为一个热点的时候，又萌发出“灭此朝食之志”，喊打喊杀，恨不得马上用军事打击。这两种做法都不对。我们曾经在《超限战》中给当代战争下过一个新定义，组合运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迫使对方接受你的意志。按这种定义的话，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让菲律宾走到谈判桌前，甚至在谈判桌上得到中国所希望的结果。
（东方早报记者陈良飞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