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旁人说,历史不外乎由时间、地点、人物等简单要素所构成,不需要动什么脑筋,死记硬背即可,哪怕是数学、语文基础不行,也能做好史学研究。其实不然。

历史原本就是现实的凝固,现实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既然现实是那么复杂,历史就不可能简单到哪里去。历史的生存状态固然是死的,但作为研究对象,其死的外表蕴藏着许多活的内涵,有血有肉,还充满矛盾,而且变动不居。欲期与死人对话,寻找谜底,搔到痒处,那就离不开思考,有时甚至还须求助于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否则,充其量不过瞎子摸象而已。

历史资料固然汗牛充栋，但由于资料的记录者各自的旨趣、视角、能力与目的不同,所记内容与质量迥异,甚至真假相间,如何找出相对真实与相对完整的记录，就亟待思考。此其一。其二、史料无论怎么繁多,相对于广袤多变的历史空间与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面目各异、喜怒无常的历史情感世界而言,又总是有限的,某些重要的历史细节或场景并未载诸文字,如何克服史料的不足，揭示历史的连贯性与整体性，同样依赖思考。其三、人类社会与大自然一样,常把某些关键因素隐藏起来,史料所记载的往往只是表面现象,顶多加一点暗示,如何找出那些关键因素,直逼历史的本质,仍然离不开思考。惟其如此,“学而不思则罔”(孔子语) 、“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语)等古训之于治史者同样适用。

便捷有效的思考一般可从推敲差异或矛盾入手。不同的史料、论点、论据之间的差异、不同论据的准确性与代表性的差异、不同论点的逻辑性与普遍适应性的差异、价值标准的差异以及论点与论据的矛盾、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矛盾等等,均不失为思考的起点或契机。

思考是涉足任何学术殿堂的不二法门,也是通向史识的桥梁。许多高质量的思考其实就是感悟,感悟所得便是史识,史识就是史学的灵魂。大凡前贤之治学者,不独功底深厚,左右逢源,而且“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乃至下笔有如神助,机杼一家，倚马可待。诚如袁枚所言: “学如弓驽,才如箭镞。识以领之,方能中鸪.”其实，无论是治史,还是习文,无论是涉足人文学科,还是研究社会与自然,既应在有限的学术生命里尽可能多掌握一些信而有征的资料(或实验数据),亦当通过提高感悟能力去尽量添“识”,因为前者决定学术功力之深浅,后者则决定学术品位之高低。二者均非朝夕之功,有时还不可强求，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又不可不试着去努力。否则，创获云云，便无从谈起。史学的真实与广博，连同哲学的睿智与思辨，文学的灵气与秀美，都是某些高品位的学术前辈所一并追寻的境界。蓦然回首，史识就在其中。陆游一句“工夫在诗外”，可谓现身说法，袒露玄机。

我自量资质愚鲁,且生也晚,嗷嗷待哺的小学时代即已撞上那大革文化命的非常岁月，至今浅陋不堪,不敢奢望同功力与史识接缘,但我常从某些前辈师长那光彩照人的史识中感受到思考的重要性,尽量鞭策自己多动脑筋, 既不成心标新立异,也不轻易对某些未经确证的定论人云亦云,试图在职业性的习史过程中多少也提供一点属于自己的声音。

例如,80年代初, 亦即我大学毕业不久,哲学界与理论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触动史坛,主张以“实践”为标准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呼声可谓不低,我则不以为然。在我看来,作为正确反映客观事物及其本质联系的真理与作为品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历史评价观点并不一样,实践对二者的要求也各不相同。历史评价固然是从死人的“实践”中来,但既无法回到死人的“实践”中去──死人不能复生,又不能将后人的“实践”越俎代庖──历史不能重演。至于历史人物的“实践”,那只是评价对象,更不能作为评价标准。又如,有的前辈认为“半殖民地”是“历史的沉沦”,“半封建”是“向上发展”,此论影响至今。我则实话实说:此论固然较之笼统的“沉沦说”更容易接近历史的真实,但至少无法回答:一、所谓“沉力”与“浮力”究竟谁大谁小?二、在没有回答此问的前提下,怎能得出近代历史总的趋向在前进的结论?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所谓“沉力”与“浮力”并非互相对立,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依存, 没有“半殖民地”,也许就不会有“半封建”,中华民族是用血和泪为代价来接受时代进步的。对于流行甚广的衡估历史人物功过大小与功过分成的观点,我也表示怀疑。因为这样的“定量分析”只是主观估摸,并无量化依据,是科学主义对人文学科的束缚所致。历史人物的功与过无法构成坐标尺上的正负值,既不能加减,也无法抵消。这些浅见不一定能广为接受,只因确乎倾注了我的一份思考,因而有幸引起某些前辈与同辈的关注，乃至首肯。

窃以为,智慧与勇气堪称人生驿途的启明星,但翻开其中的每一页都离不开劳动的双手。恩格斯说: “即使只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我从中领会出两层意思:一是唯物主义需要发展,不能依赖注经式的山重水复;二是发展唯物主义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光说空话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