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是俄罗斯的国庆日。这一天俄罗斯再度爆发街头示威运动，这是俄反对派近一个多月以来举行的第二次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与一个月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宣誓就职前一天的示威游行相比，这次示威要显得相对平和得多，在示威活动的三天前，俄罗斯新的《集会法》开始生效。莫斯科有超过1.2万名警察、内务部内卫部队官兵和志愿者共同在街头维护社会治安。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电视讲话中强调：“我们不能接受任何削弱国家或是分裂社会的事情。我们不能容忍会导致社会和经济动荡的决定和行为。”可以预见，在政治强人普京任内，街头的广场运动很难把俄罗斯社会推入动荡的泥潭。

但是，俄罗斯今天的稳定主要取决于普京个人威信和政治魅力，而这种依赖政治强人的社会稳定是难以持久的。如果街头抗争和广场运动成为一种常态，俄罗斯很难完成社会的转型。中东地区的一系列街头抗争和广场革命已经证明，广场运动可以摧毁一个政权，但却很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区别并不在于政治制度，而在于政府对社会的统治程度。西方发达国家的街头抗挣常常聚焦于具体的利益诉求而难以转化为广场政治运动，而发展中国家的街头抗争常常演变为广场政治运动而导致社会秩序崩溃。对于尚处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动辄发动广场政治运动是一种无法承受之重。

广场政治运动的内在矛盾

一场声势浩大的广场政治运动可以推翻一个政权，但却很难建立一个能够涵盖所有社会群体利益的中性政府。法国大革命以及之后世界各国大多数的街头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很多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广场运动和街头革命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但却很少有人深入分析过广场政治运动的内在矛盾。

构成广场政治运动的必要条件是大规模民众的参与。没有数量巨大的民众参与，政治运动就无法形成广场效应，无法对掌握政权的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更无法把运动发展为一种政治革命。但是，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如何才能把有着各种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凝聚在共同的旗帜下？如何让各种不同政治理念的民众在广场上发出同一个声音？对广场运动的发动者来说，必须要找到各种不同反对派的最大公约数，也就是所谓反对派的共识，否则广场政治运动无法形成。

与语言逻辑相似，一个政治口号的内涵与覆盖的民众数量成反比。政治口号追求的利益越具体，内涵越清晰，其涵盖的民众数量就会越小。相反，政治口号的内涵越抽象和空泛，其涵盖的民众数量就可能会越大。由于这个原因，一场声势规模浩大的广场政治运动常常是用一些响亮、光鲜、美丽，但却缺乏具体界定的抽象概念作为凝聚大众的口号。

毫无疑问，从职业革命家的角度看，运用这种稀释具体内容的方法来形成不同反对派的共识是有效的。内涵贫乏的抽象口号能够约简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分歧，从而达到最大程度地动员民众加入到广场运动中来。但是，这种抽象空泛的社会共识却隐含着各种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可以运用同一样一个广场口号来实现特殊的目的。从现实意义上审视，空泛的抽象概念一旦成为政治口号，既可以裹挟民众，又可以塞进私货。法国大革命最早暴露了广场运动的困境和抽象口号的危险。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临上断头台前的感叹：“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道出了以抽象概念为政治诉求的危险性。法国大革命以降的两百多年历史中，罗兰夫人的这种悲剧在不同的国家不断重复地上演。

从理论上分析，人类的利益总是体现在个人身上，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广场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抽象与具体、一般与个别的困境。广场政治运动的发动者必须要用抽象掩盖具体、一般掩盖个别，否则无法动员社会大多数成员。用通俗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要求参与者放弃私利、坚持共识。但是，追逐利益本来就是政治运动的最大动力。政治广场上有了最大公约数，但各个群体却放弃了具体利益，投身于广场政治运动又有何意义？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一场广场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会充满内部分歧。发动者在实现了推翻旧政权的目标后，无一例外都面临着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而陷入两难境地。要么陷入进一步继续政治搏斗的恶性循环，要么转身用新的国家机器压制不同的利益诉求。

十八世纪末，北美十三州的上流社会用“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领导民众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随即转身镇压了不同利益诉求的谢司起义；法国大革命从攻打巴士底狱起，就一轮一轮地把不同利益的诉求者送上断头台。

普世价值成为广场政治运动的武器

由于广场政治运动需要以政治的最大公约数来动员民众，所以，广场运动的爱好者常常热衷于一些内涵空泛的抽象口号。西方国家输出的普世价值常常成为发展中国家广场政治运动中的口号。而作为普世价值输出国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传统的个人主义和社区主义，很少自己使用这些普世口号

如果比较一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街头示威游行，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西方发达国家民众走上街头游行往往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试图通过街头政治运动来否定现行的经济政治体制。所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街头示威中，人们更多地是使用有明确利益诉求的具体口号，而很少使用抽象而空泛的概念为口号。即使象“占领华尔街”这样旗帜鲜明的街头运动，也没有直接否定美国现有政治制度。但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则完全不一样。街头示威的口号往往是一些大而无当，抽象空泛的普世价值概念。这些普世口号完全不能用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抽象的普世价值口号却非常容易用来凝聚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否定整个现存体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现象？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广场常常会以普世价值为核心议题，而作为普世价值发源地的西方国家内部，无论是政客之间的争论还是街头抗议，普世价值都很少成为中心话题？最简单直接的答案似乎是，西方国家已经完全实现了普世价值，所以无需再提，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普世价值，所以推广普世价值就成为政治的中心内容。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看，这种回答都很难成立。如果普世价值真的是全人类都认可的最终价值，那么人类争取和实现普世价值的进程绝不可能在某一点上就宣布终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它已经完全实现了这些价值。即使是在普世价值实现得最好的国家，各个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和争论归根到底也应该和这些人类最基本的价值息息相关。越是普世价值的发源地，社会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争论越应该围绕着普世价值进行。为什么在普世价值的发源地，人们在内政问题上常常专注于个别问题而避谈普世概念，而在缺乏普世价值的发展中国家，普世价值常常成为政治广场的基本语言？显然这个矛盾问题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问题的真实根源与大多数人的想象相反。西方发达国家本身不仅不信奉普世主义，而且对各种普世主义都小心翼翼地防范。西方国家对普世主义的全部热情只在于输出，即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普世主义。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完全是建立在反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上。由于饱受中世纪普世主义的专制压迫之苦，西方国家从文艺复兴就开始颂扬个体主义的独立性和崇高性，而对普遍主义大加挞伐。西方的整个近代思想史就是以个体主义反对普遍主义、经验主义反对先验主义为主轴。这一点，西方的哲学史、宗教史和政治史有大量的事实可以佐证。由于这个原因，近代以来的西方各国执政者从未真正相信过世界上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尤其是自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都看到普世主义是专制主义和暴政的基础，是个人自由的敌人。所以，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政治中，极少有人以普世主义为道德制高点要求对方服从，因为这跟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体至上、意志自由的精神背道而驰。

众所周知，从冷战以后，西方国家开始把普世主义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只是一种典型的己所不欲，好施于人的行为。在上个世纪中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向全世界宣扬他们热衷的普世主义，输出革命。苏联和东欧崩溃后，西方国家接过了普世主义的旗帜，却开始向世界各地输出他们并不喜欢的普世主义，希望用普世主义来引发发展中国家的革命。令人惊奇的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是如此地缺乏哲学思维，竟把西方发达国家小心翼翼提防的普世主义当作一种外来的福音，在自己国家狂热地推广被西方国家摒弃的普世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在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要社会发生广场政治运动，西方国家输入的普世价值就会当仁不让地成为广场政治的武器。

行文至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政治区别的脉络已经很清楚。西方国家通过几百年的斗争摆脱了普世主义，民众习惯于把所有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个别化。整个社会对普遍性的政治议题都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把个别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普遍的高度和体制层面。所以，西方国家绝大多数的街头抗争很少以抽象空洞的普世概念为口号，街头抗争难以演变为广场政治革命。而发展中国家作为普世价值的输入国，不自觉地把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标准，个别问题普遍化成为社会精英的一种思维定势。任何一个细小的个别问题都会被提高到终极价值和体制的高度。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街头示威非常容易转化为一种广场政治运动，一个偶然的社会事件都有可能演变为否定基本体制的政治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国家输出的普世价值是广场政治运动的发酵剂，而广场政治运动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中国必须避免两种普世主义陷阱

近年来，中国每年近十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基本都是个别群体的利益冲突，很难演变为广场政治运动。但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拉开帷幕，中国的知识界和媒体界逐渐孕育出“自由派”和“新左派”两大阵营。从表面的话语看，“自由派”和“新左派”之间似乎是势不两立。极端的“自由派”断言中国的改革只搞了半截子，邓小平的“两手硬”方针严重束缚了社会发展。“自由派”认为，如果不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经济改革只能滋长权贵资本主义。但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改革在本质上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当前所有社会问题的根子都在于资本主义过度泛滥。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位两种思潮都相信世界上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都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从而与经验主义色彩浓厚的中国政府越来越疏离。

按照逻辑的推演，中国市场主义导向的激进改革，应该促成“自由派”与政府的政治同盟，共同压制反对经济市场化的“新左派”。但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自由派”与政府之间的裂痕迅速加剧。同理，既然“新左派”坚持社会主义，也应该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以加强巩固社会主义遗产。但事实是“新左派”疏离于政府，甚至还要超过“自由派”。那么，作为中国目前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政治思潮，“自由派”和“新左派”与政府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其实，分歧并不在于政策层面的“坚持市场化改革”或“坚持社会主义”，而在于更根本的哲学思维。

从思想渊源上看，中国的“自由派”并不是西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直接后裔，而“新左派”也与西方当代的左翼思潮有根本区别。两者实际上师出同门，都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具有浓厚的广场政治运动色彩的左翼文化的承继者。两者看似势不两立，但其哲学基础都归于唯理主义，相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相信理性能设计出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自由派”相信西方发达国家已为中国树立了理想模式，改革只需要照葫芦画瓢。而“新左派”则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给出世界各国应该遵循的社会模式，中国只要回归共产主义的普世价值体系就行。

关于唯理主义和普世主义的危险，西方学界和社会已有深刻认知。伯特兰•罗素批判了古希腊直到现代的唯理主义，将其视为政治专制主义的哲学基础。在中国，学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传统和西方近现代的专制主义，却很少从哲学上反思现代中国近代的思想和社会文化传统。许多“自由派”常常自诩为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信徒，但其思维方式却和西方古典的自由主义南辕北辙。从哲学上说，中国的“自由派”跟“新左派”别无二致，两者都是斯大林主义或日丹诺夫主义的学生，都被原教旨主义和普世主义俘虏而不自觉。

所以，在今日之中国，“自由派”、“新左派”之争，是唯理主义的内讧，是原教旨主义的互博，是普世主义的领导权之争。它们与政府的分歧，其实是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原教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我多年来一直认为，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学界的思想创新明显滞后于政界、企业界、甚至劳工界。这并不是因为这些非学术界人士在思维能力上超过了知识分子，而是作为改革的实践者，实业界人士必须奉行现实主义和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打破原教旨主义的桎梏。而知识分子太痴迷于概念和理想王国的构造，最后难免陷入原教旨主义的陷阱。中国在经历改革三十多年后，这两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对中国改革和民族复兴的威胁仍然不可轻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