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理决定论
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时正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反对女性运动的人们也在集结自己的力量，当时出版的几本畅销书就是男权制观点对女性运动反弹的表现。这几本书试图证明，男性的攻击性和男性的统治性具有生理的依据。它们主要的论据来自对灵长类的研究，试图以此证明“男权制的不可避免性”，向女性主义的人类平等的观点挑战。
人类生理性别的基本变量有以下几种：
染色体性别（chromosomal sex）：女性是xx；男性是xy。
荷尔蒙性别（hormonal sex）：雄性激素（androgens）和雌性激素（estrogens）
内生殖器性别（internal reproductive sex）：睾丸；卵巢。
外生殖器性别（external genital sex）：阴茎；阴蒂、大小阴唇、阴道外半段。
脑性别（brain sex）
心理学家马尼（John Money）对生理性别的发展阶段做了更为精细和全面的概括。他认为：两性是从同一组织中分化出来的，所有的人走在同一条路上，但是后来分了路，潜在的男性和潜在的女性通过一系列的岔路口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些岔路口包括：
1、染色体性别（chromosomal sex）
2、性腺性别（gonadal sex）
3、胎儿荷尔蒙性别（foetal hormonal sex）
4、内结构性别（internal morphologic sex）
5、外结构性别（external morphologic sex）
6、脑性别（brain sex）
7、抚育性别（sex of assignment and rearing）
8、青春期荷尔蒙性别（pubertal hormonal sex）
9、社会性别身份与角色（gender identity and role）
10、生育性别（procreative sex）
（Tripp, 110）
高度概括地说，影响性别的生理影响因素有三大类：染色体、荷尔蒙和大脑结构。
染色体性别（只适用于部分灵长类动物），又称基因性别。染色体除了女性xx男性xy之外，还有xo, xxx, xxy, xyy。其他动物的性别并非全都由染色体决定，而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温度。举例言之，鳄鱼在高温时孵化为雄性，在低温时孵化为雌性。鸟类的染色体与人相反，雄鸟有两个相同的染色体（xx, ww），雌鸟是wz或wo。
荷尔蒙性别。生理决定论者相信，是激素造成了男女身体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较高，攻击性行为程度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还导致了热中于争夺领导权，企图影响或统治他人，容易表达愤怒等。
脑性别。7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尚未直立行走，100万年前出现语言，取代手势。在东非发现的古人类表明，400万年前，人类大脑的体积只有现在人的一半大，10万年前才达到目前的体积。
关于大脑对不同性别的影响有一段特别有趣的人类认识史。19世纪，解剖学发现女性比男性脑子体积小，于是这一点成为女人智力低下的证据。科学家认为脑体积大则聪明，由于男性脑体积大于女性，因此认为男性的智力高于女性。
后来，解剖学证明脑体积与身高体重有关，与性别无关，即脑体积的大小仅仅是因身高体重不同导致的。男女绝对头高比例是100比94，相对头高比例为100比100.8，女性高于男性。成人大脑平均值：男脑重1388克；女1252克。但是相对于体重来说，男性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1.6克；女性每公斤体重的脑重为23.6克。这就是说，虽然绝对脑重是男性超过女性，但是相对脑重却是女性超过男性。但丁的脑重甚至低于男子的平均脑重。科学研究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能证明才智与脑重之间有密切关系。”（倍倍尔，第249-251页）
于是科学家放弃了脑重与智力关系的性别差异的学说，转向脑内不同部位之间的差异。开始时，科学家认为额叶（frontal lobes）专司智力，因此说男性大脑的额叶大于女性，女性的额叶较小，而顶叶（parietal lobes）较大。后来，研究发现顶叶专司智力功能，与认知过程相关，这些科学家又改为说男性的顶叶大于女性，或者说女性的顶叶比以前所发现的要小。（Nadeau, 14-15）
目前，学者们一致认为，脑体积和脑内各部分均无男女差别。（Nelson, et al., 45）其实两性大脑的区别很细微，而且人类各个器官的可塑性很强。总的来说，两性的认知能力只有细微的差别。
女性主义理论家指出：颅相学和关于脑重量、脑结构的性别差异的谬误和作假说明：“社会偏见其实是科学事实”的理论总是最得势的。（斯坦能，第95页）颅相学所犯的错误简直可以被视为丑闻，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男权制观念与所谓“科学发现”的关系。
在颅相学的荒谬被彻底唾弃之后，现代科学家的研究发现了一些并不对男女任何一方特别有利的大脑构造差异的研究结果。例如，男女的语言功能在大脑的不同部位，它影响语言的流利程度、用语理性、联想的流利程度；男女的交流风格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男女的感觉不同，对触摸、味道、气味、声音感觉不同，视觉也不同。（Nadeau, 12-13）从语言能力上看，儿时女孩的语言能力强于男孩，到上小学后差异才消失。
从大脑结构看，男性左脑发达，它控制线性的逻辑思维；连续有顺序的信息，抽象性、分析性的思维。女性右脑发达，长于想象、艺术活动，整体性、直觉性的思维，视觉与空间能力。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左右脑的连接神经组织，因此女性的这一连接组织比男性更发达。
解剖学的最新认定是，左右脑之间的连接神经女性大于男性。由于两脑之间的联系神经女性比男性粗，女性的认知功能分散在两个脑半球中，而男性则集中在一个脑半球中。女性的语言能力强于男性。女性的五种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比男性敏感。以视觉为例，男性对亮敏感，女性对暗敏感。男孩对物比对人更感兴趣，身体更活跃。掷物跟踪活动男孩比女孩更强，攻击性更强。女孩比男孩更能认出人脸及其声音，对人的情绪（音调、表情）更敏感，对新人比对新玩具更有兴趣，喜欢合作性而非竞争性的游戏。（Nadeau, 58）
生理决定论中的一个重要假说是变异性假说，用来解释男女两性因生理因素决定的智力状况的不同。这一假说认为：男性智力分布比女性大，即女性智力中常，男性智力或者很高，或者很低，更有可能出现天才或智力迟滞者。这一假说流行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证明变异假说不能成立。在各种心理能力的分布中，明显的两性差异并不存在。男女两性的智商并无差异。（钱铭怡等，第5页）
在生理决定论那里，生理性别被认为是自然的分类。这一分类又常常被概括为三个档次的性征的区别：第一性征包括染色体、性腺（卵巢、睾丸）、生殖器；第二性征包括肌肉组织、体毛等；第三性征指发式、服饰等。
反女性主义的生理决定论观点的口号是：“生理即命运。”这种观点认为，人生而有荷尔蒙、解剖学和染色体的男女不同；女性先天就有比男性更麻烦的生殖角色；男性表现出男性气质的心理特征，女性表现出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社会应当维护这一自然秩序，保证男性保有统治地位，而女性维持其服从地位。
将生理决定论运用到对性别结构的解释上面大致是这样一个逻辑：人类学记录表明，所有社会都是男权制，关于过去的母权制社会的故事只是神话。所有已知社会中，最高地位均为男性占据。男性争夺统治地位，愿意牺牲其他动机和报酬——对情感、健康、家庭生活、安全、轻松、假期之类——以获取统治和地位。就像高个女人并不代表社会状况一样，例外的个人如成功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女人不能驳倒“行为的生理根源”。（Nelson, et al., 54）
就连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在性别问题上也是一位生理决定论者，他说过，男性与女性相比处于进化的较高阶段，赋有更多的智力和理性能力，因此天生应当做领导。男性暴力是男性气质的自然健康的表现。
进化论生理学在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性问题上。它对人类性行为模式做出了一种进化论生理决定论的解释，其主要理论是：男性的精子要寻求更多机会使女性受孕以传种；女性则拒绝低质量的精子以保证后代质量。这种生理学力量决定了男性的滥交、不专一和女性的专一性。（Nelson, et al., 59）
受到进化论生理决定论的影响，以往的医学教科书大多这样说：卵子是被动的，精子是主动的；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精子在逃离卵子的捕捉，按照这一逻辑，卵子是主动的，精子是被动的。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却又都是歧视女性的，都是从男性的角度说话的，是赞美精子，贬低卵子的。令人感慨的是，性别主义甚至影响到人在显微镜下的观察及其对观察结果的描述和解释。
生理决定论除了用生理因素来解释人的社会行为之外，甚至还会用性别差异来解释身体的疾病，比如，由于男性占领医疗行业，男女受到不同的对待：男性的肺病就是肺病，女性的肺病却被认为是由子宫引起的病。（French, 132）这种完全没有依据的假说居然也可以以科学和医学的面貌出现。
女性主义就是要推翻上述的一切。批评生理决定论的人们强调，生理原因决定的人类行为局限于生育或身体结构的不同，只对少数活动有影响，如打篮球，钻一个狭窄的洞等等，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类活动并无任何影响。
女性主义挑战生理决定论的一个主要理由是：它的存在就是为了支持社群之间的差异，证明现存社会秩序不论是否公正毕竟有其必然性。既然在每个社群中，个人与个人的差异就远大于社群之间的差异，又何必老是着眼于由出生决定的差别呢？一位美国的电视主持人曾经使两名生理决定论者张口结舌，窘迫不堪，她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数学不好的男人是否就不算“真正的男人”了？（斯坦能，第98页）
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又被称为性别生理本质主义（biological essentialism），有些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做出本质主义的解释，例如格茨（Gotz）自称是个“温和的本质主义者”。她认为，社会性别的认同有生理基础。如果否认生理基础，就会成为“绝望的相对主义者”。（Gotz，11）这种观点认为，女性的合作性、灵活变动性就是有基因基础的。
但是，大多数女性主义者是反对生理决定论和本质主义的。对本质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是，本质主义无法解释男性内部和女性内部的差异。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罗宾明确地指出：生理事实对于性别认同毫无作用。（Nadeau, 103）
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心理性别甚至可能与生理性别对立，比如易性者和易装者。这也是生理决定论无法解释的现象。
生理决定论或本质主义往往导致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例如认为一切先天注定，不会变化；认为女性不适合做某种类型的工作，不适合做家外的工作；认为男性的天生的强悍和攻击性决定了收入的差异。保守派作家吉尔德（G. Gilder）竟然公开宣称：性别的差异就是收入差异的全部原因。（Dunphy, 7）
生理决定论不仅导致政治上的保守，还会导致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20世纪的纳粹主义就试图从生理上证明女性、有色人种和犹太人的低下。希特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所有不好的种族都是笑话。（Jackson, et al., 57）有基因学者因此警告说，要对人类行为做基因和生理解释具有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种族灭绝。虽然社会行为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但是不宜特别强调生理因素的作用。（Wood, 47）
在反对和声讨歧视女性的生理决定论的浪潮中，女性主义阵营中有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女性主义。以戴利（Mary Daly）和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义认为，女人更接近自然，这一点使其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觉和创造性。（Jaggar, et al., 285）以往的生理决定论都是从对男性有利的角度上分析问题的，而文化女性主义理论反其道而行之，发表了大量对女性有利但仍属于生理决定论范畴的言论，例如：雄性动物个头更大，毛色更漂亮，更有攻击性，更好动，在求偶行为中更加主动，有更多无用的身体器官，如犬牙。因此，女性更符合生态标准，比男性适应性更强。虽然男性的数学能力及下棋等人为能力更强，但其功能仅仅与孔雀尾巴的功能相同——为了吸引异性。女性比男性预期寿命更长，婴儿期死亡率更低，这些都说明女性在生理上是比男性更优越的性别。
社会建构论认为，文化女性主义的上述观点以及所谓大地女神的命题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社会建构论否定性别与性差异的本质性质，主张从饮食、职业、性别角色分工等解释两性区别。它揭露母性意识形态的文化再生产性质，否定“母性”与“父性”的区别，认为男性本质也有关爱性、养育性，是被社会建构加以改变的。它进一步认为，人的本质上也没有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的区别，是社会文化因素压抑了一些感觉，表达了另一些感觉。
德沃金在1978年写作了“生理优越性：世界上最危险和最致命的观点”一文，批驳了文化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女性在生理上优越于男性的观点。德沃金认为这一观点就像女性在生理上低于男性的观点一样的错误。她认为，生理决定论的任何形式都是法西斯主义的。（Jackson, et al., 57）
脑神经专家列维（Le Vay）曾试图证明同性恋是由脑神经与常人的差异这一生理原因造成的，试图通过将同性恋归因于生理原因来抵制同性恋恐惧症——如果同性恋的成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一样，常人不就不会歧视同性恋了吗？可惜，他的想法被批评为天真幼稚的想法，批评者反问：基因或荷尔蒙一类的成因什么时候动摇过种族主义与性别主义的基础呢？
2、社会建构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这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40多年。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如今，大多数女性主义者都反对生理决定论和关于人性分性别的观点。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就像在英文中将船称为“她”，而其他文化中却不会如此）。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社会和符号的创造物。
在1980年代初的西方性别学界，就连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两分也被质疑：男女两性的生理区别是否就是固定不变的？加格认为，变化的社会实践会改变身体，例如，女性的身体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壮。在女性体力强壮成为社会可接受的事实之后，女性的基因和内在生理学也改变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社会喜欢娇小的女人，这些女人的生育机会就多些；如果社会喜欢高大的女人，她们生育的机会就多些。因此，生理学和社会实践是互为因果的关系。换言之，男女的生理差别也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习俗的产物。社会性别并非固定的自然的男女生理差别的反映，而是为身体差异建立意义的知识。（Jaggar, et al., 290）
社会建构论的一个论证是这样的：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击性（常被当作由男性生理决定的）与社会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关。当社会条件允许时，女性可以变得同男性一样好或一样坏。例如女律师就全都表现出敌对性、雄辩性和统治性的行为。这种行为也出现在女性在学术上挑战男性学者提出的关于人性的偏见方面。（Nelson, et al., 58）
据此社会建构论认为，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都是社会建构的，都不是自然的分类。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都是社会建构的，男性和女性（社会性别）的建构并不仅仅来源于男性和女性的身体（生理性别）。（Cromwell, 33）男性和女性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不是天生的，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都是后天获得的。
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与此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
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
第一，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的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
第二，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
第三，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异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
社会建构论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与生理决定论针锋相对的观点。
首先以生育问题为例。在生育问题上，生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女性生育的孩子有限，而男性生育得却很多，他可以同很多女性生育。这一现象的成因除了精子的主动性与卵子的被动性之外，还由于精子数量多，所以比较便宜；卵子数量少，所以贵重。反本质主义建构论观点则认为：男女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社会经历和源自社会经历的观念的不同，因此男女两性在生育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是由两性间的生理差异决定的，而是由男女所处的不同社会环境建构而成的。
其次以沟通问题为例。生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在沟通及其影响力上的性别差异是由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决定的。而社会建构论对交流及其对他人的影响力的性别差异的解释有以下几种：地位特征理论认为，由于女性比男性地位低，所以男性对他人的影响比较大；社会角色理论认为，由于男女社会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内，所以在外部社会中男性的影响较大；既存性别模式理论强调儿童积累的性别知识影响其行为，由于环境是分性别的，儿童就会学着用现存的性别分类来整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习理论则认为，规范化和强化训练最终造成了分性别的行为模式。社会直接强化对正确性别行为的奖励，对错误性别行为的惩罚，或者通过直接强化，或者通过观察学习，人同时获得了对性别角色的知识与性别认同。
再次以性别劳动分工为例。在性别的劳动分工问题上，生理决定论认为，男女在社会中的角色分工完全来自体格、生育和哺乳一类的生理差别，而社会建构论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社会中男女工作类型不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安排的。工作的性别不平等首先是为男性利益服务的，然后被非正式的习俗和正式的法律体系加以强化。一旦这些社会结构障碍被去除，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样工作，男女两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完全可以达到相同的水平。比如说，在传统的西方社会，医生基本上是一个男性的职业，但是在发展程度相似的俄国，医生行业的性别构成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就相当大，这是不可以用生理原因加以解释的。
此外，究竟女性的美德是与生俱来还是由社会建构而成的也是这场论争的一个突出例证。生理决定论的观点认为，由于女性要生育、哺乳、照料婴儿，所以女性天生比男性更富于美德。但是社会建构论讲的却是另一套道理：男性在婴儿期同女性一样无法自立，要靠社会上的其他人来抚育，因此男性的社会性不应当低于女性。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关心照料他人的人，但是她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美德，相反，美德倒是女性处境的结果：因为女性总是在照料他人，致使女性对个人自由评价较低，对相互支持和安全感评价较高，这是不可以由两性的生理差异来加以解释的。
社会建构论的渐成气候虽然是这几十年的事，但是一些思想家很早就萌发过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她就具有建构论的意识。她曾指出，在文学史上男女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差异不是生理原因造成，而是由社会文化原因造成的。这些原因大多是物质性的（grossly material things），如教育、职业和政治过程的机会不均等。她悲哀地说：莎翁的妹妹就是再有才华也没有加以发挥的机会。
19世纪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穆勒指出：“所谓存在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智力差别，不过是他们在教育和环境上的差异的自然结果，并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别，更不必说极端低劣了。”（穆勒，沃斯通克拉夫特书中，第304页）
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对性别问题上的生理决定论的。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波伏瓦的名言是社会建构论较早的一个表达：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
女性主义心理学家乔多萝则指出：性别差异的意识并非天生的，而是后来发展起来的。（Meyers, 15）乔多萝将男性性别认同与男性统治等同起来，认为它是男性统治的原因。
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一人。他认为，性别的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权力在两分的、表面上看去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和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目前被当作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
运用社会建构论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尝试是罗宾（Gayle 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转引自Glover, et al., PXXIV）她强调社会干预在塑造性别规范中的重要作用，摈弃了对性别结构现状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
199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开展了一场辩论，达尔文主义哲学家克罗宁（Helena Cronin）提出，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深刻的心理差别可由达尔文进化论加以解释：由于男性为争夺女性而竞争，女性谨慎选择配偶，这就意味着，男性由自然决定比女性更具竞争性，更野心勃勃，更有地位意识，更投入，更一心一意，更不屈不挠。这是一个我们应当接受的几百万年的事实。男性有一套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女性有另一套思维和行为方式，它们跨历史跨文化地保持基本不变。（Tripp, 2）
社会建构论者格里尔（Germaine Greer）不同意这种对男女两性气质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而社会性别就是所谓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她指出：“我同意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有很大区别……但是我也相信，男人为创造男性气质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他们行为方式的许多方面是高度文化式的，极端变化多端，能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够被很快加以改变的……事物不能违反生理学，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文化参与制造了生理学。”（转引自Tripp, 2）
格里尔认为，社会性别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可变的不确定的文化建构。男女两性的思维、行为和互动主要是由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决定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对所谓生理学“事实”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比如，不同文化传统中对母性的解释就很不同。
从政治上看，克罗宁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类行为和心理只是在长期的进化中才能改变，那么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看到变化。格里尔的模式则是激进开放的：人是社会的产物，不停地适应、发明、发展和演变。如果性别结构是文化环境建构的，那么它就像文化一样可以受到政治的干预，发生巨大的改变，从传统文化的眼光看上去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物最终将会变成可以接受的。
3、化装和表演理论
在社会建构论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精彩论述为我们开启了观察性别问题的崭新视角。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瑞维尔（Joan Riviere）的化装理论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论，这两个重要理论重写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区分的理论。
瑞维尔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对象，后来成为心理分析家。她的内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权社会中就是化了装的，假装成一位传统女性。她关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做到既保有智慧又在社会中像别人一样做个女人，如何做一个知识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没，后来由于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装理论，才引起了普遍的关注。
对她的化装理论（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做一个高度概括的简洁的解释就是：戴上女性的面具，化装成女性。由于她自己的情况就属于生理女性在内心认同男性，但在表面假装成女性，她的化装理论创造了这样一个逻辑：在化装时，一个女人似乎在模仿真正的女性，但是所谓真正的女性说到底也不过是模仿和化装而已，二者是一回事。
尼采应当算是一位对化装理论具有同感的人，他感受到女人、面具和女性主义问题的烦恼，于是以他所特有的既刻薄又睿智的风格做过这样的表达：如果女人没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觉，她就不会有追求时髦的天才。“她最艺术的一点是欺骗，她最关心的是容貌和美丽。”
拉康也从社会建构论角度专门论述过性别角色问题。他认为，社会性别角色仅仅是社会制造出来的面具而已，并不是真实的内在的区别。他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车进站了，一对小兄妹面对面坐在火车包厢里。当火车停下来时，他们透过车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筑。哥哥说：“看呀，我们到女厕所了！”妹妹马上反唇相讥：“傻瓜，你难道看不出我们到了男厕所了！”（转引自Tripp, 169）这个例子旨在说明：第一，像孩子一样，我们看不到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关系的结构，我们受到结构权力的影响，却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根本不能辨认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控制和局限我们的行为的程度。第二，两个孩子都用对立的性别来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只看到女厕，女孩只看到男厕。另一性别的事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区别是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实。总之，社会性别在拉康看来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主体的固有的、内在的、本质的性别特征之上，而是建立在与另一性别的符号对比之上的。第四，从所指到能指的整个体系最终是人为制造的，并没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个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女性，另一厕所（或一群人）被称为男性，并无先验的理由要求这种划分。性别的划分是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习俗完成的。第五，无论依据生理和社会性别的划分是多么人为，这一体制却得到了严格的执行。西方社会将继续将厕所作男女区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会被执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证据。第六，拉康并不主张解剖学即命运，但暗示文化为以解剖学为依据的性别发了通行证。男人要按男人的规则做，女人按女人的规则做。“解剖学的区别并不等于性别差别，但是解剖学的区别塑造性别差别，成为性别差别的唯一标准。”（转引自Tripp, 169-170）
对于拉康关于性别的思想，女性主义做出这样的评价：第一，他改变了传统对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的看法，引入了社会建构论。第二，他认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补充。女性的性是被动的，来了快感而不知道。这是错误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阴茎中心论的另一形式。（Tripp, 178）女性主义学者斯柯特（Joan Scott）对它评价也并不太高，她说：“拉康的火车并没有使女性主义走得更远一些。”（转引自Tripp, 171）只不过是社会建构论而已。她认为，社会性别就是将一个社会建构的类别加在事先确定的分生理性别的身体之上。她提出应当将注意力从生理性别转向社会性别，在性别、阶级和种族的交汇点上重新定义和重新建构政治和社会平等的观念。
劳丽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将生理性别差异放在生理决定论一边；将社会性别差异放在文化建构论一边。她主张阻断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她指出，社会性别并不是身体特征或早已存在于人体之中的什么东西，而是某些社会技术的产物和过程。（Tripp, 172）也就是说，一个人并不必然因为具有某一性别的身体就会具有隶属与这一性别的一整套社会属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法国作家威蒂格（Monique Wittig）指出，解决现存性别结构问题的唯一答案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全面解构。因为社会性别是性别之间的政治压迫和对女性的统治的话语指标；生理性别则是“发现社会作为异性恋霸权”的政治和哲学分类。在社会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别的烙印；在语言中，女性被打上社会性别的烙印。她说，社会性别“是一个本体论上的不可能性，因为它试图完成存在的划分”。她特别提出，在这个问题上，女同性恋话语是对性别话语的重新彻底检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分类不是理解完整自我的方式。抛开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抛开男女区分，社会将由本体论意义上的完整的主体组成。因此，我们应当感谢女同性恋现象所引发的语言学革命。（Tripp, 178）女同性恋者在生理性别上属于女性，但是在社会性别上却不属于“女性”，她们不同男性恋爱，不同男性结婚，不同男性发生性关系，对男性没有性的欲望。她们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并不总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人的主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的、完整的整体，难以简单归类。
威蒂格指出，与性别的多元化不同，在与性别有关的语言中，男性的角度总是被当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类（mankind）指称人类，用男性的他（he）指称男女两性都在内的他。她将语言革命视为社会变迁的先导，她认为，仅有经济变迁是不够的，必须制造关键概念的政治变迁。因为语言会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机体”，为它打上烙印，强烈地塑造它。（Glover, et al., PXXIX）
威蒂格指出，在维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时，语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无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为主体行动的能力。女性只能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被定义，不能独立地被定义，不能因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义。按照这一逻辑，那些拒绝异性恋关系的人就等于拒绝成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张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称代词（I, you, he, she, we, you, they, everyone）。她发明了一个新的自我，一个没有性别认同的人，这个人称代词非动物，非植物，非矿物，是不确定物。
社会建构论指出，现存的两大类貌似“自然”和“天经地义”的生理性别的种种特征，其实都是由社会性别制造出来的。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出生时两性器官不明显的人的存在。医生以性别角色的文化价值观为基础为他们创造出一个“自然”的性别——用手术赋予或舍弃某一性别。这就证明所谓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戴弗（Devor）讨论了变性手术对于性别理论的意义。她认为，被医生通过手术途径赋予的生理性别——这一被制造出来的生理性别，并不比原生的生理性别更“自然”或更“人为”。仅仅人能够变性这件事本身，就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变性手术既不是女性主义的，也不是解构的，它反而应当被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强制遵循：如果想要认同与生理性别不同的社会性别，那就必须首先得到不同性别的人的身体。这样做究竟有没有必要？
戴弗反对用变性手术或选择性别手术处理此类问题，呼吁承认和接纳“性别混合”，并认为性别混合“能够成为从当前的男权性别主义社会性别模式过渡到废弃社会性别概念使之变得无意义的未来状态的一个过渡阶段”。（转引自Tripp, 180）
从表面上看，戴弗和威蒂格有相似之处，但是戴弗并不是去寻求一种前社会的完整主体，她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相结合的相当宽泛的领域，使性别这一概念不再成为制造歧视的基础。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德里达的性别解构论认为，不应当将性别差异理解为性别对立。我们应当超越性别两分，这一直是哲学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释的问题之所在。
德里达有一个关于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尔和夏皮洛从中看到了农民、女人，德里达却通过他们的分析看出：对立——左与右，男与女，城与乡，农民与画家——以及能够看出这种对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当对象被划分为相辅相成的对子（男与女，阴茎与阴道，内与外）时，性别才成为可见和可想之物。（Tripp, 181）
德里达寻求的是非两分的、非对立的性别，它“有着不同性别声音的多重性”，“非认同的性别特征表现在那些由不同设计所承载、划分和多重化的每一个个人的身体上面”。（转引自Tripp, 181）于是性别差异就像伊丽加莱关于女性所说的那样：“她们的快乐不可能有什么规则，也不可能有什么话语。”（转引自Tripp, 181）
德里达的想法被批评为乌托邦，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从未有人有过此种经历。但是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赞成超越性别的两分和对立，认为这是德里达思想中对女性主义最有价值的论述。德里达的写作是明显的乌托邦，它构造了我们现行体制之外的另一处地方，而在我们的体制中，性别作为一种严格的身份存在于既存的异性恋模式当中。这种乌托邦思维对女性主义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要求对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达的东西的不断探索和再探索。”（Tripp, 181）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是社会建构论身体政治的一个主要论点。社会建构论认为：一个人不是生而为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绝女性气质。所谓女性气质是“一种对接受下来的性别规范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体的许多风格一样。”（巴特勒，1985年）
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巴特勒进一步解构了异性恋霸权，颠覆了当代社会把它当成是统治的、必然的、强制的性的逻辑。她反对生理性别通过社会性别继而通过性表演出来的理论，发展出一套“性别表演理论”。这一理论的要点是：性别身份不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一种必须重复表演的行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响，主张性别是通过重复的表演行为从话语中形成的。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是“将一种持续的扮演当作真实的”。生理性别是“将话语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实化了”。（转引自Tripp, 14）
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体》一书中写道：“前话语的‘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的文化建构过程中及其作为行为的确定参照点并不存在……生理性别已经就是社会性别，已经被建构了……性别的‘物质性’是被强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Tripp, 14）
对于巴特勒来说，“女人”和“男人”不再被当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类型，不再被视为先于社会性别的文化构成的存在。巴特勒认为，社会性别是“公共行为”的符号形式，是一种戏剧性的隐喻。它既是历史的，又是个人的。社会性别是一种选择，是一种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在这样说时，巴特勒同时也反对下述观点，即：性别的选择是一个人早上起来才决定的，今天要做哪个性别的人，晚上又可以换成另一种性别的人，人可以像一种消费某种商品一样来消费性别。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一个婴儿被培养成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这一培养结果是长期反复练习和强化的结果，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在专门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气质”之后得出的结论那样，作一个“性别颠倒的人”可以是相当“自然的”。
巴特勒质疑生理性别作为自然事实先于文化建构的社会性别存在，她说：“社会性别之于文化并不象生理性别之于自然。”（Tripp, 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种假象，然而这一假象对于文化来说是必然的，是它表达自身的基础。巴特勒的目标不是解构社会性别以发现自然的生理性别，在性别的最深处并不存在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基本事实。社会性别作为一个话语因素实际上制造了对于前话语或内在的生理性别的信念。实际上，生理性别反倒是社会性别的产物，社会性别在时间序列上应排在生理性别之前：“社会性别是一种表演，它制造出一个内在的生理性别或本质或心理性别内核的假象。事实上，社会性别被自然化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被建构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的或肉体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 173）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是社会性别的反射，是它虚构的起源。人的生理性别被当作社会性别的起源或原因，而实际上生理性别是制度、实践和话语的结果。生理性别并不先于社会性别而存在，性别认同的意识是通过重复的表演或对人们所在的文化中社会性别的规则和习俗的不断引用而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按照巴特勒的观点，生理性别在社会性别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性别就是真实的东西，社会性别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种特别形态的模仿。它并不是模仿一种真实的生理性别，而是模仿一种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设计，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这一社会性别理想模式永远不会固定下来，而是被每一次社会性别表演不断地重复着。性别化的身体就像一个演员出演一场没有剧本的戏剧，这个演员拼命想要模仿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巴特勒认为，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是持续的自我解构。它建构了所谓自然，只是我们忘记了它是建构而成的。在解构过程中，结构的碎片被视为自然的，其实它们是建构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儿》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动是权威讲演的形式，大多数的表演都是声明，也表演某些行为，行使与之相关的权力。巴特勒关于社会性别表演性质的论述是盛行于西方社会中的下列当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戏剧化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政治运动，例如酷儿国（Queer Nation）；时尚的和典型的性别模糊的身体艺术形式，例如文身和身体穿刺现象；性欲少数族群的公开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装。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别化身体的当代表现的流动性和表演性；人们对性别的可塑性和适应性的信念；人们所遇到的从外表直接“读出”身份的困难。
总之，女性主义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区别的真实性质，也不是要消灭这种区别，而是为性别特征的极端的不稳定性开放空间。女性主义在性别差异问题上最关注的是，把过去被认为是自然的、天赋的、不可改变的性别特征，重新定义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义主张解放性别认同，使它向各种选择开放。它期望性别认同的过程不再是传统社会中那样的“成为一个男性”或“成为一个女性”的过程，而是“关于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社会性别的微妙的心理和社会的权衡”。（Glover, et al., 7）
4、身份政治
在近几十年间，身份政治在西方社会中成为一个越来越流行的概念。身份政治有三种立场：第一种是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女性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理和社会身份；第二种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解构女性这一身份；第三种是策略本质主义的立场，主张将承认“女性”身份的存在仅仅当作一个暂时的策略，从女性长远的利益出发，还是应当最终解构性别结构。
本质主义的立场是性别问题上最长久也最常见的立场。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为了使女性问题从个人领域进入社会领域，使用“女性”这一概念似乎有着绝对的必要性。但是当时只有知识女性中某些人的声音能够被公众听到，只有她们的利益被提上议事日程，在随后的社会发展中，更广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坚持女性身份的学者认为，不应当像反本质主义者那样否定女性身份的存在，甚至也不应当认为“女性”这一概念只具有策略本质主义的意义，因为策略本质主义似乎隐含着女性这个类别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意思。她们认为，应该将女性这一概念理解为一个复杂的多元的充满差异的概念。但是相对于男性，它还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 et al., 297）
女性主义运动中的本质主义立场又被称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 politics）的立场，它的主要观点是：反身份政治的人们忽略了性别不平等问题，使得女性主义运动丧失了动员群众的话语基础。坚持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这个词可以保留，这样做不只是出于策略考虑，而是仅仅把女性看作是一个群体。
持这一立场的人们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女性这个类别不复存在，怎么会有女性运动？这岂不成了女性运动的取消主义？答案是：女人这个身份既然已经由社会建构出来，要想改变现状，也只能在社会和文化中对它加以改变。于是，当代女性主义陷入了一个两难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并赋予它坚实的政治意义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这一类别和粉碎它的过于坚实的历史。
巴特勒的表演理论在女性主义内部引起了很大的论争：因为她不仅解构了男女的分类，而且解构了同性恋异性恋的分类。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论，但是不喜欢她的神秘难解的腔调和精英的态度。她们认为她将“女性”和“同性恋”都视为很不稳定的分类，这就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恋政治造成了困难。
身份问题上的第二种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以巴特勒的观点最为典型。它是如何解决解构性别划分结构与现实政治斗争的矛盾的呢？巴特勒说：有人认为反本质主义是“寒潮”，使女性主义不能去寻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丧失了结构性的共同基础。（Jaggar, et al., 295）
对此，巴特勒做出了两个回答：
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为女性来讲话或为女性讲话，我不想与这种必要性争论，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内部的差异。”（巴特勒，王逢振书中，第86页）这就是说，巴特勒并不完全否认“女性”这个身份的策略意义，但是她希望人们在使用这个类别时，不要忽略了它内部的差异。
第二，“如果担心一旦不能再把主体及其属性、性或者物质性视为当然，女性主义将会一败涂地，那么明智之举是考虑一下让那些从一开始就设法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巴特勒，王逢振书中，第94页）把“女性”的身份视为天经地义的存在，视为“自然”的存在，那么男尊女卑的男权制也就是天经地义和自然而然的了。这是女性主义绝对不能接受的判断。
巴特勒在《暂时的基础：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问题》一文中指出：“与后现代主义相反的一种努力，则试图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论都需要一个主体，需要从一开始就假定它的主体、语言的参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体制描述的完整性。因为没有一个基础，没有这些前提，政治简直不可想象。”“主张政治需要一个稳定的主体，意味着声明这一主张不能有政治对立面……于是，这种单方面确立政治疆域的行动就像一个独裁阴谋，其目的是使关于主体地位的政治争论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书中，第68-69页）
巴特勒说，女性主义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从属于一个有着共同特征、兴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体。（Dunphy, 29）女性主义认为，尽管“女性”一词在学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总之，从政治角度看，似乎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儿”、“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这些词，而且这些术语在我们能够完全理解它们之前就被说了出来。
为了使广大女性意识到自己的政治身份，女性主义提出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但是，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不一定对女性有帮助。一个矛盾的模式是：社会性别不仅是我们接受的，也是我们抵制的。它维持我们的存在，又限制我们的存在。它影响我们的决定和行动。用巴特勒的话说：社会性别是一个“麻烦”。“社会性别不应当被建构为一个固定的身份”，而应被视为“结果”，是“身体姿态、动作和不同风格的有规律的重复的产物”。（Glover, et al., 157）社会性别既非永远固定的，也非永远流动的，而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限制的。
持反本质主义立场的女性主义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还是要横断面（transversal）政治的问题，身份政治将男女两性的关系视为唯一的、对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样性；而横断面政治则承认具有各种特殊倾向的群体，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者开始强调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性。由此发展出来的酷儿理论在90年代引起极大关注。
酷儿理论超越了同性恋身份政治，在性别身份问题上站在反本质主义的立场上。它反对正统观念，提出性别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坏固定不变的分类，质疑所有的本质化的倾向和两分思维。
酷儿理论指导下的写作以性为主题，特别是从同性恋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问题，质询对性、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传统理解。所谓酷儿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难以适应分类。所有那些自称“酷儿”的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难以为他们分类。不止是有男性气质的女人、有女性气质的男人、同性恋者、易装者、易性者，还有很多难以归类的人都会感到：“我的自我不仅仅是这样的，我比这个要多得多。”
塞芝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为酷儿所下的定义是：“酷儿可以指：开放的错综复杂的可能性、断裂、重新选择、不和谐、不协调、不一致，以及回应、共鸣、意义的偏离与超越，人的社会性别的形成因素并非与其生理性别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说在女性和女性主义内部有着如此丰富多元的身份，单一的女性概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种立场将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二者都否定了，认为前者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后者不能创造有效的理论和政治。它主张将性别划分只当作暂时的策略。因此，这一方案又被成为“策略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entialism）。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来的。
这一立场公开承认女性概念仅仅是一种政治干扰、政治介入，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女性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阐明两性存在的真实情况。“女性”不应当被理解为“一个自然的阶级”，而应当被当作一个为了特殊目的组成的政治联盟。（Jaggar, et al., 295）
策略本质主义认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必须承认身份政治的本质主义基础的性质和局限性。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身份应当被视为由话语建构的、必要的，但是这一身份的存在永远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
策略本质主义提出一种分两步走的方案：虽然女性并不是一种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会把它看成是某种身份，这是当前的现实。我们第一步是争取各种身份之间的平等，第二步才是解构女性这一概念，不再把它视为一种身份，而是把它视为行为。“承认一种身份、一种标签无论多么有价值，总是有可能将其僵化，固定化，阻碍变化，使观点变成教条，立场被制度化，潜在的盟友被排除，从而使女性主义变成保守主义。”（Tripp, 40）
策略本质主义认为，对女性作为一个社群的强调只是一个阶段性策略，这一点对于现实斗争来说是基本的需要，虽然女性内部有差异，但是她们仍属于一个政治群体。从长远来看，女性作为一种社会属性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永久的。这第三种立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即中庸之道。运用得当，它也许可以取二者之长，补二者之短，成为女性主义在对待身份政治问题上最适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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