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asheng Huang

书名: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年:2008

前言

一九九八年，我正在上海为撰写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SellingChina)进行实地考察。期间，我问一位政府官员是否能为我介绍一些私营企业家。他满脸困惑，并且问：“你是哈佛的教授吗？”（彼时我正任教于哈佛）他继续问：“身为哈佛的教授，为什么你会对那些在街头卖西瓜、茶叶和烂苹果的人有兴趣？”

他的反应多少令我吃了一惊，我心平气和地提醒他，诸如微软和惠普那样的公司也是由私营企业家创立并经营的。然后我大着胆子告诉他，上海的私营企业家只是在卖西瓜和茶叶，原因或许是，只有那些行当才是政府允许他们从事的。

那位上海官员的看法令我久久不能忘怀，并激发了我写作本书的最初灵感。（本书中有一章的标题就叫“上海出了什么问题？”）他的看法与西方对中国改革的相当多的理论阐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家之间盛行的一种观点是，在中国，国家致力于缔造基于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但这种改革受制于政治障碍。作为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决策者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以达到同样的目标：比如将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引入境外竞争，并在保留国有企业的同时鼓励新的创业。

真实情形接近于那位上海官员看法背后的精神。至迟于一九九八年，大多数中国官员对私人创业还是持有全然轻蔑的态度。倘若中国当局选择压制私营部门这一点确凿无疑，我们将遭遇好些重大的难解之谜。其中之一是，怎样解释私营部门实际上随着时光荏苒而茁壮成长这一毫无争议的事实？我在我的上一部著作《出售中国》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作用不是带来了工业技术和实用诀窍，而是以向受压制的企业家提供融资的方式扮演了风险资本或者私募股本的角色。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从高技术产业到低技术产业，从这个国家的富裕地区到贫穷地区——如此普遍的缘由所在。自从拙著出版以来，数篇实证研究论文业已较为系统地确证了这一假说。

外商直接投资并非故事的终局。外商直接投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涌入中国，倘若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九十年代私营部门的成长和经济增长，人们该怎么解释八十年代的十年呢？这个关于八十年代的问题暴露了我自己对最近的中国历史的无知。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度认为，中国改革遵循一条渐进式的轨迹——始于从不显山露水的小步前进，然后随着时间推进，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强。有很多年，我都持有这样的看法：九十年代的改革远较八十年代激进，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书读者将发现，本书的主题恰恰相反。本书表明，中国真正的奇迹发生于八十年代，这一奇迹是由自下而上的创业努力和很多改革前沿值得关注的自由化缔造的。九十年代，改革事实上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逆转。

我是在有机会与张伟博士探讨与争论之后，才开始怀疑我本人的看法的。张伟博士目前任剑桥大学讲师，讲授中国经济，他对中国改革的历史有极其广博的了解。八十年代，正值风华正茂的张伟主管着天津的一个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政府部门中新成长起来的明星人物。张伟温和而坚定地告诉我说，我的渐进主义视角显然低估了八十年代改革的速度。自从那次对谈之后，我开始注意到相当多的局内人，即任职于中国官方体制中的人士，也持有类似观点。对于改革在九十年代的逆转，我在第三章中提到的农村官员李昌平是最为直接指出这一点的学者。

但对这一议题进行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提供局内人的观点。这一看法必须由数据来证实，这是个挑战。要获得准确的中国统计数据——特别是有关八十年代的数据——有多么艰难，极少数社会科学研究者才能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完全破坏了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搜集体系。有报道说，一九七六年，仅有四十六人供职于国家统计局；迟至一九八六年，百分之九十的中国经济数据还是人工处理的。（一九八五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了一项经济普查。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查证该普查原始数据获取情况时所得到的回复是，保存数据的磁带掉到了水中，已经被完全毁坏。）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的一些同事通过设计精确的实验，有时是把他们的学生当作研究对象，以此来为他们的研究生成数据，他们的这种能力令我惊讶并羡慕不已。在我的一个同事设计的一项实验中，他会为在饭厅吃饭的学生拍照。（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许我也只能惊讶而已。）出于实验目的而生成数据，类似那种奢侈享受我不曾拥有，并且对一些人溯及既往并不是件容易事，特别是当相关人士是前总理或政府部长（包括相当多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士）时。

我于是另辟蹊径——研究政府文件。中国不缺文件。有一种来源特别的文件——银行文件汇编，被证明对我的研究计划极有助益。为完成本书的写作计划，我查阅了数千页的银行文件，其中好些文件早至八十年代初期。正是基于逐步积累起来的银行原始文件证据，我开始拒斥对中国改革的渐进主义解释。

有怀疑精神的读者或许会质疑，基于银行文件证据而得出的结论尚不够慎密严谨。（除了文件证据，我还搜集到了数量可观的调查数据。）在回应这一批评时，人们应被提醒的是，渐进主义的视角似乎从不曾被系统证实。支持渐进主义视角的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是，私营部门产量所占份额在不断上升。在第一章中，我深入解释了何以这种指标对于研究政策演进来讲是有问题的。

当我们试图作出表示因果关系的推论而不是要尝试确立某些事实时，研究方法的慎密严谨最为重要。这里有个研究中国经济与研究美国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研究美国经济时，学者们或许会就比如说“里根减税”的效果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而在研究中国经济时，最关键的问题会是：政府真的是在减税吗？本书大部分篇幅是对事实的记录，包括对乡镇企业作出了精确定义并就针对私营部门政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性的恰当评估。

鉴于两位个人在我获得关于中国改革的原始文件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帮助，我应专门提到他们。一位是熊景明女士，她当时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图书管理员。熊女士搜集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令人着迷。我在她那里用到的一部书表明了她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那书仅印刷了二十四本。她搜集的资料可以上溯至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早期，并且分类精当。我对她不胜感激。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南希·赫斯特（NancyHearst）女士对我的研究贡献同样重要。她供职的图书馆毫无疑问是亚洲之外研究当代中国的最佳之地。南希还以其他方式帮助了本书的研究。她编辑并校阅了本书的初稿并纠正了我犯的一些错误。我非常感谢她。

过去那些年，我身边有不少能干的研究助理，这些人包括LuGao、YuLu、HeiwaiTang、YanboWang、以及WendiZhang。其他一些人搜集并提供了关键的数据。香港岭南大学教授张轶凡慷慨地与我分享数据，香港大学的杨治协助我进行了数据分析。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本书编辑ScottParris以及我在阿普塔拉（Aptara）的项目经理KenKarpinski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提供了最有效率的协助。我对他们深表感谢。

让我同样感谢那些与我讨论本书中观点的个人和同事，以及那些对本书初稿提出宝贵意见并贡献诸多想法的人士。这些人包括WilliamBaomul、PranabBardhan、SuzanneBerger、KristinForbes、傅军、SimonJohnson、DeveshKapur、TarunKhanna、NicholasLardy、DonLessard、李祥林、RickLocke、裴敏欣、GuyPfeffermann、EdSteinfeld、LesterThurow、LauraTyson、AshutoshVarshney、EleanorWestney以及AlanWhite.

没有来自我的夫人JeanYang始终如一的支持和鼓励，本书将不可能完成。我曾多次外出，当时在一家医疗保险公司担任高级行政人员的她毫无怨言，照顾我们的两个小女儿Kunkun和Nanan。她是我的很多想法是否在理的最初验证者。当我的两个女儿拿走我的手提电脑并写下或以涂鸦的方式表达她们自己对我的写作的看法时，或许她们也间接改进了我的这部著作。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三位个人，我相信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中国奇迹。我在本书的不同章节提到了他们——第二章中提到了年广久，第三章中提到了郑乐芬和孙大午。这三人均为农村企业家，他们所遭遇的是由九十年代不开明政策导致的那种常见的悲剧性命运。在这里，我以这种低调的方式提到他们的贡献。

黄亚生二零零八年六月六日于印度新德里

提要

自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显著。这是毫无争议的。中国经济究竟通过何种机制得以增长得如此之快？这一问题有更多讨论空间。经济学家之间接近一致，或者说最引人入胜的看法是，中国凭借独一无二的、特定于地方实际情况的制度革新，比如地方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地方分权以及有选择性的金融管制来实现其增长。诸如私有化、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和政治制度改革之类传统的增长机制并非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内容。

大量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围绕如下问题进行：鉴于中国经济的低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如何解释其增长？通常由齐整的数理模型支持的解答是，表面上看起来低效的好些政策实践和制度——诸如乡镇企业的公有制和金融管制——在中国特定语境中具有潜在而高效的功能。这一思路是典型的逻辑推演式的：一望而知是低效的体制的这些高效功能，系由中国经济的一流表现推导而出。

本书采取了不同的基于事实的思路。本书经由如下一组问题展开：乡镇企业果真是公有的吗？中国推动金融改革是早于还是和八十年代早期最初的经济起飞同步？本研究基于对有关决策、行政机构和银行的档案文件以及数次对家庭和私营企业调查所得资料的详尽查考而进行。有关定性和定量数据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九年到二零零六年。本书所研究的事实是大量而细密的——我查阅了数千页由中国的中央银行、所有重要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机构的负责人签发的协议书、批示、工作手册以及人事考核规章。这些原始文献被编入一套总计二十二卷的银行文件汇编，可在哈佛和香港查阅到，但不曾被西方学者研究过。我还有利用了农业部建立的有关乡镇企业的原始数据库。农业部负责搜集有关乡镇企业的数据，并且其数据较《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乡镇企业数据在所有权细分方面做得更细致。基于如此体量的研究，以下是本书的主要发现：

·八十年代，明显属于私营的企业在中国农村地区的非农业部门中发展势头迅猛；

·还是在农村地区，八十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实实在在的，并且中国银行系统在八十年代为私营部门提供的信贷层次之高令人惊讶；

·传统的产权保护问题重重——现在也是如此，但在经济改革伊始，对业主即财产持有者的保护却有实质性改进；

·八十年代早期的中国决策者强烈、直接而自觉地确立了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

·尽管缺乏正常的制度性制约来保证善治，改革年代早期的政治体制从大方向上看是趋向自由的。

本书对以下观点和话题有所澄清，并提供了新的信息和解说性的数据：

·乡镇企业的中文定义指向企业成立和注册的所在地（如某家工厂位于农村地区），而不是其所有制；而另一方面，西方研究者依据其所有制状况来理解乡镇企业；

·这种认知差距是巨大的：早在一九八五年，一千两百万家被归为乡镇企业的工厂中，有一千万家很明显完全是私营的；

·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乡镇企业界的几乎每一家新成立的企业都是私营乡镇企业；这样，不论是静态还是动态，乡镇企业现象本质上是私营的；

·在中国最为贫穷、最依赖农业的省份，私营乡镇企业最有活力（私营乡镇企业的这一特点还能解释一般墨守成规的汇报中对其规模的低报以及农村私营企业与缓解贫困之间的关联）

·有报道显示，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在八十年代早期有过私有化，贫穷省份发生过大规模的私有化；

·八十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向私营部门提供信贷并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进入金融服务业——得到了中央银行行长和主要商业银行行长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实验性质而非依赖于既定蓝图，但这一实验的结局却是私有制和金融自由化。

对中国经济增长历程恰如其分的阐释应当既能解释其众所周知的成功，也能解释其同样众所周知的失败（比如银行部门的脆弱、日益上升的收入不均、对私营部门发展的制约等等）。对我们理解中国故事而言，关键之点在于中国背弃了好些始于八十年代早期、成效卓著的农村改革试验和政策。九十年代，中国决策者在投资和信贷分配方面更加倾向于城市，并且为给国家领导的城市繁荣提供资金支持而对农村部门课以重税。九十年代的这种政策变化并非实验性的，毋宁说其根源在于技术官僚的工业政蓝图策及其对城市的强烈偏好。本书表明：

·以私营部门的固定资本投资来衡量，到目前为止政策最为自由的时代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关政策遭到背弃，好些有行之有效的农村金融实验被中断；

·农村的行政管理在九十年代实质上是集权化了；

·九十年代，对包括私营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企业的信贷约束力度有实质性上升；

·九十年代，农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及八十年代的一半，农村商业收入增长的下降在当时被特别提出。

·九十年代，政府的规模——以官员的人头数和政府所控制的固定资产的价值来衡量——有极大扩张；

·八十年代整体上趋向于自由化的政治改革在九十年代被中止并逆转。

本书以一整章篇幅来讨论上海，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上海代表着经典的城市偏好模式——这个城市严格限制小规模、自主创业的那种具有典型农村特征的小生意，同时赋予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和与政府有密切因缘关系的商业项目以缴税方面的种种好处。此外，八十年代末期，上海是中国城市经济体中最少改革的地方，而其八十年代后半期的领导人在整个九十年代的十年间主掌了中国政局。本书的疑问是：上海出了什么问题？并进一步提供了如下解说：

·尽管位于中国最富裕的市场，上海本地的私营部门企业却位居这个国家最小的私营企业之列，其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约相当于云南这样的省份，而云南的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上海的百分之十到十五；（要了解以上模式是多么不同寻常，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例子：你发现美国的私人企业人均收入大体相当于土耳其。）

·在上海，对本地私营企业政治上的、规章上的、金融上的限制是极其严厉的，本地私营企业固定资本投资在一九八五年达到顶峰的事实就是明证；

·在上海，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极低；

·相较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的GDP增量巨大，但家庭收入水平相较于全国平均数几乎没有增长；

·尽管上海的工资收入高，资产收入却位居全国最少的几个省份之列；

·自二零零年以来，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这期间上海人口中最为贫困的一部分人群已完全失去收入；

·九十年代，尽管上海渴望成为中国的高技术摇篮，但相较于私营企业更加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和广东，上海每年批准的专利数量实际上是在下降。

·上海同样腐败。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具有一种在两个中国——富于创业精神、由市场力量驱动的农村中国和与之相对的国家领导下的城市中国——之间进行政治平衡的功能。八十年代，农村中国得势，但在九十年代，城市中国占了上风。尽管九十年代中国在放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和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本书对农村的发展在决定中国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整体性格和速度方面的作用倾注了更多笔墨。不论何时何地，当农村中国得势，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变得富于创业精神、政治上独立，并且其实践活力四射、有竞争力，其效应正面良善。不论何时何地，当城市中国占上风，中国的资本主义就倾向于在政治上依赖国家，并且变得腐败。大多数经济学家依据GDP数据判断中国经济表现。中国的GDP增长若以十年为单位来考察，其间的差异相当细小，而若以八十年代更加富于创业精神的那个版本的资本主义与九十年代接近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相对照，其间的经济和社会含义实际上差别巨大。社会福利方面的重要而真实的后果是这样：

·尽管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GDP增长都很迅速，八十年代的家庭收入增长要快很多；

·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在八十年代是在上升而在九十年代是在下降；

·一些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结论都指向一点，即自从九十年代后期以来，TFP的增长或是相较于此前放缓，或是完全萎缩；

·被大量宣传的减贫成果，大多数都发生在短暂的八年创业时代（一九八零——一九八八）而非漫长的十三年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九八九——二零零二）；

·收入差距情况在九十年代有实质性恶化，而在八十年代起初是有改善的；

·诸如征地和腐败之类政府治理问题在九十年代严重加剧；

·对农村地区课以重税导致政府基本服务的倒退和成本上升；

·二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间，中国成年文盲数量增加了三千万，逆转了此前数十年文盲数量减少的趋势；这一情形在西方几乎未引起注意。

·中国衡量成年文盲的方法暗示，九十年代的农村基础教育状况造成了文盲数量的这种增加，从时机上看，这一逆转与政府政策模式中对城市偏好的加剧是接近吻合的。

《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构建了对于中国经济和制度的演变历程、实践和政策的直接而基于事实的观察。齐整的模型建构和系统的实证研究是解决学术和政策争论的重要工具，但只有当手头掌握真确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本书正是打算直陈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