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年将是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期，也是中国自身治理的关键期。西方由于遭受危机，并缺少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案，其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地位在下降。西方国家普遍相信“权力转移”理论，它们担心现存世界秩序不是被一种多极、多元、多样的全球秩序所取代，就是变得更无序和混乱。
G20是西方组织和领导的，并非新秩序，却可能是新秩序的开端。新秩序的特征是多极、多样、多元。在货币方面，有美元、欧元、英镑、日元、人民币。世界银行之外，有新兴大国组建的发展银行和地区货币金融安排。在欧洲地区主义衰落后，其他地区合作如东盟和南美区域一体化可能加强。
2012年，世界主要大国的大选或者换届，各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将是未来世界秩序演化的关键因素。如果欧盟在未来5年难以扭转颓势，欧洲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大大下降。2012年普京重回总统位置，俄罗斯国力若继续兴起，其国际地位将上升。2012年无论谁当选美国总统，都会采取一切手段竭力维持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和“自由霸权”。“金砖国家”的含金量未来5年可能下降，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受到西方危机的影响。而后果之一是，“金砖国家”联合推动世界新秩序变革的实力不够。
对中国而言，不管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有序还是无序，是旧秩序还是新秩序，是多极、多元，还是继续的西方统治，未来5年都是关键期。这意味着未来5年也许是世界新秩序形成的转折点，也可能是西方竭力恢复主导地位的关键期，更可能是未来世界进一步无序化的过渡期。
中国能否在未来世界发挥更大作用，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利用好西方危机。换句话说，西方的危机可能是我们的机会，能否成功利用西方危机，将决定中国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位置。而中国国内的转型，包括经济转型、社会进步、政治改革、军事变革、外交转型是我国争取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在这一世界新秩序中谋求更有利地位的基础。
为了因应一个变化的国内外环境，需要考虑修改我国外交政策中的一些原则，如“不带头”、“不结盟”和“不干涉”等。反思并调整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和优先顺序，修改这些原则，并非意味着放弃它们，而是让这些原则更具灵活性和适用性。
未来5年，中国还要注意加强与新兴大国、中等大国、小国(小强权)的合作，并要适当处理好与它们之间的冲突。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战略性、历史性地调整与美欧的关系，促使从全球被西方治理到全球治理，即中国治理世界，才能真正促成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性转变。而想做到这点，中国还需要在世界上提出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关于未来世界秩序的设想与目标，以及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