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遗址整修之争堪称80年代以降影响及于大江南北社会各界的文化热点，也是近年来日趋激烈并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学术问题。年近七旬的著名清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王道成教授便是认真投入专题研究和积极参与争鸣的一位。当地球村的绝大多数邻里万人空巷喜迎新世纪之际，由王道成教授主编的《圆明园——历史•现状•论争》（下文简称〈圆明园〉）一书欣然问世了。该书篇幅凡95.9万字，分上、下两卷，由北京出版社付梓印行。
笔者在南屏晚钟的新年报时声中粗阅此书，深感编者视野开阔，取材广泛，佳作并蓄，见解纷呈，集资料性、学术性与现实性于一体，读来兴味盎然，受益匪浅。
一、资料性
在该书编入的91篇文字中，既涉及“规模之宏敞、丘壑之幽深，风土草木之清佳、高楼邃室之具备，亦可称观止”的圆明园之起始过程，又有英、法侵略者劫园之后以耻为荣的自供状，还有军阀当道时权贵豪强对满目疮痍的园址雪上加霜的档案记载；既有详细记载圆明园的珍宝、典籍横遭劫毁的宫廷清单，又有惊悉“遥远的亚洲文明的倩影”毁于一旦而义愤填膺的法国作家雨果向全世界人民诉说的“两个强盗的故事”，还有历代中国学人对两个强盗和八个强盗的和盘揭露与声讨；既有圆明园全盛时期赞叹园中物镜、情境与意境的闲适之咏，也有 “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之下的凝重篇章，还有不同学科的学者之于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建筑、园林及其审美意境按图索骥的专题探讨；既有近70年来社会各界关于圆明园遗址保护的呼吁与规划方案，又有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大的“圆明园大事年表”，还有替圆明园遗址现状呻吟的代言书；既有80年代以来围绕圆明园遗址应否整修与如何整修的各方争鸣之作，又有为方便读者而特撰的论争综述。让时代不同、职业不同、国籍也不同的众多作者代表走到一块，聚焦东方“万园之园”的废墟，其难度之大，似可想见。好在主编王道成先生不仅工于中国古代史，还以治中国近代史与中国园林史为专长，他的代表作之一《颐和园》一书曾被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誉为“国内关于颐和园最有权威性的著作”。况且，他原本还是中文专业出身，曾在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主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古代汉语等课程有年。惟其如此，由他主编汇集园林工艺、文物鉴赏、建筑史、宫廷史、中外关系史等众多学科之精粹的《圆明园》一书，才显得轻车熟路，取舍自如。尽管世人常称“文史不分家”，但恕我直言，如今像《圆明园》一书那样可以做到“文史不分家”的书籍并不多见。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为了加深读者之于圆明园兴衰时空的整体印象与重点画面，该书不仅将我国驻法外交人员摄自巴黎国家图书馆的圆明园40处图景之底片与清代长春园西洋楼铜板画20幅、德人奥尔末摄于1870年左右的西洋楼残迹照片13幅制版印入，另将圆明、长春、绮春3园的总地形图、总平面图及分园图、分景图、文物图案、遗址各处残照等176幅（其中只有个别图、照略嫌重复）插入相关篇什，堪称图文并茂。这固然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编校与制版的劳动强度和难度，但明显突出了全书的资料性，进一步提高了该书的可读性。这显然不是一般书籍可以望其项背的。
无庸讳言，尽管圆明园之名几乎老少皆知，但多数读者对圆明园的历史还不甚了了。通过阅读此书，人们不难明白，圆明园乃圆明、长春、绮春3个分园的简称与总称，其面积共达5200亩。读者通常只能借助于当代电影、电视与图片资料去走近和了解圆明园，人们所熟知的孤零零立于圆明园废墟之上的那数根汉白玉雕花石柱，固然属于英、法侵略者毁我大好河山的重要罪证之一，应予重点保护，但也应当知道，就圆明园本身而论，这几根残存的石柱只是长春园西洋楼中属于“远瀛观”景点的遗物，既不能完全代表长春园，也不能完全代表西洋楼，尤其无法反映连人面兽心的外来强盗也感叹那足以展示中国人“天才宏富”而又“难以描述”（《圆明园纪事书札》）的圆明3园的全部。一提起圆明园的劫难，多数读者只知1900年八国联军的强盗行径。该书的多种资料清晰地表明，早在八国联军肆虐之前40年，英、法侵略者就曾将它洗劫殆尽，八国联军不过是作为第2批强盗对同治年间清廷重修过的圆明园再发兽性和变本加厉而已。
二、学术性
为期20年许的圆明园遗址整修之争不仅属于举世瞩目的文化现象，亦为园林、文物、建筑、史学、理论等学科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有关争论不仅存诸不同学科之间，即使在同一学科内部，也难免见仁见智，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只允一种声音说话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了。从已经公开发表的论点与论据来看，学术界似乎还不存在“全部修复”之论。争论中的有关见解大致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类主张“保持遗址原状”；另一类则主张“部分修复”。读者品味《圆明园》的“论争”部分时，即可从争论双方各自的立论与驳论中一饱眼福，作一次目不暇接的学术巡礼。
当你读到“文物的价值，就在于它携带着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等等信息和寄托着人们的感情，因此，文物的生命就在于它的真实性，也就是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失去了真实性，文物就没有意义”时，也许不难与下列论点共鸣：“遗址就是遗址，要保存原状，不要画蛇添足，或改或造”（第719页）；当你再读“一百余年来所积累起来的垃圾渣土绝不是合理的存在，这些废墟不能充当遗物，没有存在的价值，而那些更有价值的遗物都还被埋在积土之下，难道这就是合理的存在吗”（第629页）时，当你知道“我们这座曾在古代文明中举足轻重的、被称之为‘万园之园’的圣地，现在已成为一个满目疮痍的垃圾堆、自留地、养猪场和豆腐坊，上千户农家和外来人口乌合在这里无序地生养、膨胀，制造着速度惊人地污染和人为地风化着园林最后的存在”（第800页）时，却又不难峰回路转，走近以下见解：“废墟如果不加整理，永远是废墟，只有整理过的废墟，才具备真正‘遗址’的价值，才能更好地显示它的原貌。”（第629页）
有的学者认为：“遗址，或者说废墟，有它的审美价值。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宫殿可能是美的，而‘西风残照，汉家宫阙’也有另一种美，它能给人一种深沉悠远的历史沧桑感。……我到欧洲游历，最使我心潮澎湃的，甚至沧然泣下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遗址、废墟。它们叙说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文明和这个文明一去不返的毁灭。那个绝壑深涧的德尔斐，那个海角天涯的苏尼翁，能够向你提出多少宇宙、世界和人生的谜”（第720页），德国柏林裤裆大街的闹市中心至今“耸立着一座二战期间被炮火削掉了一半的尖顶教堂”，在莱茵河与美茵河的汇合口，“昔日曾经耸立着德国统一日尔曼民族的威廉大帝的铜像……只剩下了一座空空的墩台……野草丛生，并落满了白色的鸟屎”，游人甚多，“如果在我国对于这么一位人物，怕是早就把那雕像复制了，因为我们历来喜欢修复历史”（第795页），读到这里时，人们不难为之动容，甚至还会掩卷思之；当你获悉以下不同的信息时，却又容易前功尽弃，见异思迁：“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就是专门培养从事对古建筑、古雕塑复原和仿制人才的教授。这是叫古典艺术修复的一门专业，他说，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专业教学，因为这是一门相当热门且非常被崇尚的学科。”（第799页）“德国人并没有把所有的废墟都保存起来，而是保存一点具有代表性的东西”，而美国的白宫原来就并非白色，“因为原来的墙壁已被火烧黑，于是涂以白色”，近两个世纪前历经战火并且孕育过《星条棋之歌》的那面星条旗目前也在准备“进行修复，得到克林顿的支持”，不能说只有我们炎黄子孙才“喜欢修复历史”（第804—805页），“西方园林的基本特点是以建筑为中心，环境起衬托作用，草坪、花坛、喷泉、雕像等都是建筑的附属物。中国园林则不同，讲究的是建筑在环境中的位置……讲究人工创造自然，建筑融于自然，注重总体布局的巧妙。基本特点是以环境为体，建筑为魂。建筑寓于环境之中，一旦脱离环境，便失去了它的价值。”至于建筑材料，“西方是以石材为主”，“中国建筑多是砖木结构，以油漆彩绘图案作装饰，虽富丽堂皇却难以持久”（第817—818页），“中国著名的古代建筑，极少有建成后，历经数百年至今，其间不曾翻修、重建的。且不说中国古代三大名楼——岳阳楼、滕王阁、黄鹤楼，都曾屡毁屡修，就以我们十分熟悉的天安门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不仅进行翻修，而且还加高了二米。”（第817—818页）
在辩锋犀利的论争篇章中兼听与比较，然后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分析方法与价值标准，作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判断，这对读者来说，只不过是开卷有益的一个方面。尤为重要的是，读者找到如许博学多闻的作者对话，不难从中扩大见闻，增长历史知识与文化知识，提高文物欣赏与旅游审美水平，增强思辨能力，进而举一反三。
还值得一提的是，力主“部分修复”的《圆明园》主编王道成先生虽不赞同批评者的观点，但能尊重对方的批评权利，以兼容与平和的史家胸襟，将批评者的商榷文章与自己的答复之作平等地收入书中。为了不让自己的论争回合多占篇幅，还把自己与批评者的第2轮争鸣作品搁置不纳。副主编方玉萍女士所撰写的论争概况之综述也能基本做到述而不评，坚持学术中立，确保读者独立思考的权利。至于由王道成先生执笔的那篇文采飞扬的长篇前言，在如实地概述圆明园的历史、现状和交代该书的编辑动因时，也不再重复论争动态，避而不谈自己与对方的见解分歧，不作任何先入为主的提示，遑论讥讽对方。显然，编者所展示的是一种地道的学者素养和情怀，与以权谋私的“学霸”之风无涉，弥足称道。
三、现实性 文化遗址的保护、整修之争本属全球性的棘手难题，时当经济建设大潮中的神州各地尤其是如此。许多争论往往以园林、文物工作者与人文学者为一方，城市建设者、经济开发者与经济学者为另一方，比较明显地表现为职业与学科之间的对阵。前者一般主张对文物与历史文化遗址采取保护措施，增加经费投入；后者则往往从城市规划与经济效益出发，要求拆除或转移文化遗址，或在原有文化景点上添设游乐设施，招徕游客。首都的圆明园遗址之争则不然。圆明园既是近代中国人饱经西方列强欺凌的国耻之区，又曾是举世惊叹的中华古典园林文化之瑰宝，两份历史文化的内涵与价值中的任何一份随时都不难提醒为数甚多的炎黄子孙去关注圆明园的何去何从。
平心而论，关于圆明园遗址之争，双方的内心世界都非常重视圆明园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价值，都理所应当地存在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圆明园情结”，不存在主张拆除或迁移圆明园遗址之类浅薄之论。至于怎样同时把握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价值，要不要兼顾二者，又当如何兼顾二者，才容易引起学术争端。如果不是集中在“兼顾”的层面上做文章，也许就难免流于司空见惯的意气之争。有关争论其实并非围绕要不要保护包括西洋楼残柱的圆明园遗址的问题，而是集中在如何保护，亦即圆明园遗址要不要整修，最终又往往归结为如何整修的问题，亦即如何结合中国国情，适当兼顾存诸圆明园中两种不同类型的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的问题。窃以为，正是基于圆明园历史文化内涵与价值的复合性而非单一性特征的存在，既为圆明园遗址保护与整修的操作层面提供了难度，也为今人的理性思考增添了难度。倘若不是集中在“兼顾”的层面上讨论问题，理性与情绪化之间有时也不过一步之遥，而且泾渭分明。真正的理性既拒绝情绪化，也拒绝片面性。
除开空想家的作为不论，人类的言与行一般都具有程度不一的共时性。圆明园遗址整修之争仍在继续，而遗址整修的局部工程在见仁见智的学术争鸣中早已开始启动。无论是保护的问题，还是整修的问题，无论是整修什么的问题，还是如何整修的问题，既有待继续动口，也急需适当动手。如果说哲学家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其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那么，历史学家与相关学科的学者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历史，其目的还是为了创造历史。编者在一向热心臂助中华文化事业发展的实业家李胜兵先生的鼎力支持下编成《圆明园》一书，把问题与资料和盘托出，让读者自己用脑去思考和判断，此举显然不是基于论争者的个人意气，而是基于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学者情愫。不是为了赢得一场学术论争，而是为了圆明园的未来。惟其如此，《圆明园》一书的现实性是不言自明的，它在圆明园遗址保护、整修乃至整个中华历史文化建设事业中的启示与借鉴作用也是可以期待的。
大凡同时具备资料性、学术性与现实性特征的书籍，不仅能给读者提供丰富的知识，还能给读者提供程度不一的思维线索与思维空间，都属于益在读者功在民族与国家的精神食粮，不仅可读，而且可信和可取。对于《圆明园》一书，我们也不妨作如是观。
透过圆明园遗址的现状与论争场面，且不说“保持遗址原状”论与 “部分修复”论之间是如何针锋相对，也不管读者最终将倾向于何种见解，人们都不难深切地感受到，“不论修复其主体也好，保留其残址也好，大家都是从保护圆明园、关心文物园林、热爱祖国地心情出发”（卷首，戴逸《序》），还不妨认真品味论争双方中某些可望回荡于神州上空甚至可望形成共识的激越浑厚之声。其中包括：“圆明园废墟应该永远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庄严的凭吊之地。”（第715页）同聚北京一个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国际会议，“外籍人士在会上谈的是如何‘保护’，而我们的人士谈的却是如何‘开发’。”（第721页） “要懂得遗址中携带着的历史信息的价值，要感受破破烂烂一堆石头的遗址的美，需要一个有高度发达的文化的社会背景。这个条件我们现在还不具备。近年来席卷华夏大地的拜金主义和文化的粗鄙化、低俗化，更加使我们难以接近这个条件。”（第720页）还有：“修复并非为了抹去记忆，而是为了强化记忆中更为深远的意义。……要保留这一块现存的断墙残壁作为历史见证……在另外一侧那已经失去了使人驻足联想、奋发自强功用和动力的大片荒草丛生、没有古迹和遗址的废墟上，恢复最具圆明园建筑风貌的重点景观——九州清宴（晏）等景区，以形成‘残缺’与‘完美’在强烈对比中给人们带来新的冲撞，只会比站在‘残缺’面前去想象‘完美’更加具有说服力”。（第800—801页）还有：“遗址的清理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按照考古工作的程序进行，事先要提出清理方案，按照文物法规定的程序报批之后，要有考古专家参加，并有合格领队人，以确保遗址清理的质量。”（第739页）还有：“民族的性格源于各自不同的历史与文化，毋庸置疑，不能简单地相互模仿或比较。但人类却有一种共识，那就是承认历史、尊重历史和发展历史。这是任何一个民族赖以生息繁衍在精神上巨大的动力。这不是狭义上的固守、利用，也无法回避和失去，更不能将错就错，自以为是。”（第799页）……
原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